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4年01月14日

　　□张文燕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为我订了一份《少年报》。那时候的农村家庭，还没有让孩子读书看报来增长知识的意识，所以这份《少年报》在我们整个村子里是独一份，乡里的邮递员每次都把它送到我家里。我因此认识了当时乡里唯一的邮递员，因他姓周，村里人叫他“周邮递”。
　　“周邮递”的年龄、个头都与我的父亲相仿，就连黝黑的肤色也相似。想来我的父亲整日在田地里劳作，他则每天推着一辆笨重的“二八大杠”，驮着十里八村的信件书报在路上奔走，两个人承受的风吹日晒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他穿了成套的绿色制服，满脸泛着醉酒的酡红，拿报纸的手常常颤抖着，张嘴说话时喷着酒气。父亲曾在私下里说，好好一个吃公家饭的人，怎么就上了酒瘾变成这样！
　　第一次把一份《少年报》递给我，他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对着我说：“你爸舍得帮你订报纸，这可少见，你以后是要考状元的。”我擦干净了手，才小心翼翼地接过他手中的报纸。他又转头对父亲说：“老唐，你也有！”一边向停在门外的单车走去。那单车显得比我们家那辆结实得多，粗壮的三角架，锃亮的机头，通体绿色。横梁上挂着的两个连体邮件袋也是绿色的，它们一左一右，占据着整条横梁，向下则垂吊到三角架底端，把单车装点成了一辆两轮的小货车。他从袋子里拿出来另一份报纸，那是父亲的《科技报》，父亲专门订来指导科学种田的。
　　父亲让我叫他“周叔叔”，客气地留他吃午饭。他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个长方形的铁饭盒，打开给父亲看。他说乡里只有他一个邮递员，邮电所里所有的事都得他干，所以他单日里守在所里处理事情，双日里出来送信。他开玩笑地说，所长职工邮递员，什么都是我，我一人挑起邮电所。
　　铁饭盒里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午饭，当时我们的小村子没有饭馆酒店，附近的村子也没有，他出来送邮件，午饭就只能从家里带。用饭盒装了午饭带在身边，我们称之为“包饭”。有条件时可以把饭盒里的饭菜热一热，没条件就只能冷冰冰地凑合着吃了。
　　父亲把他的铁饭盒放到一边，说这个你等会带转回家去，中午我请你喝油茶。自产的花生，自己做的粑粑、麻旦果，不嫌简慢就行。他大笑着说：“花生送油茶可惜了啊！千有万有，不如花生送酒！我不喝油茶，有花生吃就要请我喝酒。”
　　父亲忙说：“有酒有酒，自己家的土熬酒。”拿了漱口用的大口盅舀出一盅来，又炒了两个小菜，就着一碟花生，两个人喝起酒来。父亲是不敢多喝的，下午还有一堆农活要干；这位周叔叔却不管那么多，一杯接着一杯，喝完又续，直到把口盅里的酒喝光了，这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推上他的单车离开。好在单车上的两个邮件袋已经干瘪，他的送信任务是完成了的。父亲有些担心他回家的途中会摔倒，后来才听旁人说这个“周邮递”这样搞习惯了的，每天都喝得这么醉。这倒也不很影响他的工作，因为他总是送完了报纸才喝，喝完慢慢走回家就行了。要是半途实在走不动，他会把单车丢在路边，到林子里睡一觉再走。
　　从那以后，“周邮递”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我是欢迎他来的，他一来，我的《少年报》就来了，我可以把每张报纸上的每一个文字都细细地读过，连中缝里的内容都不放过。我至今仍能背诵报上刊登的一些诗句，比如有一首写给盲孩子的诗：我们也有两扇小窗/不知道是谁把它关上/关得那么紧啊/不透一丝儿光……
　　他与父亲之间很是熟稔，常常是他一来，就坐在我家的堂屋里，和父亲扯上半天的闲话。父亲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与他闲聊，工作聊天两不误。我是他们的忠实听众，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懂得了许多同龄的农村孩子难得了解的事。比如什么叫做邮政编码，怎样正确填写信封，寄信人那一栏写个“缄”字是什么意思，包括手摇电话机怎么拨号，电报是怎么发的……
　　说得投机时，他便留下来吃饭。也不过是炒一碟花生，两个小菜，最多再煎两块豆腐，两个人一碗油茶一碗酒地慢慢喝着。常常是我父亲油茶喝得多酒喝得少，他则相反，总是酒喝得多油茶喝得少。有时缝纫事忙，父亲匆匆吃完急着踩缝纫机去了，他依然埋着头，啜一口酒，就一粒花生。奇怪的是他没喝酒之前手是抖的，两杯酒下肚反而不抖了，手中的筷子夹起花生来又稳又准。这时候的他，鼻子发着红，眼角带着笑，满脸都是悠闲和惬意。
　　当时我家喂了只大公鸡，毛色油亮，高大威猛，和儿歌里唱的“大红冠子花外衣”高度吻合。不知道为什么，它不喜欢“周邮递”，见他到来，总要扑上去狠狠叮一口，叮得他吃痛跳起来，禁不住骂道：“总有一天杀了你来吃！”
　　不久，村里的鸡染上了瘟病，死了一大批，我们家这只大公鸡却一直没事。“周邮递”好几次调侃说你们家的大公鸡怎么还没死啊，死了好做下酒菜呀！那时在农村是难得吃上肉的，特别到了五黄六月，没有新鲜猪肉买，腊肉此时也都吃光了，唯一可以改善生活解解馋的，其实也就只有自家喂的几只鸡，能吃上鸡肉是很难得的事。
　　那只大公鸡真死了的时候，“周邮递”却没能吃上，听说他病了，手脚都发抖，再难跑这条十八弯的山路了，邮电所新调来了邮递员，他只需留在所里做点轻松的事情就行了。其时我已考上县里的初中，父亲对农事也渐趋熟悉，家里便不再订《少年报》和《科技报》，也就再没有了邮递员上门送报纸的事了。
　　“周邮递”以及和他有关的故事，渐渐成为我记忆中很少翻及的一页，偶尔忆及，已是云烟般飘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