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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苑

　　焦菊隐，一个充满浪漫主义和戏剧性的名字。他是中国话剧界的传奇导演，曾执导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龙须沟》《茶馆》等诸多经久不衰的经典话剧。
　　他是一位为戏剧而生的文艺巨匠，一生都在追求着他所钟爱的戏剧艺术。同时，他也是一位胸怀理想的“文化战士”。抗战时期，他来到桂林，组织戏剧文化运动，排演话剧，并参与桂剧改革，用一腔热情掀起了文化抗战热潮。

　　戏剧人生，心怀远大理想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从事戏剧事业后取艺名为“菊影”，后改为“菊隐”。1905年，他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宦世家。在读小学时，他就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小剧社。小学六年级，对传统戏剧情有独钟的他完成了自己的戏剧“处子秀”——改编自《聊斋》的小型话剧，他亲自饰演主角，由此开启了他执着坚定的“戏剧人生”。
　　中学时代的焦菊隐酷爱写作，陆续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散文诗和小说。这为他日后在戏剧艺术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品学兼优的焦菊隐被保送进燕京大学深造，虽然他主修的是政治专业，但他对戏剧的喜爱不仅没有消退，反倒与日俱增。在大学期间，他结识了同样热爱戏剧，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国话剧奠基人”的熊佛西。焦菊隐与熊佛西两人志趣相投，一同创作并组织演出了多幕话剧《蟋蟀》，这部作品轰动一时，备受关注。但由于该剧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府，最终也给焦菊隐惹了不小的麻烦——毕业后的他由于被军阀通缉，无人敢用。
　　1928年，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保举和力荐下，焦菊隐渡过了难关，被任命为北平市立第二中学校长。1930年，李石曾再次找到了焦菊隐，因为他想要筹办一所戏曲学校，才华横溢的焦菊隐成了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就这样，焦菊隐顺利成了北平戏曲专科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在焦菊隐担任校长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改革，为中国京剧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表演人才。
　　1935年，他考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戏剧专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对文学创作及戏剧导演有了新的认知。1938年毕业时，他以一篇《近日之中国戏剧》的精彩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论文中，焦菊隐从历史、文学、表演、生态及未来发展等角度全面介绍当下中国戏剧主要是京剧的状况，并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戏曲，从众多角度提出针砭和改革的看法。导师对他的艺术才华十分欣赏，并有意让他留在法国任教。但心怀祖国的焦菊隐谢绝了导师的挽留，他说：“我的祖国正处于苦难之中，我要把所学到的东西贡献给我的祖国。”
　　学成归国后，焦菊隐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戏剧”。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培养了很多戏剧人才，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用生动的演出唤醒和鼓舞广大民众。
　　结缘桂林，把舞台当战场
　　1938年起，桂林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一个安全之地，各界名人纷纷来到桂林。当时的桂林集聚了众多戏剧界名人，如欧阳予倩、田汉、夏衍、熊佛西、杜宣等，戏剧活动空前繁荣。1938年底，焦菊隐也来到桂林，直到1941年10月才离开。
　　在桂林的三年时间里，焦菊隐举办了四次学术讲座，导演了十二部话剧和一个新歌剧，担任了三次演出顾问，改编了一部桂剧，翻译了一部著作。可以说，桂林时期是焦菊隐戏剧导演生涯的开始。他不仅对戏剧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还对导演艺术进行了实践探索，把现代戏剧的导演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焦菊隐在桂林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积极投入话剧运动，为桂林各业余剧团导演了不少好戏。1939年9月，他为《救亡日报》筹集基金，排演了夏衍编的四幕话剧《一年间》，参加演出的以国防艺术社话剧团为基础，还有抗宣一队、新安旅行团和其他救亡团体，总计近三百人，为扩大社会影响，演出分普通话、桂林话、广东话等几个版本。
　　在排戏过程中，焦菊隐反复为每个演员说戏，分析角色，要求演员按角色的性格、思想、感情，充分发挥演员的表演技巧和创造能力，塑造出活生生的戏剧人物，然后再由导演去加以调整、取舍和渲染。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排练，《一年间》于10月6日至20日在新华大戏院上演，共演十余场，观众达一万多人。《一年间》的演出，推动了话剧运动的发展。当时的《救亡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这样评价：“这是桂林演员的一个总动员。”“打破桂林、广西过去话剧演出水平，揭开以后桂林文化城的剧运繁荣的序幕。”“是中国剧运史上最值得特书的光荣的一页。”……
　　《一年间》演出后，在焦菊隐的执导下，原班人马又排演了舒群、宋之的等集体创作的四幕话剧《总动员》。在此期间，焦菊隐还先后被聘为桂林儿童团体座谈会演出的四幕剧《二年来》和桂林行营政治部演剧队演出的四幕剧《歼灭》的演出顾问和导演。
　　1940年秋，焦菊隐又为国防艺术社导演了曹禺的《雷雨》，以及《李秀成殉国》《日出》和《上海屋檐下》等多幕剧，还有独幕剧《未婚夫妻》《求婚》《渡黄河》等。他还为乐群剧团导演过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为九一剧团导演了独幕喜剧《樱花晚宴》，为广西大学导演了《花溅泪》，等等。
　　改革探索，开创“新戏剧”
　　焦菊隐不仅对戏剧的表演艺术有较深研究，而且对戏剧理论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在桂期间，他写了不少有关戏剧方面的文章发表在《救亡日报》《扫荡报》《广西日报》《大公报》和《建设研究》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四十余篇，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旧剧改革的，其中还包括桂剧改革的内容。
　　著名抗战文化研究专家魏华龄在文章中详细记录了焦菊隐在桂林时为开创“新戏剧”而做的一系列努力——
　　焦菊隐到桂林后，曾受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研究员，又是广西戏剧改进会理事，与当时从事戏剧改革的马君武、欧阳予倩、田汉等常有往来，与戏曲艺人也保持接触，对旧剧现状和存在问题也比较了解，他在文章中对旧剧改革提出了系统和积极的建议，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例如，他撰写了《旧剧的构成论——利用、改、创造的全面讨论》《桂剧之整理与改进》《旧时的科班》《桂剧演员之幼年教育》《旧剧新话》等文章。其中《桂剧之整理与改进》和《桂剧演员之幼年教育》两篇是有关桂剧改革的重要历史文献。《桂剧之整理与改进》对桂剧的历史、现状、整理与改进，作了全面的论述，可说是自提倡桂剧改革以来第一篇较有分量的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的论文，对当年桂剧的改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桂剧演员之幼年教育》一文，原是应广西戏剧改进会之邀，为筹设桂剧学校起草的有关组织、课程以及训练方法的方案。这是他总结了当年中华戏校的实践经验，研究了旧科班的种种弊端，面对计议中的桂剧学校而提出的一个全盘设计方案。焦菊隐因离桂去四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桂剧学校则由欧阳予倩主持筹设，但焦菊隐对桂剧教育事业也是作出了贡献的。此外，他还写了《桂戏与抗战》《抗战戏剧之创作》《两个建议——敬献给戏剧音乐界同志》《献给桂林剧——1941年敬礼》《戏剧节献言》以及《艺术教育管窥》《俄国作家论莎士比亚》等文章。
　　焦菊隐在桂林，还与司马文森等创刊《艺术新闻》杂志，为南华戏院改编桂剧《雁门关》和京剧《四进士》。此外，他还搜集了一批唐景崧编的桂剧剧本，并拟撰写《唐景崧评传》。
　　执着追求，为中国话剧注入“灵魂”
　　新中国成立后，焦菊隐依然奋战在戏剧文化一线。1950年，焦菊隐受邀为北京人艺排演老舍话剧《龙须沟》。《龙须沟》在北京剧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排演这部话剧的过程中，“心象说”的概念首次被他正式提出，他曾说过：“要想生活于角色，先要角色生活于自己。”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1956年，在党中央对文化工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焦菊隐执导了郭沫若话剧《虎符》，之后又执导了《蔡文姬》《武则天》，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等作品。
　　在执导这些戏的过程中，焦菊隐始终向戏曲学习，结合每一部作品的特色，充分将戏曲形式和精神化用到剧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舞台风格，开创了中国话剧民族化道路，这是焦菊隐先生对中国话剧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他导演的作品中，话剧《茶馆》是其将其戏剧理念和指导方式运用到实践方面的成功案例，它代表着中国现代民族现实主义演剧高峰和他个人成就的高峰，这部戏也奠定了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
　　《茶馆》首演于1958年，焦菊隐导演为这个戏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在第一幕中，为了烘托大茶馆的生活气息，除了原剧本中的角色，焦菊隐导演还设计了二十多个茶客角色，为每一个茶客都精心设计好不同的职业，并且事先在排练期间做好小品练习，他注重语言的行动性和行动的语言性，要求每个茶客有具体的动作，在训练时找出自己的心理动作线和形体动作线。
　　正是出于他既精细化又把握全局的导演手法，才使得《茶馆》上第一幕众多人物出场却又显得非常有序，既烘托了时代氛围，又在茶馆这个三教九流汇聚之地凸显了每个人物的鲜明特色，实现了绝佳的舞台效果。
　　1963年的《关汉卿》是焦菊隐在北京人艺导演的又一部大戏。在排《关汉卿》时，他力图在结构上体现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在演剧方法上将斯坦尼体系和中华民族戏曲语言相结合，形成中国导演学派。
　　在几十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焦菊隐还有意识地将中国的戏曲艺术元素有机地融入到话剧中。而对于民族传统戏曲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手法的学习，他则主张“不是戏曲化，而是化戏曲”，即把戏曲融化、消化于话剧的表演当中。学贯中西的他，对戏曲里面很多东西如何融入外国传进来的话剧，是其一生的最高目的，永久不断的理想。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焦菊隐的一生与戏剧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他曾经“奋战”过的桂林城依然能寻到他的足迹。80多年来，戏剧艺术与这座山水之城不断碰撞，一次又一次擦出美丽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