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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林
　　1938年4月，广西暨桂林各界人士正在筹备一场隆重的公祭活动，公祭四位在台儿庄战役为国捐躯的广西籍空军飞行员。
　　桂林城桂东路平乐布庄的掌柜戴相才预测这个公祭活动将激发市民强烈的爱国心，导致白布的销售热。为此他囤积大量白布，并派店员扎腰白、执丧幡，到十字街跪迎烈士灵柩。为囤积白布，戴相才以住房为抵押，借了典当行老板钱四爷的高利贷。
　　广西抗战歌咏团、桂林中学等机构纷纷来到平乐布庄，希望戴相才无偿赞助白布，以壮公祭大会之声势。
　　戴相才迫于舆论压力，答应向公祭大会捐献白布一千匹。钱四爷闻讯前来收楼抵债，戴相才面临倾家荡产。
　　这时候，戴相才的布局开始生效。广大桂林市民终于被殉国的空军烈士所打动，他们纷纷解囊。平乐布庄的布迅速卖空。戴相才依靠精准的算计和大胆的冒险暴发横财。
　　这是张仁胜话剧新作《雨桂林》第一幕的大致情节。这样的情节很像一个商战剧，它积聚各种社会矛盾，积蓄各种情绪能量，积攒各种人物的精心策划和精确算计，让矛盾冲突和情绪能量达到极端高度后爆发，读者抑或观众在阅读和观赏中获得审美快感。
　　戴相才不仅精于商业算计，而且长于人生避险。战争时期，需要增兵。三丁抽一，戴家三个少爷，长子耕夫中签，限三日内到兵役征募处报到。戴相才早已算到有此一局。几乎同时，戴耕夫被土匪绑票的消息传来，尽管各方慷慨支援，最终戴耕夫还是被撕票。此事最后揭晓其实是一场戴相才制造的骗局，目的只是为了让儿子逃避当兵的险局。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戴相才处心积虑，各种可能都预测到了，但他无法预测的，是时代和人心的变化。躲藏在大瑶山的长子戴耕夫，不甘寂寞读了恋人尚半夏寄自桂林的书刊，受到深刻影响，最终离开瑶山，奔赴抗日前线。次子戴樵夫，受抗战歌曲的感召，放弃上西南联大的机会，走向战场。戴相才为两个儿子所设计的喝咖啡、吃面包、读洋文的人生，终成泡影。
　　如果说戴相才的人生经验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那么，戴家二子的人生选择，则更多来自抗战文化的影响。这才是话剧《雨桂林》的主题重心。也就是说，《雨桂林》并非商战剧，而是文化剧，是一部有关文化抗战的文化剧。说到文化抗战，不能不说到桂林。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名城：雾重庆、夜上海、雨桂林。“雾重庆”因为陪都而著名，“夜上海”因为孤岛而著名，“雨桂林”因为文化城而著名。早在1940年前后，就有名作家于伶和宋之的写了话剧《夜上海》与《雾重庆》，两部话剧作品与其所描绘的城市同载史册。可惜，“雨桂林”这个名词虽然传之久远，同名话剧却长期阙如。80多年，不知多少戏剧观众期待“抗战名城三部曲”的圆满。好在张仁胜不负众望，于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完成话剧剧本《雨桂林》，“三座名城两部名作”的三缺一局面得以改变。
　　桂林文化城，既是战时桂林的城市特点，也是战时桂林的城市价值。桂林对抗战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是中国大后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也是国统区最大的出版与文化生产基地。那么，人们或许要问，战争是军事力量的运用，文化究竟有什么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郭沫若有相当精辟的回答。1938年2月，他在长沙演说时指出：“现代的战争已经不仅是军队和军队的平面战争，而是整个的民族对于侵略者的立体的战争。我们现在是以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整个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是以我们全文化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
　　时至今日，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已经成为共识。然而，抗日战争，长达14年；全面抗战，长达8年。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坚持如此长期的抵抗？或者说，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坚持如此长期的抵抗？答案仍然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陈立夫曾经这样说过：“一民族文化之估价，往往因其经历有关存亡绝续之大战而确定。因为文化的力量，有时须在战争中才能表现出来。而同时军事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文化而不是暴力。某一民族之文化而具有特种优点，亦即必为其致胜之道。闪电战不能残一民族的文化力量，但持久战却能试验一民族的文化力量。战争是文化的试金石，文化是战斗力的基石。这在历史上是颠扑不破的一原则。”
　　戴相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商业策划，关键的转折，在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度把握，对布衣之怒的精准激活。“布衣之怒，血溅五步，天下缟素！”这是历史的典故，亦是文化的奥秘。日军的恃强凌弱，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酸摊小贩戚伯娘、米粉摊贩王驼子、桂戏票友小喜堂，这些中国最底层的民众纷纷上场，以他们最微薄也最厚重的馈赠，表达对抗日烈士的敬意。正是这种布衣之怒，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底，同时，也在无意中挽救了平乐布庄。可以说，戚伯娘等人，承受着中华民族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他们以与文化精英言传不同的身教方式，演绎和传扬着中华文化。
　　这是张仁胜独到的视角。长期以来，专家学者研究桂林文化城，大多以仰视的视角，聚焦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田汉、徐悲鸿等文化精英，书写他们的文化贡献；而在《雨桂林》里，张仁胜以平视的目光，聚焦戚伯娘、王驼子、小喜堂以及报贩司马桂、叫花周乞儿、妓女筱凌香这些人物，书写其文化的传承与持守。如果说文化精英的文化创造可敬可佩，那么，这些底层人物的文化持守，堪称可歌可泣。这些人物是这座城市的无名者，当张仁胜将戏剧的聚光灯照射在他们身上，我们才发现，历史其实还有另外一番面目。
　　当然，底层人物虽然可歌可泣，却非十全十美。布衣之怒固然可以让平乐布庄起死回生，但也可能被某种力量引导或操控。张仁胜的剧作虽则长于感动人心，但也有予人深思的一面。布衣之怒、九世之仇、民风民心、平民史记等大情节跌宕起伏，推动剧情的发展，紧扣读者的心弦；戚伯娘的梅瓶、小喜堂的长命锁、曹学佺的诗歌真迹等小物件星罗棋布，暗示作品的寓意，发射思想的光芒。剧中借周乞儿的口偶尔说出的名言，亦有画龙点睛的意味：比如，当寡妇高玉菊决定嫁给瘫痪的抗战英雄马老三，周乞儿肃然起敬，说出一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名言：拯救将来自人民，因为他们保持着信仰和谦恭。
　　的确，文化不仅包含信仰，而且保持谦恭。
　　文化并非单一层面的构成。即如《雨桂林》，戚伯娘等底层市民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底层逻辑，这种底层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最基础的道德伦理，中华文化的坚韧与隐忍在他们身上有着最有力的体现；徐悲鸿、田汉、艾青、黄药眠等剧中涉及的文化人代表了文化的上层建筑，作为文化的创造者，这些文化精英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戴氏兄弟、孟殿松、苏若云、黄锦伦、尚半夏等文化青年，代表着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一面，他们既受传统文化的牵引，又受现代文明的感召，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作出各自的抉择。《雨桂林》以全视角关照文化的不同层面，既写出了传统文化的恒常，也写出了时代文化的变通。
　　阅读《雨桂林》，引发我思考一个问题：到哪里寻找文化？我们驾轻就熟的路径是到书报文献中寻找，就像剧中史学研究者朱荫龙指导司马桂存留桂林文化城报纸的方式。然而，当目睹文化城的种种世相，当置身桂林疏散时如河水漫过街道的逃难人群，朱荫龙意识到，那些逃难者随身收藏的书信、日记、相片、柴米油盐账单、死亡证书、烈属抚恤证、挽联等等，那些未曾被文化机构完成的文化制品，隐藏着更多文化的奥秘。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径，也是一条新颖的路径。或许，只有同时关注精英与底层的文化行为，才能实现文化的真实理解。
　　如果说《夜上海》写出了上海孤岛夜之黑暗，《雾重庆》写出了重庆陪都雾之迷乱，那么，《雨桂林》则写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化之包容。雨就是水，而且是天之水。水在中国文化中象征了民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不仅滋养万物，而且包容万物，所以水又是文化，上善若水。在《雨桂林》中，周乞儿是一个具有神谕气质的人物，他有一个近乎荒诞的行为：竹篮舀月光。这个行为持续了七八年，贯穿全剧始终。据说若是哪年八月十五没出圆月，去象鼻山普贤塔，把竹篮中攒下的月光泼下漓江，桂林人便有满月可赏。全剧结尾的时候，一众平民闭上眼睛，大象无形，他们看见了久违的烟雨桂林。
　　这个烟雨桂林，对于读者，对于观众，就是历史上曾经惊鸿一瞥的桂林文化城。如今我们已经读到文学剧本《雨桂林》，我们更期待早日看到《雨桂林》的舞台剧，看到那惊鸿一瞥的桂林文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