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6年05月29日

　　□曹林

　　提到舆论监督，很多人想到曝光、揭丑、冲撞、舆情，一些地方因此闻“监督”色变。在这个问题上，“观念水位”提升的一个标志是，越来越多地方将舆论监督“去舆情化”，把监督当成社会治理的重要公信力中介。这体现了媒体系统与行政系统整体联动与有机协同的善治努力。最近针对“泡药杨梅”报道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
　　5月15日，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曝光了漳州市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过去不少地方的应对是舆情应激——先压住再说。但这次不一样：报道发出后，当地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查处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截至目前，已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问责处理党员干部23人。从被动应激到主动治理，舆论监督驱动政府与媒体协同解决问题。
　　可能有人会认为，本地媒体曝光本地问题，让本地杨梅形象受损，市场出现过激反应后弥漫不信任，连带影响果农正常生计，这种舆论监督损害了地方形象。这种论调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首先，伤害杨梅形象的不是媒体，而是那些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人，媒体报道其实是在保护地方杨梅形象和消费者权益。其次，弥漫的不信任是长期行业潜规则和问题积累带来的恶果。舆论监督刺破了这个“脓包”，推动问题进入治理视野，让良币驱逐劣币，恰恰是为了重建信任。
　　地方主流媒体之于社会治理体系，如同神经系统之于生物体，对本地问题自然更有嗅觉，更有责任感，也更有调查优势。自曝家丑，似乎给本地带来了“舆情”，但其实是一种深度拯救。这既是保护消费者，拯救本地相关行业，也是塑造地方治理的公信力。试想，如果这件事不是本地主流媒体曝光，而是被自媒体或者网络曝光倒逼，政府部门在舆情应激下回应，很容易陷入“自己调查自己”“地方保护”的公信力危机中。而本地主流媒体的主动曝光，天然破除了“地方保护”的偏见预设，让后续的官方治理和通报有了可信赖的前提。
　　这是一个正向的舆论监督闭环：地方主流媒体通过舆论监督提引对问题的关注，政府部门第一时间“接管”问题，以刑事立案、拘留等重拳出击，将“高度重视”行动化和具象化。接住了监督的球，让问题进入“官方接管、请公众放心”的治理框架。这时候，公众不仅不会产生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反而充满“蹲一个权威通报”的期待。这个过程中，舆论监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媒体行动，而是融入解决问题的地方治理逻辑中，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公信力中介。媒体从新闻生产者转向治理参与者，这正是媒介化治理的善治逻辑。
　　公共治理需要公信力，而公信力的塑造是一个对话与透明的过程，主流媒体报道正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中介。在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中，主流媒体掌握着注意力资源，扮演着“再中心化”的角色，参与着公信力的生产，不能只是等通报和转通报。舆论监督确实会让地方不适，新闻报道在参与问题追问的进程中，可能会给地方带来一些应对挑战，甚至让部门难堪。但正是这种追问，能够提高公众对官方最终调查结果的接受度。官方通报往往只给出一个结论，公众对调查过程缺乏参与感，自然就会排斥结论。媒体报道则让公众有了“代替参与调查”的在场感，形成对官方结论的参照。当媒体报道与政府通报在事实上相互印证时，公信力才真正立得住。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表明，国家对现代化进程中主流媒体的角色分工有了新的要求。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本身就蕴含着推动主流媒体服务功能拓展以契合国家治理、公共服务等需求的重要内涵。发挥媒体和新闻在公信力塑造中的功能，以新闻传播赋能治理，这既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层逻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来源：《广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