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5年01月26日

　　□张文燕

　　在我们兄妹几个的惯性思维里，过年是必须穿新衣服的，哪怕是一套父母自制的普通新衣。只有穿上了新衣，才有过年的仪式感，才算完整地过了个年。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裁缝，祖传到第三代的裁缝。他们习惯把人家拿来做的衣料称为“功夫”，做衣服便是“做功夫”。收成好的年份，“功夫”会特别多。这也不奇怪，人间烟火气，不外乎“衣、食、住、行”，而“衣”是排在第一位的。我记得有一年，家里接的“功夫”太多了，大柜子放不下，父亲便在靠墙的地方支起一块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木板，把待加工的衣料一层层叠放上去，竟堆到了我伸手拿不到的高度。这么多的“功夫”，父母只得天天忙到深夜。那一年我认定自己穿不上新衣服了，因为吃过了年夜饭之后，父母都还没空出手来帮我们做衣服，选好的面料还搁在原地没动呢！可是第二天在鞭炮声里醒来，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依然如期出现在了我的枕边。
　　小时候会傻傻地问母亲，新衣服是从哪里来的。母亲笑了笑说自己做的呗。父亲来了兴致，就给我们讲《天仙配》的故事，说七仙女请来六个姐姐，一晚上可以织十匹锦，把董永三年的长工变成了一百天，你娘的手有七仙女那么巧呢！长大一些后我才明白，父亲的故事是有深意的，巧手的七仙女也要织到鸡叫才织成十匹锦，我平凡的父母是怎样地熬到深夜才做成我们的新衣啊！
　　有一年吃过年夜饭，母亲才帮街东头那家小孩的衣服缝好扣子，吩咐我送过去。她自己则打开衣柜，取出了为我准备的衣料，开玩笑地说：“妹崽帮我送衣服，我帮妹崽做衣服。”兄妹三人的衣服，又得做到深夜吧？那时的我已经比较懂事了，很心疼父母熬夜，就说：“先做哥哥弟弟的吧，我的过两天再穿也没关系的。”母亲说：“那怎么行呢！新春就要穿新衣服，小娃娃才快长快大哩！”
　　就这样，穿新衣是儿时的我们过年的标配，以至于当年我们唱《小燕子》，总是想当然地把“小燕子，穿花衣”唱成“小燕子，穿新衣”。
　　其实，那时的日子并不宽裕，想要给三个孩子每年做一套新衣服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平日的节俭，做裁缝的母亲还在节约布料上下了一番功夫。那时供销社里卖布，按规矩一卷布最前端和最后端的五六寸都是免费的，人们称之为“布头子”。除了终端不很整齐，某个角落会有一两个出厂印章之外，这些“布头子”和布的中段并没有多大区别，裁剪时避开这些瑕疵就行了。母亲和卖布的阿姨混得很熟，时不时送她点自家做的糍粑、麻旦等吃食，所以只要母亲打招呼，那阿姨乐得把“布头子”留给母亲。这样一来，我们兄妹三人做衣服的布就比实际需要的少了不少，布票和钱也就节约出来了。及至后来生活好了起来，不必在乎那几寸布了，母亲喜欢买“布头子”的习惯依然改不了，用她的话说：“多出来的几寸布做鞋垫也好哇！”
　　不知什么时候，我和父母完成了角色互换，过年的新衣由我来为父母添置了。长大后的我做了老师，没有继承父母的裁缝手艺，自然无法亲手为他们缝制衣服，替代的办法是为他们买一些布料，送给他们自己加工。后来成品衣服越来越多，渐渐挤占了裁缝店的生存空间，铺天盖地的各色成衣甚至比原始衣料还便宜，而且款式时髦新颖，既无需加工费，也省去了等加工的时间，所见即所得，人们自然不愿再到裁缝店做衣服。可是对于父母来讲，做裁缝是祖业，不是说放下就能放得下的。他们固执地坚持了几年，哪怕别人不来做，起码自己穿的不出去买。勉强维持几年后，母亲罹患癌症，不得不离开她站了一辈子的裁衣案板了。母亲去世以后，裁缝店的生意更萧条了。我知道这时再买布料给父亲，他只会黯然压在箱底，绝不会把它们变成新衣服了。于是我开始为他买成品衣服，每年过年都买，就像小时候他年年为我做一样。
　　这几年父亲总是在年前叮嘱我说：“妹崽，今年莫买新衣服了，我那些棉衣、羽绒衣还新得很，年年买太浪费了。”我回答说：“新年就要穿新衣服嘛，讲个开心，现在又不像以前一件衣服非要穿到烂才丢。”
　　母亲当年对我说，新春要穿新衣服，小娃娃才快长快大。我在心里默默地把她的话改成：新春要穿新衣服，老人家才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