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3年09月19日

　　前不久，广西电视台系列专题片《广西故事》中，播出了一期以“临桂词派”为主题的节目。节目播出后，在桂林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不少人纷纷感慨，原来桂林还有这样一个享誉晚清词坛的文学流派。
　　临桂词派是一个怎样的文学流派？这一词派为何会诞生？它的存在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日前，记者采访了广西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故事》之《临桂词派》的学术顾问莫道才，请他来聊聊中国古典文学的绝唱——临桂词派。
　　记者：何为临桂词派？
　　莫道才：临桂词派是清末词的流派之一。近代词学家蔡蒿云在《柯亭词论·清词三期》中提道：“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馀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
　　清代词派分了三个时期，浙西词派、阳羡词派为第一期，常州词派为第二期，临桂词派是继前两个词派后出现的第三个词派。这一词派被蔡蒿云评为“今世词学正宗”，可见其地位之高。
　　临桂词派又被称为粤西词派、桂派，是晚清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古典词派，可以称之为古典文学的“绝唱”。临桂词派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是广西最能写入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流派，也是广西传统文学史上唯一一个用地域来命名的词派。
　　记者：临桂词派是如何诞生的？因何而得名？这一文学流派有哪些代表人物？
　　莫道才：临桂词派的诞生与“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王鹏运有着莫大的关系。王鹏运生于1850年，是广西临桂人，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半僧、鹜翁、半塘僧鹜。晚清时，“临桂”指的是现在的桂林市，并非我们如今所说的临桂区。
　　虽然桂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如果王鹏运一直生活在桂林，他和临桂词派很难有很大影响。同治九年（1870年），王鹏运中了举人，上京赴考，此后便在北京等外地做官。他先后担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江西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等。他直言敢谏，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安危。
　　在京为官期间，王鹏运受到清代诗人、同在朝廷做官的同乡龙继栋的引荐，参加了以广西籍官员文士为中心的文学组织“觅句堂”，展示了他极高的创作才华。之后，他又数举词社，吟咏唱和，聚集了刘福姚、邓鸿荃、文廷式、宋育仁等一批志同道合的词人，形成了风格相近的词学流派。
　　除了王鹏运之外，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等人，其中，况周颐同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况周颐进京赴考，之后与王鹏运结识，二人朝夕唱和。因为王鹏运与况周颐的词学造诣很高，影响最大，为这一词派中的核心人物，二人又都来自临桂，“临桂词派”也由此而得名。
　　记者：临桂词派的词论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
　　莫道才：临桂词派在词学理论方面，提出了“重、拙、大”的创作标准：“深之于重，闳之于大，约之于拙”。“重、拙、大”包括了创作态度、作品内容和表现方法三个方面。
　　“重”，就是沉着，用遒劲的笔力表现深厚的思想内容，主要在气格，不在字句；表现方法要“拙”，即自然、真切、恰如其分；作品内容要“大”，即生活基础要深厚，题材重大，寄托深沉。
　　这个创作标准最早由王鹏运提出，之后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进行了总结。提出这一标准，与时局密不可分。在王鹏运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逐步把中国殖民地化和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反抗的时代。他的一生，正值民族矛盾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之时。国家多难，民生多艰，变法和守旧的斗争此消彼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鹏运认为，文人写词不能局限于花前月下、无病呻吟，应当要有对国家、社会的思考，要将个人命运同家国命运联系起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因此他的词作也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临桂词派”的词人滞留在京城，避居宣武门外的“四印斋”。都门残破，满目疮痍，于是三人相约每夕拈一二调填词，以排遣抑郁。当时几人共写下了数百首词，后整编为《庚子秋词》。
　　记者：《庚子秋词》为何有“词史”盛誉？
　　莫道才：如果说杜甫是“以诗写史”，那么《庚子秋词》就是“以词写史”。《庚子秋词》用数百首词来记录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这一段史实，这也是这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最重要价值。
　　《庚子秋词》突破了传统的软媚词风，感时抚事，以词为史，内容丰富。词人以愤激的感情，揭露了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痛斥了慈禧等人的卖国行径，同时反复抒写了一个重要内容——报国无门的忧愤和乡关之思。
　　《庚子秋词》将封建王朝解体前危机四伏的时局记录了下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清廷的腐朽，几乎触及到庚子事变的各个方面，具有“庚子实录”的性质，也使之具有了词史的性质和规模。像这样用词的形式迅速及时地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反响和抗争，且达200余首之多，自南宋辛弃疾以来，是很少见的。
　　记者：临桂词派为何能产生较大影响？
　　莫道才：一个词派要产生影响，应当有代表词人和代表作品。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均有各自的作品集，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中国人已经麻木不仁，但王鹏运、况周颐他们没有这样。他们通过词作将时局和自己的思考记录了下来，关怀时事，关怀苍生，看到了国家的衰败，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忧虑。
　　临桂词派除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外，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古籍刊印整理工作。王鹏运刊刻了《四印斋所刻词》，选录了南唐冯延巳，宋代苏轼、贺铸、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金代蔡松年，元代白朴等人的词。之后，他又汇刻了《宋元三十一家词》，补充收录了31位词人的作品，附入《四印斋所刻词》中。此书的刊刻，对历代名家词集的传播，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也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
　　记者：临桂词派对今天的桂林文坛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启发？
　　莫道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史的最后一缕光彩，临桂词派提升了桂林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和影响。
　　我们也能从临桂词派中得到启发，桂林当代文学要走向全国，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特色，有一批有共同特征的作家、更要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和作品。还要有理论著作，以及集成式的作品库。
　　我们常说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知”，很多桂林人其实对临桂词派了解甚少。桂林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可以学习江浙的文化工程建设，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代作品文集集成出版，整理出版一套《桂林文库》，宣传桂林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桂林的文化自信。
　　记者唐霁云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