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5年01月06日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如前所述，担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的梁安世在桂林留下了很多印迹。在那个时代，虽然他的仕途成就不如其他几人——比如张孝祥、范成大、张维、刘焞、王卿月等——未尝主政广西，但把视线放长远一点来看，他还算生活在一个不错的年代。按照今之学者的戏说，1154年中进士的这批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一批“高考生”。
　　看看这一年入榜的进士名单，我们就知道这一榜的进士对桂林的影响有多大：状元张孝祥，当过广西老大；范成大，当过广西老大；还有陈贾之后、朱晞颜之前的赵思，虽然如今鲜有人提及，但毕竟与前面两人是同年，也是广西老大（1191年至1193年在任）。
　　这一榜进士中，其他的著名人物还有杨万里、虞允文。虞允文是著名的“书生退敌”典故的主角，以少胜多，与金兵打了一场经典的采石矶大战，杨万里则与范成大一起名列“中兴四大诗人”。当然，秦桧的儿子秦埙也在其中。秦埙本是内定榜首的，但高宗已经对秦桧心生芥蒂，硬把状元给了张孝祥，狠狠地打了秦桧的脸。其实，秦埙也非浪得虚名之辈，颇得家中诗书传承，奈何老爹日暮西山，大势已去。
　　和这些人同榜中进士，当然是梁安世履历中的亮点。而恰巧错过了北宋元祐党籍之祸和南宋的庆元党禁，不能不说梁安世的运气还不错。不过，另一位广西老大在庆元党禁中却深陷其间，成为了韩侂胄攻击赵汝愚和朱熹一方的工具，这个人就是应孟明之后的广西老大陈贾，在任时间为1189年至1190年。
　　我们知道，应孟明回到朝廷中枢后曾经被韩侂胄邀请加入阵营，但被应孟明断然拒绝，在史上留下了一个刚正不阿的名声。
　　一前一后两任广西桂林大佬在庆元党禁中的不同立场，让我们不禁对当年的这场运动充满了好奇。这场运动对桂林造成了什么影响？毕竟，世上仅存的两块北宋时期的元祐党籍碑，桂林就有一块，而且是保存最好的那块。发生在十二世纪一头一尾的两次运动，似乎都有桂林人的影子，好像不聊聊它，总感觉缺了点什么似的。

　　陈贾的悲哀
　　陈贾接的是应孟明的班，他在桂林待的时间不长，仅两个年头，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桂林的石刻群里，难觅他的踪影，现今的桂林人，也甚少提及这个家伙。当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桂林人对陈贾很不屑，因为他是庆元党禁中攻击朱熹的干将，做了韩侂胄打压政敌的马前卒。陈贾是庆元二年（1196年）初冬才回到朝廷的，之前一直出任外官，包括在桂林这段经历。悲哀的是，史书关于陈贾的记载甚少，虽然为韩侂胄出力不少，似乎并没得到相应的待遇，更像是韩侂胄为了壮大队伍，临时拉的壮丁。陈贾的入朝任职，似是韩侂胄感到朱熹不知趣后的反应，但显然担任监察御史的沈继祖，都比陈贾更受青睐——陈贾在之前的宰相王淮手下也曾任过监察御史，深知王淮不喜理学，陈贾也曾上疏说过朱熹理学的不是：“道学之徒，假名以济其伪，乞摈斥不用。”当时理学又被称作道学，有此番表态在先，可能也是韩侂胄拉陈贾入阵营的主要原因吧。奈何不知什么原因，是出力不够猛呢，还是能力本就不够，此后整个庆元党禁的运动过程中，就基本上不再见到陈贾的身影了，远不如其他一些人，史书上频频提起。倒是后世的一些文人，留下了不少讽刺陈贾的文字，其中署名淳熙太学生的一首七言绝句，更是让人唏嘘：
　　　　 《刺陈贾》
　　周公大圣独遭谤，元晦真贤亦被讥。
　　堪叹古今两陈贾，如何都把圣贤非。
　　元晦就是朱熹，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曾经记录，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当浙东提举的时候，曾经举报台州巡按唐仲友有不法行为，但当时的丞相王淮与唐仲友是姻亲关系，于是就让陈贾出面怼朱熹，陈贾结果还真干了这事。
　　有意思的是，当时还有个叫郑丙的人，也一起发表了和陈贾相似的意见，而这个郑丙，在十多年前还做过广西提刑——又是个和桂林发生过关系的人，而且，江湖上名声还不错。有个这样的故事，说是在广西路任上，归正官沙世坚性勇武，因贪赃案被发配静江军。当时，广西大盗十分猖獗，郑丙就叫沙世坚立功赎罪。沙世坚接受任务后，及时将大盗头目捕获，为民除了害。郑丙就上奏恢复沙世坚的官职。复职后的沙世坚，又打了好些个胜仗。此事被人津津乐道，而郑丙的知人善任可见一斑。
　　这件事情又似乎在告诉我们，韩侂胄对朱熹的打压，就手下人的立场来看，站队搏官场前途的确实不少，但也未必就全是拍韩大人马屁的投机分子，确实也有一些真的不把朱熹学术理论当回事，而且不把朱熹当圣贤的人。陈贾属于哪种？这么来看，其实也是不好轻易下结论的。
　　不过，韩侂胄一方把学术争论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且任意发挥，大肆打压对手，却为今人所不齿，当然，很多古人也不认可，甚至《宋史》一书里，还把韩侂胄归到了奸臣行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庆元党禁发生在皇权交替之际。这么一说，可能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时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动荡了。皇权更迭，正是权力洗牌的时间，权力洗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铲除异己。而铲除异己的方式有很多，抓贪是一种，但真正杀人诛心的还是从学术思想领域入手。所以，韩侂胄压服老对手赵汝愚的方法，最简单高效的方法，就是把赵汝愚盟友朱熹的道学思想打成伪学，然后就予取予求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赵汝愚和韩侂胄是一伙的，两人联手宗室成员赵彦逾把赵扩扶上了位，也就是宋宁宗，而让“神经错乱”的光宗当了太上皇。这次宫廷政变中，身为宗室成员的赵汝愚是主导者。起事前，赵汝愚做出了许诺，比如说让赵彦逾主政，让韩侂胄当节度使，他自己居幕后。问题是，赵汝愚事成之后，好像把这事给忘了一样，说自己和赵彦逾是宗室成员，而韩侂胄是外戚，都不方便言功。这里面的滑稽之处在于，既然“各不言功”，你老赵倒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揽相权，志得意满，我赵彦逾却被外放，做了个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居然就远离了朝堂。而韩侂胄更惨，只弄了个宜州观察使（正五品）兼枢密都承旨的待遇。
　　枢密都承旨干啥的？掌管枢密院内部事务，检查枢密院主事以下官吏的功过及其迁补等事。皇帝于崇政殿处理政务检阅禁军武士、接见外国使臣与少数民族首领时，枢密都承旨侍立于侧，随事陈奏，或取旨以授有关机构——就是个机要秘书嘛。韩侂胄也找过赵汝愚，想谈谈这件事，奈何老赵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态度十分冷淡。这隔阂自然就产生了。
　　通常来说，赵汝愚此时权柄在握，是有资格在韩侂胄面前端一端架子的，但他显然只是保持了对韩侂胄的戒心，却忘了韩侂胄的背景和能量，毕竟，韩侂胄的祖爷爷也当过宋朝的宰相，而且，韩侂胄的孙侄女，就是新登基的宋宁宗赵扩的第一任皇后，随便吹两下枕边风，说给韩侂胄压压担子，你老赵也不好驳大老赵赵扩的面子吧？而一旦韩侂胄在赵扩面前说两句你赵汝愚的坏话，你还真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更别说他还是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外甥，又是宋神宗第三女的孙子，堪称南宋第一外戚，你就这么把人家给晾着？
　　朱熹也劝过赵汝愚，说这一大咖，你跟他较啥劲呢？给他一节度使，如他愿，然后让他远离中央朝廷，不就皆大欢喜了嘛。但赵汝愚听不进，硬是要把危险因素放在眼皮子底下，可能觉得这才是最可靠的控制吧。然后，隐患就此埋下。
　　应该说，赵汝愚刚开始对韩侂胄的打压是成功的，毕竟，赵汝愚根正苗红，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八世孙。一路数下来，赵汝愚是宋朝宗室成员里第一个也是唯一出任宰相的人。老赵掌权后，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学术上有宗师之称的朱熹招到了朝廷，安排朱熹给宋宁宗讲课。当时的朱熹在江湖上地位很高，简直就是泰山北斗一样的存在，旗下门生弟子众多，影响力巨大。老赵也是信奉道学的人，把朱熹拉进自己的阵营，一个做政治领袖，一个做思想领袖，双管齐下，再加上众多追随者的捧场，赵汝愚的权力体系看上去牢不可破。
　　不过，篱笆扎得再密实，也会有缝，赵汝愚这道篱笆最大的缝就是他的出身问题。他号称南宋第一宗室没有问题，但在宋太祖赵匡胤那时候就曾定下一条规矩，就是宗室成员不能为相，怕的就是宗室宰相权力太大，影响皇帝的发挥。这条规定后面果然成为了赵汝愚的痛脚，被韩侂胄清楚地看在了眼里，一番筹划后，一击即中，然后如阿喀琉斯的脚跟一样，一击即溃——这里面，当然也有宋宁宗的原因，即使在赵汝愚独掌相权风光无限的时候，碍于祖训，赵扩这心里其实一直都在赵汝愚和韩侂胄之间摇摆的，他动谁不动谁，往往只需一个契机，并不需要太讲道理。
　　而韩侂胄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给宋宁宗提供了这个契机。在与赵汝愚的争斗中，韩侂胄有两个明显的优势。首先，他是第一外戚。在外戚与宗室之间做选择题时，君主往往认为同姓宗室的威胁要比外戚来得更加直接要命，通常都是亲外戚而忌宗室的。这个好理解。其次，韩侂胄的官职确实不高，奈何他实际上离皇帝更近，更有亲近皇帝、交通内廷的便利。
　　除此之外，韩侂胄还有两大杀器。一是利用职务之便，掌握皇帝的御笔内批。御笔内批是皇帝的特权，无需中书省议论，别问为什么，下面直接执行就是。宁宗偏偏又是个喜欢御笔内批显示权威和圣上智慧的人，这就给韩侂胄的反击提供了诸多方便。第二，利用诸多方便之门，韩侂胄先下手为强，把左右舆论、弹劾宰相的台谏势力在潜移默化间收入手中。千万别小看这台谏势力，他们妥妥的就是包括宰相在内的高阶官员杀手。赵汝愚也不是不知道这条路的重要性，从他招朱熹入朝试图直接影响皇帝一事上我们也看得出来，但他一是在台谏这边下手慢了，操作起来也不如韩侂胄顺手，二是他终究轻敌了，延续了宋朝一贯的文人轻视武将的思路。结果很快就败得一塌糊涂。
　　在宁宗御笔的掩护下，大批的韩方力量被引入朝廷，然后韩侂胄紧抓住赵汝愚的宗室身份不放，狠狠地打向了七寸处。当然，原来的盟友赵彦逾的临别“秋波”，更是往炉膛里又添了一把火：赴任辞别宁宗时，赵彦逾拿出了一份名单，说里面全是赵汝愚的同党。赵彦逾同为宗室成员，和赵汝愚、韩侂胄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这颗重磅炸弹一出，不炸也是一根刺，赵汝愚的败局基本已定。
　　先是朱熹不讨宁宗的喜欢——除了韩方势必要拔掉赵汝愚的这面旗帜的原因外，朱熹的唠唠叨叨和成天挑刺，让宁宗很是厌烦——黯然离开了朝廷；然后赵汝愚的干将彭龟年外放，也离开了朝廷；再然后，就轮到大势已去的赵汝愚自己了。庆历元年，宁宗下定决心，罢黜了赵汝愚。
　　与文士出身的赵汝愚相比，以武将身份立世的韩侂胄手段要硬得多，铲除异己的时候绝不手软，他斥道学为伪学，与他意见不合之人，都统一划入“道学之人”阵营，就连科举考试中，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后面的事情我们可能也都知道了，赵扩在韩侂胄的影响下，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然后与他们有关系的人，都不准为官，也不准参加科考，彻底掐断了上升空间。从公元1195年开始的这场禁伪学运动前后持续了六年时间，这就是史上的“庆元党禁”。

　　似曾相识的庆元党禁和元祐党人
　　庆元党禁中，受打击和牵连的绝不止已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上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弄得人人自危。对于一直读“桂林那些事系列”的桂林人来说，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大名单中，最为熟悉的可能是一个叫吴猎的湖南人。吴猎相当于张栻的弟子，和朱熹也熟，张栻离开桂林后，把吴猎推荐给了刘焞，而吴猎出计，帮刘焞解决了李接的农民起义问题。庆元党禁运动中，正好在朝廷工作的吴猎未能逃过此劫。虽然后来党禁放开，大部分人都被平反，吴猎也在其中，但迟来的正义，真的还能称作正义吗？此事值得商榷。
　　列入庆元党籍名单的只有五十九人，但在更早的宋徽宗时代，还曾发生过一起涉及面更广的讨伐“元祐党人”运动——元祐是宋哲宗时代的年号。主持这次运动的是宰相蔡京，1105年，蔡京把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合或有私怨的大臣一律贬黜，列入元祐党人名单的有一百二十人，全部被斥为元祐奸党。最有“创意”的是，宋徽宗听信蔡京的话，把所谓“元祐奸党”名单御笔亲书刻于石上，还命蔡京抄写出来，下令全国各州县立石刻碑，颁行天下。但是这件事情，因朝中和地方反对声音太大，第二年又下诏全国各地毁碑，所以，这块碑实际上存在仅一年便烟消云散，也是相当的儿戏。元祐党人的彻底平反要到高宗时期（1127-1162年在位），此时距离当初立碑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件事，即使碑毁了，怎能不留痕迹呢？于是在桂林，就出现了一单例外状况。
　　宁宗庆元戊午年（1198年），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的旧拓本，重新将“元祐党籍碑”刻在了龙隐岩上。梁律认为，曾祖父能与司马光、程颐等大儒同列党籍，足以永垂后世，光耀后代。估计这是宋徽宗和蔡京完全没预计到的事情，用来数落别人的罪状，结果反倒成了他们恣肆弄权、陷害忠良的铁证。
　　这块刻于龙隐岩石壁上的《元祐党籍》碑，是目前全国仅存两块中最完整的一块。有意思的是，梁律的拓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拿出来重刻？尤其是在这个庆元党禁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拿出来？
　　这个时间点颇令人玩味。1198年，主政桂林的是张玠，他对静江府下级官员梁律的举动显然持的是默许态度，这又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