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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文琼
　　秦牧（1919年8月-1992年10月），广东澄海人，中国著名文学大师，当代作家、杰出散文家。出生于香港，曾随父母侨居新加坡10年。1938年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
　　“千百代的人们，对蜜蜂的赞美常常集中在它能酿造蜜糖这件事上面；我想，这是不大公允的。我们赞美它的蜜，也得赞美它的刺。试想，没有刺的蜜蜂，它们的命运将会变成怎么一个样子！
　　“刺和蜜这两样东西都有，蜜蜂才成其为蜜蜂！
　　“蜜蜂，使我想起既能辛勤劳动，必要时又能挺身战斗的人，这样的人既善良，又英勇。他们不是喝血者，不是寄生虫，不是强盗，也不是懦夫；他们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
　　“在蜜蜂的集体的宫殿之前，我要追随在千百代的人们之后，再给它们献上这么一篇颂词，一顶桂冠。”
　　这是秦牧《花蜜和蜂刺》里的片段，人们赞美蜜蜂，总是着眼于它所酿造的蜜糖，而到了秦牧的笔下他还要赞美它的刺。通过事物谈天说地，贯穿着知识和趣味性，言近旨远，哲理性强，使读者在字里行间得到心灵的净化，是秦牧作品显著的特点，也是一直以来他的作品备受人们推崇的原因之一。
　　秦牧著述颇丰，有数十部作品问世，其中有杂文集《秦牧杂文》，散文自选集《长河浪花集》《花蜜与蜂刺》，文艺散论《艺海拾贝》，中篇小说《黄金海岸》，长篇小说《愤怒的海》。此外，还有论述专著《世界文学欣赏》。秦牧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抗战年代他在桂林的几年经历。

创作生涯从桂林启程
　　来到桂林之前秦牧已经失业，在韶关、香港等地靠卖稿为生，过着半饥饿的日子。从1941年到1944年，秦牧在桂林工作生活了三年。那时的秦牧只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在桂林解决了就业问题，更是在那时大量地开始创作，奠定了事业基础。也是在桂林他开始使用秦牧作为笔名。他曾说，在桂林之后他到其他城市，报纸上居然也登载他的“行踪”消息了。
　　秦牧出生于香港，曾随父母侨居新加坡10年。1938年他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
　　1941年6月，秦牧到达桂林。最初，他在桂林兴安县一个叫做“39补充兵训练处”的军事机构当少校附员，做的是修改文稿一类的工作，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几个月后他就离开了那里。秦牧到桂林另谋职业。当他生活十分狼狈之际，恰好钟敬文的夫人要去重庆，就把她在立达中学的职位让给了秦牧。秦牧便成了教师。
　　在桂林，秦牧先后在立达中学、逸仙中学任教师，教的是高中和初中的语文，并担任班主任。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秦牧到桂林时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发表过许多文章，但连一本著作也没有出版过，在桂林文化界谈不上有什么地位。那时的桂林经常遭受轰炸，独秀峰上灯笼一挂，警报一响，人们就涌入岩洞，秦牧也是人群中的一员。在桂林当老师期间，也为桂林的《广西日报》《大公报》《力报》等报纸副刊以及《野草》《文艺生活》等文艺期刊撰稿。还写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初步显露了他的创作才华和艺术个性。
　　1944年初，由田汉和欧阳予倩带头，以进步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为骨干，联合其他的剧团，在桂林举办著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时，演出了各种各样的戏剧，受到了各方的注意，重庆《新华日报》和桂林的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有关剧展的评论。当时参加演出的话剧有十六部。文协组织了一个“十人批评团”，对每一个话剧进行评论，文章由大家轮流执笔，这个团的成员有田汉、骆宾基、秦似、孟超、韩北屏等，秦牧也在其中。从这以后，“我渐渐地也成为当时桂林文化界的一员。后来我到其他城市去，报纸上居然也登载我的‘行踪’消息了。”秦牧在传记里这样写道。

以笔斗争 记录人间惨剧
　　秦牧曾说：“在桂林的日子里，我也稍为提高了政治认识，觉得如不坚持团结、进步、抗战，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日益反感了”“这段生活的经历，使我对国民党的统治完全绝望，我不但不愿再在它所属的任何机构工作，并且觉得一定得奋发努力，投身到争民主的浪潮中去，如非结束这种黑暗统治，国家势将灭亡了。”
　　在桂林，他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看到了国统区特务横行、难民遍地的情景，也看到了人民对进步事业和进步力量的追求与向往。而这些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秦牧杂文》这部作品是秦牧在桂林时所写，但当时并未在桂林出版，是战后交给叶圣陶在上海印刷出来的。收录作品25篇，其中杂文18篇，小说性质的“历史小品”7篇。
　　秦牧选取现实生活中令人感慨的人、事、物熔铸进自己的杂文里，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去拨动读者的心弦，并在字里行间生发出强烈的爱憎情感与哲理议论。秦牧生活在国统区内，耳闻目睹生活中种种荒唐残暴、卑俗龌龊的丑行与惨相，他用战斗的笔，将这些人间罪恶抖落了出来，在字里行间也让人们读到他对劳动人民的穷困与灾难寄予的深切的同情。他在《私刑·人市，血的赏玩》中，大量披露人间的种种恶行。这里有埋婢、虐妻、沉“野鸳鸯”、“割小贼的脚筋”等民间私刑的恐怖；有买卖婢女、妓女市场，淌血的人肉（一称“米肉”）交易等种种“人市”的野蛮，有赏血、观丐、对“马戏班里的小姑娘拗腰骨……痛哭匍匐的孝子们的行列，残废畸形的人体”好奇而又富于兴趣地围观如堵等“淫虐”行为的残忍。
　　一幕幕人间地狱惨景的陈诉，让人们读到了历史的一面。在《白鱼·黄鱼·黑鱼》《鬼魅一夕谈》等文章中，秦牧无情地揭露了旧日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统治者的丑态，对人间罪恶的制造者表示强烈的愤恨……
　　秦牧在香港时爱看电影，到桂林后，他开始对戏剧产生兴趣，不仅写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等作品，还以极大的热情写了剧本和剧评，同时写了一些理论与评论文章。他说，他当时对易卜生的戏剧十分入迷，把易卜生的剧本几乎都找来读了。后来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易卜生论》在《文艺评论》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在当时很引人注目，显示了秦牧的理论兴趣与功力。
　　他还写了一个独幕剧《一出喜剧》和多幕剧《风雨桂林城》。秦牧在戏剧和理论批评方面的这些表现和成果，在当时的桂林文艺界得到重视。
　　1944年夏，桂林开始大疏散，秦牧所在的中山中学宣布解散，他再次成了失业者，此时的他在桂林已经结婚，妻子吴紫风是当时《广西日报》的记者。二人一同离开了桂林。湘桂撤退是中国抗战历史上一幕惨剧。秦牧夫妇是湘桂撤退的亲历者，秦牧的回忆录中《混乱的“湘桂大撤退”》对这段经历有较为详尽的记录。

再到桂林 深情凝视桂林山水
　　光阴流逝，1980年8月秦牧再一次回到桂林。这一次故地重游，秦牧游览了桂林，用他的话说是“那时在桂林，人都在此逃命，哪还有心思来观赏景致呢”。这一次，他深情凝视桂林这片土地。
　　他登上叠彩山，参观芦笛岩，他站在“水晶宫”前说：“天下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我虽然到过好些国家，也在外国生活过，还没见过这般美丽的景致。”
　　他游览漓江时专门租了一艘木船，从大圩上船，到兴坪登岸。抗战时期秦牧在桂林也坐过有篷顶的漓江木船，知道船家摇橹的艰辛。这天正遇顶头南风，船虽顺流而下，但行速较慢，秦牧和同行的陈残云上船不一会儿，就到船尾去帮船家摇橹，尽管船家不肯，却拗不过这位“贵客”。于是他们互相合作摇橹。路上秦牧问起船家用葫芦装酒的事。桂林船家喜欢用葫芦瓜晾干后，掏空内瓤来装水装酒，船家说这样水不变馊、酒不走味。秦牧笑说这真像张天翼笔下的宝葫芦了。那天除了帮船家摇橹，秦牧还与友人们一起作诗歌：“薏苡谤言冤竞成，还珠洞外水琤琤。汉朝而下千余载，流水尤鸣怨愤声。”面对奇山秀水，他常常在船头，时而在轻吟着什么，时而又在思索着什么。
　　此后，秦牧虽未再至桂林，但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抗战文化与文学印记，却如漓水清波，始终流淌在时光深处，被人铭记、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