返回 2025年05月30日

□梁国富 张学会
　　在全球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区域合作已成为实现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作为命运与共的亲密伙伴，双方合作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指引为双方合作指明了方向。
　　自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启动以来，双方在经贸、文化、安全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成果斐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全面生效实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稳步推进则为流域各国带来了共同发展的红利。在这波澜壮阔的合作进程中，华侨群体宛如一条坚韧的纽带，穿梭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底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深厚的文化认同，华侨力量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历史共生、利益共生、价值共生的紧密逻辑关系，成为推动双方合作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
　　一、历史共生：从移民网络到共同体根基的积淀
　　从历史演进视角来看，华侨群体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便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扎根繁衍，其形成的跨国移民网络与中国—东盟民间交往进程深度交织。早期华人移民凭借地缘与亲缘优势，构建了覆盖商贸、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跨国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服务于个体生存与发展需求，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东盟间的物质交换与文化流动，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民间基石。在这一过程中，华侨群体既保持着中华文化的内核，又在侨居地文化浸染下形成独特的文化适应性，这种双重属性使其天然具备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作用。
　　近代以来，华侨群体在跨国活动中逐渐形成“双重认同”特质，既保持对祖籍国的文化与情感归属，又深度融入侨居地社会。这种特性使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均能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抗战时期，华侨通过跨国动员支援中国抗战，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存亡紧密相连；冷战结束后，华侨资本与技术的双向流动，成为推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这种历史实践表明，华侨群体的跨国网络与行动逻辑，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呈现显著的同构性，为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与社会资本。
　　二、利益共生：从经济全球化到区域合作的动能转化
　　在经济层面，华侨群体的跨国经济网络与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生关系。华侨企业依托其对双边市场、政策与文化的深刻理解，在跨境贸易、投资与产业协作中扮演着“中间层”角色。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华侨群体凭借其语言优势、商业信誉与本地化运营经验，有效降低了双边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文化隔阂，成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纽带。无论是在RCEP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推进，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联通，华侨经济网络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衔接作用。
　　这种利益共生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率提升上，更反映在风险共担机制的构建中。面对区域经济波动、政策调整或地缘政治风险，华侨群体凭借其在双边社会的深度嵌入性，能够通过民间渠道协调矛盾、化解分歧，形成一种柔性的经济治理模式。例如，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华侨商会常通过非正式对话机制促进双方理解；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华侨社团积极统筹资源分配。这种经济网络与区域合作的协同演进，不仅增强了双边经济体系的韧性，更推动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经济治理范式。由此，华侨经济网络与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形成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关系，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价值共生：从文化认同到理念共振的升华
　　在文化维度层面，华侨群体的文化实践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共生关系。华侨在东盟地区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吸收融合当地文化元素，形成独特的华族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兼具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东盟文化的地方特色，成为双边文化交流的“中介符号”。根据文化传播理论，华侨群体通过华文教育、侨社活动、民间艺术展演等方式，将中国“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哲学思想与东盟“协商一致”“求同存异”的治理智慧相融合，构建起超越单一文明边界的价值对话平台，推动双方从文化认知走向价值共鸣。
　　更为重要的是，华侨群体的文化实践不仅促进了双边文化的互鉴，更直接服务于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在公共外交领域，华侨学者通过区域研究、文化比较等学术成果，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为双边合作提供学理支撑；华文媒体凭借贴近东盟民众的传播优势，以故事化表达呈现中国—东盟合作成果，消解认知隔阂；华侨青年依托跨境文化交流活动，搭建代际传承与理念创新的桥梁。这种自下而上的价值传播，有效弥补了官方话语单向输出的局限，使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易获得东盟民众的情感认同。由此，华侨群体的文化实践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形成互促关系，为区域合作提供了深层的精神支撑。
　　[梁国富系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博士；张学会系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教师，博士。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新时代东盟华侨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历史经验及实践路径研究”（24KSF003）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与认同研究”（24KSF016）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