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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文琼
　　1942年深秋的一天，茅盾在桂林西郊见到半林红叶，他联想到杜牧的《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他借用诗的最后一句，并改动了一个字，为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起了名，叫做《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为什么要改“于”为“似”字作为书名？他在《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中有一段记述：“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书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都是极‘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党人，可是考验结果，他们或者消极了，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如果拿霜叶作比，这是假左派，虽然比真的红花还要红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拿一九二七年以后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来看，他们（反革命）得势的时期不会太长，正如霜叶，不久还是要凋落。这就是我之所以借用杜牧这句诗，却又改了一个字的理由了。”
　　茅盾是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
　　现实主义文学观是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作源泉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风貌，必须反映每一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重大斗争。1942年3月至12月，茅盾在桂林居住了9个月。而《霜叶红似二月花》便是他在桂林期间所写并出版的。他为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乱世中邂逅桂林
　　从香港到桂林最快的高铁只需要3个多小时，而茅盾用了近3个月，原因当然不完全在于过去交通的不便利，主要是形势所逼。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4日日寇占领了香港，开始搜捕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茅盾四处潜藏，躲避抓捕，在换了四五个住处后，1942年1月才侥幸脱险，与夫人孔德沚以及邹韬奋等人一起撤离香港。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茅盾等人经惠阳、老隆、曲江等地，经艰难跋涉，3月9日才抵达桂林。
　　整个抗战期间，茅盾一直在国统区和香港之间流徙不定，往来奔波，生活极不安宁。他曾经落脚的地方包括上海、香港、武汉、长沙、广州、桂林、重庆、乌鲁木齐和延安等，而除乌鲁木齐以及重庆外，其他地方均未住满一年。
　　茅盾夫妇初到桂林，一时找不到安身的地方，只得暂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刚住了半个月，就闹起“饥荒”来了，无法在旅馆里长期住下去。当时桂林住房特别紧张，找房子特别难，这事给在文化供应社工作的邵荃麟知道了，结果把他家作厨房用的一间小房间让给茅盾夫妇，这才解决了住的问题。
　　地点在丽君路南一里，靠近隐山六洞，对防空倒很方便，只是房间小了一点，仅八九平方米，除摆一张双人床、一张小桌之外，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桌上还得腾出一半来放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做饭只得占用门前的过道了。住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接下来的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着手写点东西，换取一点稿费来维持一家两口的生活。茅盾就是在这样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居住条件下，开始他在桂林的创作生活。

　　在桂林留下超过50万字的作品
　　茅盾在桂林写的第一部作品是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约7万字。这部作品真实记录了1941年11月下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半个月，到香港沦陷后的半个月，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在战争时期的惊险经历和生活百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给香港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罪恶，以及港英当局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软弱无能。茅盾创作7万字的《劫后拾遗》仅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著名评论家、作家矢健在《香港陷落的记录》中评价：《劫后拾遗》是一部了解香港战争全面情况的形象化的史书。
　　《劫后拾遗》之后，茅盾开始酝酿一部长篇。早在抗战前夕，茅盾曾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的长篇小说，后因抗战爆发，到处颠沛流离而未能实现。寄居桂林，又促使茅盾重新想起这一“未竟事业”。加上当时许多现实生活题材又不能写，写了也难于发表，写历史题材比较容易获得国民党审查官的通过，于是他决定重新构思。
　　小说预计分为三部，第一部写“五四”前后，第二部写北伐战争，第三部写大革命失败以后。从1942年8月开始，到10月下旬脱稿，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共15万字，完稿后定名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脱稿后，茅盾本来打算把第二部继续写下去，后因各种原因，使他不得不离桂赴渝，遂中断了这部未完长篇的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由当时桂林的华华书店出版。
　　《霜叶红似二月花》小说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生活，作品以江南水乡一个小城镇为背景，描述了资本家王伯申和乡绅赵守义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结局是双方妥协，各自获利，农民受害。由于送审的拖延，这部作品直到第二年的9月方得问世。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茅盾这部新作，华华书店主办的《自学》杂志社和《广西日报》读者俱乐部于10月20日下午联合举行茅盾新作《霜叶红似二月花》座谈会，巴金、田汉、艾芜、安娥、孟超、林焕平等在桂林的文化人参加了座谈，大家公认此作品“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会后，联名向已在重庆的茅盾发了祝贺电，充分肯定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文学成就。
　　尽管当时的写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很艰苦，但茅盾还是一丝不苟地以他那娟秀而又苍劲的独特书体，写在用湘纸（桂北出产的土纸）裁成的素色纸上，笔迹工整，看起来就像一本小楷字帖，《霜叶红似二月花》手稿现珍藏于上海图书馆。
　　小说《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也是在桂林所写，这是两篇故事新编，是茅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新的探索和新的尝试，也是茅盾整个创作中仅有的两篇故事新编。
　　茅盾在桂林的9个月时间里，尽管生活和写作条件异常艰难，但他仍留下了一部长篇、一部中篇报告文学、数个短篇小说和数十篇文艺评论和杂文，总计超过50万字。胡耀邦曾如此评价茅盾：“茅盾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茅盾与桂林的“双向奔赴”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人来到桂林，桂林使得他们在乱世中有安身之处，而他们也为桂林文化抗战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文化名人与桂林其实也是“双向奔赴”。
　　《霜叶红似二月花》由当时桂林的华华书店出版。而华华书店其实是这样诞生的。
　　一大批文化人到达桂林后，工作、生活一时便成了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文化人手里有笔，会写文章，著书立说，得点稿费，既可以勉强糊口，又可以为社会作贡献。于是，开书店、办刊物，在当年的桂林便应运而生，先后组建了不少新的小型出版机构和创办了一些新的刊物，华华书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华华书店出版了《霜叶红似二月花》，也使其收获了声誉。《霜叶红似二月花》初版3000册，很快销完，书店于1944年5月再版了3000册。由于湘桂战局的变化，1944年桂林疏散前夕，华华书店决定撤到重庆，存书一部分运重庆，一部分疏散寄存到阳朔、恭城两县一些桂师学生家里。华华书店负责人孙怀琮夫妇则步行经龙胜、三江转贵州，然后去了重庆。孙怀琮路经龙胜时，由于随带行李过多旅途不便，把《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全部纸型寄存于他的学生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桂林毁于战火，华华书店回桂复店困难较多，因孙怀琮是江苏人，上海出版条件比较好，故决定将华华书店由重庆迁到上海。
　　1946年孙怀琮让学生再了解一下，疏散前寄存的图书是否还保存完好？没想到存书竟完好无损。存书运回桂林，拆包一看，全是1944年5月再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怀琮得知后很高兴，他写信给学生：华华书店是在桂林诞生的，为了“华华”能够延续下去，作为上海华华书店的一个分店，以变卖《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收入作为开办费。战后的桂林百废待兴，昔日的桂西路，一条名副其实的“书店街”，已经没有几家像样的书店了，特别是对进步书刊和少儿读物的供应，更为奇缺，大家都感到精神食粮荒。上海华华书店桂林分店的开办显得尤为可贵。
　　茅盾在桂林写作的同时还十分关心和重视桂林的各项文艺活动，经常出席桂林的社会活动。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简称“文协”，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茅盾在桂林期间应邀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在广西艺术馆召集的、以“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为主题的文艺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在座谈会上，茅盾做了要求出版界保障作家合法权益，让书商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发言。会后，茅盾、田汉、胡风、艾芜、司马文森、李文钊、秦似、胡危舟、宋云彬9人，一起被文协桂林分会推举为与出版界及书商谈判交涉的代表，积极为保障桂林作家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1942年5月，茅盾应广西省紧急救侨会的邀请，出席了该会在乐群社举行的茶会，商讨紧急救侨事宜。
　　7月，应田汉的邀请，茅盾前往七星岩大枫树下，参加了由田汉主持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就历史剧的创作目的和历史剧作家的任务作了发言。茅盾认为：“史家和作家的任务不同。我们不必完全依照史实，将历史加倍发挥也是可能的。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因此要做史剧作家，似乎还得先做史家。这是中国剧作者的双重责任。”
　　10月，茅盾应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邀请，向该班师生作了“文学之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专题报告。
　　茅盾在桂林期间，积极扶植杂志社、出版社。为桂林的青年杂志《青年文艺》《文艺新哨》等写了稿。集美书店《艺术新丛》、凤子编的《人世间》、周鸣钢编的《种子》文艺月刊、《山水文艺》、《旅行杂志》等刊物纷纷向茅盾约稿，茅盾的作品对这些刊物是极大支持。茅盾还为熊佛西的《文学创作》杂志的创刊提供极大帮助，每月至少供稿一篇，连续发表了《耶稣之死》《列那和吉地》《虚惊》等。离开桂林以后，茅盾仍为《文学创作》供稿，如《委屈》《船上》《过年》等，并从此和熊佛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茅盾离开桂林赴渝时，曾为旅费发愁，“除了买米的钱，身上并无余款”这是他当时所写到的。当时是华华书店预付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稿费3000元，才解决了赴渝旅费的难题。就这样，茅盾于12月3日同夫人一道乘车到重庆去了。
　　时光荏苒，桂林观漪桥西南角的小广场处，立有一座纪念茅盾的石刻，作为桂林抗战文化标志系列之一，桂林人民用石刻这种独特的艺术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