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4年09月22日

　　□李振杰

　　二十一年前，我调到一所新建的学校，在那里度过了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五年。
　　初到时，我和我的学生都是学校第二届的“新人”，我教他们语文，任班主任。学校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要尽快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比如期中家长会时要讲得出每一个学生的优点。初时，我望着60张稚气而陌生的面孔，真有点发愁。好在和他们接触的时间多，早读、班会、劳动课、晚自习都和他们在一起，我就拿贴有他们照片的报名表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地“扫描”、对照。两三天里，我还真全把他们的名字都叫出来了。那些在课堂上走神的学生，在劳动课里调皮的学生，听我这么快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又开心，又惊奇，又佩服。在我面前，他们都比较“乖”，但背地里，他们都称我“老李”。
　　学校里经常排名，老师们的压力都比较大，我也深知，要各科均衡发展，中考时班级才能考得好，加上我本来比较懒，所以时间上尽量让着其他老师。我更多地把教学的效率集中到课堂上，我布置作业少、测试少，大多数时候都是写了后我在课堂上集中讲，有时也让他们相互批改。学生们都觉得语文学得很轻松，效果也还不错，第一学期期末测试，古文题只有四名同学丢了一小题的分。
　　也许是我比较幸运，那个班学习成绩不错，体育也不错，校运会里经常拿得到年级前三名。第一次参加校运会，有一个女生报了长跑，但又有一些畏难情绪，我就一圈圈陪着她跑，给她鼓励。男女篮球也打得好，就是有时候有点骄傲。有一次，男生篮球比赛把别的班拉开了些分数后，他们就开始戏耍起对方来。我讲了两次，他们不听，我就发了火。这帮小子也不高兴了，说：“我们输你也不高兴，赢你也不高兴，究竟要我们怎么样？”我只好赛后耐心地给他们讲，不是赢了不高兴，是既要讲竞争，也要尊重对手。后来他们逐渐成熟，就没有那么狂妄了。
　　到初二时，班里还拿到了市级的“先进班级”。中考后，有好事的同事把各班的语文平均分全都统计了出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班语文平均分竟然全年级第一。有一个学生还以670分拿到了全市总分第一。当然，也有没考入理想学校的。第二年快中考的时候，一个到另一所学校复读的学生的家长找到我，要我去开导开导他们的女儿。原来，这个学生在复习阶段考了一次全班第一，但这个第一给她后来的复习带来了压力，总是生怕下次把第一丢了，越担心越紧张，越紧张越考不好。于是，我有了一次去一个已不是本班学生的家里“家访”的经历。我跟她讲了许久。我说，之前你不是第一吧？她说，不是。我给她分析，第一只能属于极少数人，原来别人的第一也被你抢到过，说明第一并不一定都是同一个人的。你的正常成绩平时是班级前列，你就把这个第一当成一次偶然吧，再说，也不一定都要拿第一，不要把这个第一放在心上。她的情绪当时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据说她后来在中考时还考得不错。
　　后来我又从初一接了一个班，仍然任班主任。这个班里男生与女生的习惯、成绩、纪律差别却很大，小学时各校调皮的几位男生聚到这个班来了。比如罚跑步，我和他们一起跑，总有个别跑着跑着就停了下来，第二圈时再跑。有一次学校晚上组织看电影，几位男生不知从哪里弄到酒来喝。入场时，还缺一位男生，找到时，正在厕所里呕吐，昏昏然被我堵在了门口狠狠地训了一顿。后来这位男生逐渐地变得“听话”，我还特别送了一本励志的书给他，可惜书名我已忘了。去年，我到他所在的城市，他已是一名八年的老兵，成熟稳重。他给我上了酒。因部队有规定，他自己没有喝。
　　这个班下课活跃，上课时却不喜欢主动回答问题，有学生埋怨老是提问他。我就买了60多个乒乓球，写上他们的学号，抽签来回答。到现在我还记得不少学生的学号。语文课他们学得还不错，但平时的流动红旗是极少拿到了，我们班也成了学校重点关注的班。这也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他们的前程。一名同学染上了抽烟的坏习惯。我经常到宿舍突然袭击，闻到烟味。问他，你抽烟了？他说，我哪抽了？找不到烟头为证据，拿他没办法。后来有同宿舍的“告密”，说是他听见老师来了，就直接用手指掐灭烟头，藏在席子和床的铁架之间。证据找到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谈了近一个钟头，他终于像一块冰一样，慢慢地融化。也就在那个晚上，学校领导也找了他，第二天上课时就再没见到他了，原来学校劝他转学了。想起和他谈话结束时，他那如甩掉重负重新焕发希望的神情，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后来，他还曾托人叫我去他家里玩，但没成行。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过他。
　　跟这个班上完初二，秋季学期我就改行到了县报社。过了一个星期，我以记者的身份跟随县领导回到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班上的同学听说我来了，挤满了三楼一间教室的窗口，拼命地向我招手，有的同学还大声地喊着老师。随着上课的铃声响起，他们消失了，只剩下几个空寂的方框。那一窗挥舞的小手是留给我教师生涯最后的印象。每每想来，这个班像是被我半途抛弃的同伴，一件我做了一半却再也没有完成的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