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3年12月19日

□本报记者 杨湘沙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宋之问登进士第。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登进士第。
　　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另说仪凤三年即678年），张九龄出生。不管是673年，还是678年，算起来，当宋之问进士及第时，张九龄才刚刚出生。而当张九龄在武则天时代考上进士的时候，宋之问早就凭借超常的颜值和不凡的才情在武则天周边混着了。
　　把这两个结局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大抵有两个原因。首先，两人差了二十几岁，但也算同时代的人，都在武则天领导下工作过。其次，两人都和桂林有着不得不说的渊源，也都留下过关于桂林山水的名篇。
　　不过，两人才情相近，但一生的际遇完全不同，却仍是令后人扼腕嗟叹不已：宋之问是在流放时被唐玄宗赐死在桂林的，张九龄则是被贬但任桂州刺史和岭南道按察使时，在桂林度过了一段不算长的时光，但此后却得到了玄宗重用，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两人在桂林的时间，一前一后，大致错过了二十年，而这又和他们出生、发迹的时间差基本雷同。
　　常言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两人都是进士出身，以诗文立身，入的都是官场，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张九龄和宋之问
　　宋之问中进士时十九岁，比张九龄的二十四岁要更吸睛。宋之问有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张九龄也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佳句。在诗歌的造诣上，公允地说，两人相差不大，但作为一位划时代的诗人，宋之问在创作数量和对后世律诗的影响力上，实际上还是略胜一筹的。而且，张九龄在律诗上的耕耘方向，未必就没有受过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宋之问的影响。
　　不过，人生的道路，张九龄比宋之问走得稳当，毕竟张九龄不光诗写得漂亮，杂文随笔也写得好，执政也有独到之处，这是宋之问所不及的。不少学者认为，恰恰是这方面的差距，让两人的仕途走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宋之问的诗能让武则天心花怒放，但张九龄的策论，对国家大事的洞彻能力，却能让唐玄宗拍案叫绝，遂引为肱股之臣。所以，唐玄宗赐死了一个正在流放、已经对朝廷毫无威胁的宋之问，却重用了一再想要归隐韶关老家的张九龄。说起来，这也是很多唐朝诗人的宿命，才情有余，治国不足。
　　古代时，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概意思就是说，祭祀和用兵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这是《左传》里的话，见于成公十三年，出自刘康公的一段说辞。张九龄没带过兵，但从桂林当年舜庙的祭祀活动由他来主持，并负责撰写《祭舜庙文》一事上来看，他的政治才能并非宋之问能比。
　　今天桂林北边的虞山公园里，有虞帝庙（也曾称舜庙），虽然不见《祭舜庙文》的石刻，但《祭舜庙文》却也流芳百世。这是张九龄留给桂林的宝贵遗产：
　　
　　维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兼当管经略使岭南道按察使摄御史中丞佩紫金鱼袋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某，敢昭告于大舜之灵：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圣而奋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内，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黄屋之尊，巡守而来，殂落于此。倦勤之造，永结于黎庶；惠怀之尊，长存于寿宫；载祀虽遐，威灵如在。今圣朝绍兴至道，湣兹远人，爰遣使臣，按理边俗，惟神幽鉴，愿表微诚：若私僻为谋，公忠有替，明鉴是殛，俾无远图；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视，当福而不福，为善者惧矣。今至止之日，辄诣陈诚，伏惟神道聪明，亮斯钦畏，愿俯垂冥祐，俾输力明时。尚飨。
　　
　　对于今人来说，这篇祭文的准确翻译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能尽懂，但“悉心在公，惟力是视”的意思却容易明白：一心为公，竭尽全力。
　　张九龄推崇尧舜之道，效法“明德”的舜帝，为民造福的决心在这篇祭文中彰显无遗。史书记载，张九龄到任后确实真如祭文中所云：“悉心在公，惟力是视”；大力整顿吏治，“黜免贪官，引申正人”；亲理刑狱诉讼，明察善断，“明吏事，面决是非，口成案牍，狱无轻重，咸得其平”，于是桂州很快“泽被膏雨，令行祥风”。此外，张九龄还常以“岭南按察选补使”的身份“自揽辔登涂下车，按察五岭，德化而风羡”，影响已经不止桂林一地，而是遍及岭南，百姓有口皆碑。唐玄宗对张九龄的表现评价甚高，在《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制》中，说这老小子“雅有才干，兼达政理，文孝著于四科，忠信弘于十室”。这也是后来张九龄能当上宰相的重要原因。
　　张九龄在桂林待的时间不到一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干了这么多事，留下的文字不多，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他离开桂林时，还是留下了一首名为《巡按自漓水南行》诗，至今仍为后人称颂。张九龄走的是水路，沿漓江、桂江、西江直达广州，诗中对漓江风光赞不绝口：

　　理棹虽云远，饮冰宁有惜。
　　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
　　奇峰岌前转，茂树隈中积。
　　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
　　目因诡容逆，心与清晖涤。
　　纷吾谬执简，行郡将移檄。
　　即事聊独欢，素怀岂兼适。
　　悠悠咏靡盬，庶以穷日夕。
　　　　　　　　　　　　　　　　　　　　　　　　　　　　　　　　　　　　　　　　　　　　　　　　 
　　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史上第一首描写漓江风光的诗，但记者认为可能未必如此，说是对漓江风光描述最详细的诗也许更恰当一些。毕竟，之前的宋之问就留下过《始安秋日》和《登逍遥楼》的名篇，而《桂州三月三日》中“逐伴谁怜合浦叶，思归岂食桂江鱼”中所流露出的悲哀，更是让人联想到离人在漓江烟雨中的复杂纷繁情绪。
　　唉，坐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宋之问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终究敌不过能安邦定国的张祭祀张刺史。

　　张九龄这个人
　　张九龄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西)人。
　　按照史学界的评述，“张九龄少聪慧能文”，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是盛唐前期重要诗人，其五言古诗在唐诗发展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并且张九龄有胆识和远见，尽忠职守，敢于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敢于同恶势力进行斗争，对唐代的繁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么一个刚直不阿的人，在那样一个年代，最后叶落归根，得以在老家韶关曲江善终，也算是件不容易的事了。尽管享年不过六十三岁，但好歹也活了一甲子以上。
　　据本地学者考证，张九龄这位唐朝开元年间的贤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宰相的岭南人，有“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的美称。张九龄德才兼备，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一生三度入朝，堪称“三进山城”（20世纪一国产电影名）。
　　第一次进长安，张九龄中了进士，而且名列前茅。
　　能够在这种最高级别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得益于良好的家教，毕竟他曾祖父就担任过韶州别驾，爷爷出任过窦州录事参军，父亲也曾为县丞，妥妥的官宦世家，家学渊源，只不过就是级别普通了点而已——后来张九龄阻拦玄宗升牛仙客为宰相时，玄宗李隆基就笑话他，说你老是觉得牛仙客出身低微，你觉得自己就出身很高贵吗？但这就是李隆基不讲道理了，论出身，谁能跟李隆基比呢？人家讲的是当官的能力啊。
　　有了官宦之家的厚实背景，加上自己的努力，张九龄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了文学上的天赋，据说他七岁能写诗，九岁知属文，十三岁就写得出好文章了。他的文章和机敏，甚至惊动过当时的广州刺史王方庆，一个劲地猛夸小张，说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考进士的过程中，因为诗写得好，张九龄得到了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沈佺期的欣赏。这个沈佺期，就是和宋之问齐名、被后世称作“沈宋”的大诗人。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宋之问没有出现，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这算不算张九龄和宋之问人生轨道的第一次交集呢？
　　作为一个类似于国家图书馆、档案馆之类的责任编辑兼校对的文职，想往上走，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知道多少人要被挤下河，委实不容易。张九龄先是被授秘书省校书郎，十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升任过右拾遗、左拾遗，也曾进入过唐玄宗的视野。不过，依然名气不大、官位不显，后来更是由于“封章直言，不协时宰”，真话说得太多，不会拐弯，得罪了宰相姚崇。心灰意冷之下，干脆就以任期到了为由，辞官回了岭南老家曲江。这是张九龄第一次离开朝廷，但这一次是他自己选择要回家，算不上犯事贬谪。
　　回家待了一年，张九龄第二次入京了。
　　这次被召，主要原因就是他在老家主持修建大庾岭路有功。当时，中原联通岭南，除了灵渠沟通湘漓水系外，另一条路从江西下广东，则必经大庾岭，而“岭东路废，人苦峻极”，来往十分不便。张九龄便把精力放在了这个民生工程上，在反复考察地理交通后，向朝廷提出请修大庾岭路，开凿梅关古道。朝廷批准后，他亲任项目主管，踏勘设计，指挥施工。很快，古道开通，南北交通大为改观，随后人口迁移、军队调动、商旅往来、使节访问大为便利。这件事情由地方官员报上去后，让朝廷看到了张九龄除诗文之外，在执政上的不俗功力。
　　说到大庾岭，难免不让人想起宋之问。宋之问第一次被贬流放时，走的就是大庾岭，次年他偷偷溜回长安，走的还是这条路。也因此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一首叫《度大庾岭》，一首叫《题大庾岭北驿》。一句“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既道出了肝肠寸断的离愁，又旁敲侧击讲出了大庾岭的路实在难走，分明就是繁华和蛮荒的分界线嘛。
　　这是不是张九龄和宋之问的第二次时空交集呢？我吹过你吹过的大庾岭的风，这算不算相拥……
　　张九龄回长安的第三年，张说拜相。然后，张九龄的仕途驶入了快车道。
　　说起张说这个人，确实有和张九龄不得不说的故事。古籍上记载，张说敦气节，重然诺。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时人称为“大手笔”。张说的一生，正好反映了武则天晚期到唐玄宗早期之间一类人的典型状态：说上就上，说下就下，全凭帝王一句话。据说，张说倡风骨、重意蕴，诗文兼擅。关键是，他三度为相——和张九龄三进山城是巧合，还是注定——这心理素质也是极强。史书记载，张说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位高望隆，堪称文坛领袖，而且他又喜欢推荐后进，所以，张九龄就入了他的眼。
　　与张九龄一起入张说法眼的，还有个叫王湾的，也就是写过“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那个家伙。后来张九龄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时候，有没有借鉴过王湾？估计多少也受点影响吧。
　　张说重新当上宰相后，一直对诗文不俗的张九龄照拂有加，张说不仅欣赏他的政治才华，还赞誉他的诗歌文章，推他为“后出词人之冠也”。有了大佬的关照，张九龄很快升了官，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过，张说的性格也是刚直，所以后来又被人算计了：宇文融和李林甫等人弹劾张说，结果张说被罢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张九龄和张说走得太近，被指依附而深受牵连。后外放地方，任洪州都督。说来道去，这张说和张九龄算是师徒两个吧，他们的仕途都受到了姚崇的影响。这也是唐朝诸多文人的一个宿命，让我们突然意识到，选择站位是有多么重要。
　　公元731年，张九龄第三次入京。这之前的一年，730年，就是张九龄任职桂林的那一年。所以，要说桂林是张九龄的福地，也不算夸张，毕竟此次北上，张九龄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因张九龄才思敏捷，文章精美，深得唐玄宗倚重，众多皇帝诏书都让他起草。第三次入京仅仅两年多，张九龄便被授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当朝宰相，掌管朝政。如你所知，这里面自然离不开张说的推荐。
　　按史书记载，727年，唐玄宗顶不住压力，勒令张说致仕退休，毕竟张说性子急，和同事关系很差，偏偏还有贪财的短板。729年，唐玄宗想张说了，又命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还被重新任命为宰相。730年，张说患病，唐玄宗每天都派中使前去看望，并亲自为他开药方。同年十二月，张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也就比张九龄多活一岁，这是真的师徒俩——唐玄宗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亲自撰写神道碑文。而张说临死前，都还不忘向李隆基推荐张九龄。这应该是张九龄第三次进京的最大助力。
　　张说欣赏张九龄，不停地为张九龄扫清障碍，铺平道路，而张九龄对张说也是誓死跟随。就这点来说，这两人相对凝望的眼神，确实都在正常水平之上。不过，张九龄第三次离开朝廷，偏偏却是他眼神出了差错，因为举荐长安尉周子谅担任监察御史受到牵连，被人弹劾不称职而被降职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就此离开了朝廷中枢机构。
　　740年春，再次心灰意冷的张九龄请求回乡拜扫先人坟墓，当年农历二月（另说五月）因病去世，终年六十三岁。李隆基赠封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文学政事，咸有所称
　　史上对张九龄的评价，基本上以正面为主，跟宋之问完全相反。
　　《旧唐书》评价张九龄说：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
　　《新唐书》则认为张九龄太直，原则性太强，不懂变通，老是争个不停，实际效果不好：……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擢，狎而易之，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愈切，言益不听……较力虽多，课所效不及姚、宋远矣。
　　王方庆很看重小时候的张九龄：此子必能致远。还真被他说中了。
　　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这是政敌李林甫对张九龄的不屑评价，也可做一家之言。
　　李隆基曰：……九龄文章，自有唐各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帅也。
　　崔群说：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元稹的评价也不低：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司马光的评价很中肯，一语道出了张九龄的为官特点：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吴中复看得很清楚的样子：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遂致太平。乃李林甫用事，纪纲大坏，治乱于此分矣。
　　诗圣杜甫表示，张九龄作品给他的感觉是：“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堪称诗坛的一股清流，格局高峻。巧合的是，杜甫给宋之问也写过诗，名为《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中饱含对宋之问的尊敬和思念之情。那么，这算不算张九龄和宋之问的第三次交集呢？
　　事不过三。张说三度为相，张九龄三进“山城”，张九龄和宋之问除开桂林之外也有三次时空交集，这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谁又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