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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如前所述，桂州身处岭南偏远之地，时不时地冒些烽火，常令李家的中央王朝有鞭长莫及的无力感，但桂州又和鸡肋不同，毕竟这里是大一统王朝不可忽略的战略要地。南边靠它，哪里起火了，人手军资不够，就派能干人去招抚吧。
　　所以，就出现了李靖这样的战神，先兵后礼，好好整肃了一番岭南大地，让造反的俚僚首领冯盎、宁长真、李光度等人皆“承制授其官爵”，从此师出有名了；也出现了桂州都督裴怀古这样以礼服人的雅士，让欧阳倩等僚人心服口服，“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尽来款附，岭外悉定”。
　　当然，令狐熙隋朝任桂州总管时，兴建城池，开设学校，动员俚僚子弟入学读书，则似乎更高一筹，当地俚僚“夷风大改，颇亦识皇化”。风物长宜放眼量。看来，从长远来说，教育真的才是百年大计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令狐熙是令狐楚的祖上，当过唐朝宰相的令狐楚又是李商隐的恩师，实际上说是亦父亦师可能更合适。而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后来也当过桂州的老大，这书香世家、能文能武的令狐一家，唐代时，对桂林的影响显然非同一般。

　　桂林文化的平原和高峰
　　首开桂林教育先河的，学界公认当属南朝刘宋年间的颜延之。
　　颜延之是始安郡太守，这个时候，始安郡领县七个，乍听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但实际登记在册的只有三千八百三十余户，人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余人，连今天的一个镇可能都比不上，典型的中年男人的地中海发型，地广人稀。因此，颜延之刚到桂林的时候，也是蛮无奈的，总共就这么点人口，除去地里刨食的，能有几个人有闲有意接受他的教化呢？
　　桂林城里，能有闲的，可能就是些缙绅富商了，这些个不愁吃穿的家伙，似乎更愿意效仿颜延之的晋代名士风范，酒喝得比颜延之还要放肆，但说到读书学习，呵呵，今日酒已狂，日后再说吧。据说，颜延之后来就痛改前非，每天有事没事就在独秀峰下的岩洞边读书，看你们学不学。
　　身为一任太守，颜延之的影响力肯定在那，因此多少能改变一下当地的风气，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来整个桂林地区也确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众多的读书岩，哪怕晚唐时期阳朔的曹邺，桂州三才子之一，也要在阳朔县城找个岩洞读书的。
　　为什么要在岩洞读书，按照记者的猜测，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山中方有洞，通常这样的地方比较偏僻，自然比较安静；二是桂林的山洞，冬暖夏凉，是天然的空调房，还不用交电费。记者年轻时也常在学校后面宝积山上的洞里读书（其实以纳凉为主），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但记者没有读书的天赋，自然没有颜延之那样的影响力，而今天王城景区里的独秀峰下，颜公读书岩，却依然是众多游客学子争相凭吊的圣地。即便是很多不读书的酒客，来过这里后，也会幻想一下一页诗书一口酒的场景，因而可能从此就爱上了读书，或者勒令子孙好好读书。
　　此后接过颜延之教化民众火把又卓有成效的，当属隋朝的令狐熙了。
　　令狐熙是世家子弟，他爹令狐整曾任北周骠骑大将军，也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因此，史书中说令狐熙博览群书、通晓音律、善骑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令狐熙曾当过吏部尚书，但对桂林人来说，令狐熙最高光的时刻，还是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杨坚征拜令狐熙为桂州总管，管着十七州的军事，这个总管的权力很大，凡刺史以下官员的安排，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史料记载，令狐熙到任后，大弘恩信，建造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
　　学校的建立，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令狐熙要比颜延之以身作则的风格更值得为后人铭记。隋唐以前，桂林有没有学校不见明确记载，但到令狐熙开设学校，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么，学界普遍认为的桂林大地上出现第一所学校时间是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一事，是否还值得有心人再去考究一番呢？再怎么说，令狐熙在桂林的时间要比大业十三年早了快二十年。
　　无论如何，桂林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颜延之和令狐熙的贡献，这个大家都没什么意见。而教育事业真正的全面开花，应该就是从唐朝开始，所以，隋唐时期堪称桂林教育的一道分水岭。617年灌阳县学成立后，桂林教育在官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发展壮大，按照本地学者朱方掆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隋唐开拓阶段，主要标志是桂林第一所府学桂州学的诞生；宋元时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桂林学校教育与书院教育的兴盛；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主要标志是桂林学校教育、书院教育和私学教育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达到了鼎盛时期。
　　虽然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但包括颜延之和令狐熙在内的隋唐时期众多士人官员的努力，何尝又不是开了个足以影响后世的好头呢？
　　桂州学的开办，功臣是桂州刺史李昌巎。
　　李昌巎因为镇压过潘长安领导的农民起义，被后世很多人诟病，但他建立州学、推行儒家文化、重修虞山舜庙，试图用先贤的德行和遗教感化民众、推行德治，在当年那样一个环境下，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值得称道。
　　李昌巎在颜延之的读书岩前修缮宣尼庙，创建桂州学，招收学子，每年冬天，将结业学子送往尚书省参加考试，让这里成为了桂林教育的发祥地。纵观整个唐朝，中原的文化大儒们，或履职、或贬谪、或宦游、或途经、或迁居桂林，如同今天的春运大潮一样，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但也成为了能与桂林山水媲美的一道文化风景线。比如我们之前曾经说到过的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李渤、元晦、戎昱、郑亚、李商隐、柳宗元等，无一不是点亮桂林文化黑夜的一支火炬。朱方掆说，“他们在桂林期间，或办学讲学，或布道传经，或吟咏题款，不仅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桂林教育的发展”。正是因为各方的努力，加上桂林本身的人杰地灵，晚唐时期，桂林终于出了三位本地的进士，号称桂州三才子，分别是曹唐、曹邺和赵观文。而赵观文更是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繁荣景象已初现。

　　佛教之于桂林
　　按照本地学者的说法，以时间轴为序，唐代桂林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文化平原和文化高峰期，如同桂林的地势一样，好像是站在平地上，但环顾四野，却峭壁林立。
　　文化平原的标志有三：第一个是北学南移。这个好理解，就像之前所说的那些个名人大咖，每一个人的到来，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桂林的地方文明进步产生了长期的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第三个标志，是兴学办教成为一种潮流，受县学、府学的影响，地方上缙绅富户纷纷捐资助学，就此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站在平原上，四下观望，有千峰环野立之像，这千峰，当然既是桂林山水的奇异之处，也是唐朝桂林文化的高峰所在。晚唐时期，学子中的佼佼者是桂州三才子，这三个人的横空出世，堪称标志性事件。记者由是突然想到，如果用每一座山峰来命名桂林的每一个代表性人物，这千百年来，这山头不知够不够用？
　　好吧，之前讲文化平原的时候，我们故意漏掉了第二个标志，那是因为这第二个标志，才是我们这个小标题下着重要聊的东西：唐朝时，佛教在桂林的空前发展。
　　完全可以不谦虚地讲，隋唐时期桂林的佛教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兴盛历史。而其兴盛，有众多的寺庙、石刻作为佐证。
　　比如说，现在依然矗立在木龙洞漓江边的佛教宝塔，就建于唐代。该宝塔用巨石凿成，至今保存完好，静立江边，看漓江波光粼粼，悄然南去，看虞山尧山风起云涌，一晃就是上千年。
　　再比如说，桂林最早的佛寺开元寺，可能比这个宝塔的建造年代更为久远。不过，这座寺庙刚开始并非叫开元寺，《唐舍利函记》石刻记载，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桂州城南就建有兴善寺，并造了一座贮存和尚骨灰的舍利塔，这座塔“七级耸高十丈”。到了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兴善寺“改以开元为额”，这个时候才改名为开元寺。
　　虽然开元寺命运多舛，屡遭破坏，屡破屡建，今天只剩遗址，但舍利塔却屹立至今，并且一路都有史料记载，传承有序，是当年佛教在桂林兴盛的铁证之一。
　　此外，桂林七星岩有“栖霞洞”三字的摩崖石刻，署名为隋朝名僧昊迁，题刻年代为开皇十年（590年）。而这一年恰好是隋文帝应昊迁所请，“令臣儒士庶有欲出家者听，是岁度僧至五十余万人”。《桂林简史》一书认为，昊迁本人是否来过桂林，尚无充分佐证，但他的门徒大批南下巴蜀各地，“桂林不可能没有他们的踪影”。
　　目前，桂林隋唐时期的佛教遗物，除了一些寺塔以外，主要就是西山、伏波山、叠彩山、七星岩和龙隐洞等处的摩崖造像和题记等。风过留痕，雁过留声，佛教在桂林留下的石刻，可能还真是那个年代最适合被大众瞻仰膜拜的一种表现方式了。
　　据本地学者考证，西山是桂林唐初的佛教中心，曾建有一所占地甚广的西庆林寺，后改为延龄寺（西峰寺）。寺附近的山径石壁中，步移景异，随处可见佛教的灯龛石窟，石窟的造像有大有小，最小的也有一尺多高，常令人感叹：当年的礼佛，是一种何等的盛况。
　　抗日战争时期，撰写过《唐代文化史》《唐代桂林佛像摩崖考》等书的罗香林教授曾到西山做过实地考察，通过佛像形态和凿像工艺的比对，罗香林断定桂林的佛教是由印度洋经南洋到广州，或由越南到广西，然后传入桂林的，并不属于北方的佛像系统。罗香林认为，隋唐时期，我国僧侣经常往来于印度、南洋群岛和越南之间，他们长途跋涉到那里收集佛教经典并在翻译后带回国内传播，桂林就是这一路佛教传入的必经之地。
　　原来如此！
　　这也算是为我们解了为何桂林佛教在隋唐时期会如此兴盛的疑惑了。儒家、道教文化发展未必如中原，但在佛教方面，桂林并不输于中原。
　　西山造像的题记有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的，灯龛题记有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的，隐约可见西山当时在岭南佛教界的地位，但唐武宗下令毁佛后，西山的寺庙、造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覆巢之下无完卵，显然，桂林佛教也受到了这一次事件的波及。
　　不过，因为身处岭南，加上武宗灭佛时间也不过一年间，桂林的西山虽然遭遇创伤，但换个地方另起炉灶，凭借佛家的生命力，也是应有之义。这个时候，七星岩、伏波山和叠彩山一带，逐渐成为了桂林佛教香火极盛之地。
　　七星岩一带，唐初曾建庆林寺，中唐以后，佛教之小乘宗开始由湖南传入桂北地区，桂林的七星岩前也在此时建有寿佛寺，供奉无量寿佛像。
　　另据记载，伏波山和叠彩山诸岩洞中，镌造了众多佛像，叠彩山的佛像达百尊之多，伏波山就更多了，石窟有三十六龛，佛像计二百三十九尊。今天这些造像依然在，让众多游人流连忘返。从造像年代来看，比西山晚了一百七十多年，但这恰好说明了桂林佛教中心从西山往七星岩迁移的事实。这些个地方的造像推断应该是武宗毁佛和文宗复佛之后，唐后期的佛教香火显然以这里为盛了。
　　桂林唐朝时佛教之盛，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著名的鉴真和尚。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船只刚驶出长江口便遇风暴，被风刮到了海南岛南端的振州。鉴真和尚在海南岛住了一年后，乘船渡海到了雷州，然后转到桂林。名气大就是好，可以当饭吃，当时桂州都督冯古朴热情接待了鉴真和尚。最厉害的是，鉴真和尚在桂林期间，就住在了开元寺内，也就是那个建有舍利塔的兴善寺——今天桂林的桃花江边，两江四湖登游船处，抬头便见开元寺的舍利塔。
　　唐元和年间（806-820年），释怀信等六名僧侣曾来游桂林，并在南溪山元岩题了名——元岩就是李渤和兄弟李涉曾经留下过无数足迹的地方，但从纪年上看，李渤来桂林的时间是在释怀信之后——元和十三年（818年），释怀信一行在芦笛岩留下过墨迹，在七星岩，释怀信在七星岩的栖霞洞还题有这样一首诗：
　　石古苔痕厚，岩深日影悠。
　　参禅因久坐，老佛总无愁。
　　其意境悠远处，常令今人惭愧。
　　按照普遍的理解，对于今人来说，佛教是一种深远且多元化的宗教和文化体系，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还涵盖了哲学、道德、艺术等多个方面，对人类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
　　对于当时的桂林大地来说，佛教不光给所求不可得的缙绅富户提供了一种精神往上的选择，也给穷困的普罗大众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这和令狐熙以先贤德行教化民众的做法，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苦难中找到安慰，在彷徨中找到方向，不管现在的我们怎么评价佛教之于桂林的意义，但在当时，这样的风气，一定有它无法被忽视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