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五年
桂林日报
2024年09月22日
□李振杰
二十一年前,我调到一所新建的学校,在那里度过了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五年。
初到时,我和我的学生都是学校第二届的“新人”,我教他们语文,任班主任。学校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要尽快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比如期中家长会时要讲得出每一个学生的优点。初时,我望着60张稚气而陌生的面孔,真有点发愁。好在和他们接触的时间多,早读、班会、劳动课、晚自习都和他们在一起,我就拿贴有他们照片的报名表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地“扫描”、对照。两三天里,我还真全把他们的名字都叫出来了。那些在课堂上走神的学生,在劳动课里调皮的学生,听我这么快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又开心,又惊奇,又佩服。在我面前,他们都比较“乖”,但背地里,他们都称我“老李”。
学校里经常排名,老师们的压力都比较大,我也深知,要各科均衡发展,中考时班级才能考得好,加上我本来比较懒,所以时间上尽量让着其他老师。我更多地把教学的效率集中到课堂上,我布置作业少、测试少,大多数时候都是写了后我在课堂上集中讲,有时也让他们相互批改。学生们都觉得语文学得很轻松,效果也还不错,第一学期期末测试,古文题只有四名同学丢了一小题的分。
也许是我比较幸运,那个班学习成绩不错,体育也不错,校运会里经常拿得到年级前三名。第一次参加校运会,有一个女生报了长跑,但又有一些畏难情绪,我就一圈圈陪着她跑,给她鼓励。男女篮球也打得好,就是有时候有点骄傲。有一次,男生篮球比赛把别的班拉开了些分数后,他们就开始戏耍起对方来。我讲了两次,他们不听,我就发了火。这帮小子也不高兴了,说:“我们输你也不高兴,赢你也不高兴,究竟要我们怎么样?”我只好赛后耐心地给他们讲,不是赢了不高兴,是既要讲竞争,也要尊重对手。后来他们逐渐成熟,就没有那么狂妄了。
到初二时,班里还拿到了市级的“先进班级”。中考后,有好事的同事把各班的语文平均分全都统计了出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班语文平均分竟然全年级第一。有一个学生还以670分拿到了全市总分第一。当然,也有没考入理想学校的。第二年快中考的时候,一个到另一所学校复读的学生的家长找到我,要我去开导开导他们的女儿。原来,这个学生在复习阶段考了一次全班第一,但这个第一给她后来的复习带来了压力,总是生怕下次把第一丢了,越担心越紧张,越紧张越考不好。于是,我有了一次去一个已不是本班学生的家里“家访”的经历。我跟她讲了许久。我说,之前你不是第一吧?她说,不是。我给她分析,第一只能属于极少数人,原来别人的第一也被你抢到过,说明第一并不一定都是同一个人的。你的正常成绩平时是班级前列,你就把这个第一当成一次偶然吧,再说,也不一定都要拿第一,不要把这个第一放在心上。她的情绪当时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据说她后来在中考时还考得不错。
后来我又从初一接了一个班,仍然任班主任。这个班里男生与女生的习惯、成绩、纪律差别却很大,小学时各校调皮的几位男生聚到这个班来了。比如罚跑步,我和他们一起跑,总有个别跑着跑着就停了下来,第二圈时再跑。有一次学校晚上组织看电影,几位男生不知从哪里弄到酒来喝。入场时,还缺一位男生,找到时,正在厕所里呕吐,昏昏然被我堵在了门口狠狠地训了一顿。后来这位男生逐渐地变得“听话”,我还特别送了一本励志的书给他,可惜书名我已忘了。去年,我到他所在的城市,他已是一名八年的老兵,成熟稳重。他给我上了酒。因部队有规定,他自己没有喝。
这个班下课活跃,上课时却不喜欢主动回答问题,有学生埋怨老是提问他。我就买了60多个乒乓球,写上他们的学号,抽签来回答。到现在我还记得不少学生的学号。语文课他们学得还不错,但平时的流动红旗是极少拿到了,我们班也成了学校重点关注的班。这也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他们的前程。一名同学染上了抽烟的坏习惯。我经常到宿舍突然袭击,闻到烟味。问他,你抽烟了?他说,我哪抽了?找不到烟头为证据,拿他没办法。后来有同宿舍的“告密”,说是他听见老师来了,就直接用手指掐灭烟头,藏在席子和床的铁架之间。证据找到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谈了近一个钟头,他终于像一块冰一样,慢慢地融化。也就在那个晚上,学校领导也找了他,第二天上课时就再没见到他了,原来学校劝他转学了。想起和他谈话结束时,他那如甩掉重负重新焕发希望的神情,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后来,他还曾托人叫我去他家里玩,但没成行。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过他。
跟这个班上完初二,秋季学期我就改行到了县报社。过了一个星期,我以记者的身份跟随县领导回到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班上的同学听说我来了,挤满了三楼一间教室的窗口,拼命地向我招手,有的同学还大声地喊着老师。随着上课的铃声响起,他们消失了,只剩下几个空寂的方框。那一窗挥舞的小手是留给我教师生涯最后的印象。每每想来,这个班像是被我半途抛弃的同伴,一件我做了一半却再也没有完成的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