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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
　　一方舞台，一出戏剧，讲述的不仅是百姓的离合悲欢，更与时代的兴衰浮沉紧密相连。
　　1944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线上节节败退，抗日战争进入了艰难的战略反攻阶段。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和文化团体涌入西南大后方桂林。他们组成了专业的戏剧文化团体，与民间业余戏剧团一道，以舞台为阵地，掀起了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西南剧展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壮举”。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下，以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为代表的著名戏剧家组织来自粤、湘、桂、黔、滇五省以及相邻的闽、赣、鄂三省戏剧工作者，在3个月中进行了170多场高质量戏剧演出，观众超过10万人次。
　　“日寇逞猖狂，干戈动八方。民族命运在顷刻，生死搏存亡。我们宣传、奔走、呼号、演唱，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忍着饥，耐着寒，倍历沧桑。流过汗，流过血，还有死亡。为的是团结奋起，为的是自由解放……”舞台上的帷幕缓缓落下，风云人物也终究隐入历史，但西南剧展带给后人的震撼却久久不能平息。如今，作为后人的我们，再度读到西南剧展的会歌，仍旧会被80年前的戏剧界前辈为民族、为国家、为独立、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所感染。
　　那么，就让我们回到西南剧展诞生之初，追溯这段壮阔辉煌的历史。
　　“有战斗的地方，就有戏剧”
　　要追溯西南剧展的缘起，绕不开广西省立艺术馆。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流传后世的西南剧展。
　　1940年3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担任馆长的正是中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当时，广西省立艺术馆由省政府任命馆长，下设戏剧、美术、音乐三部。这种组织机构可谓开了先河，为当时全国之首创。
　　既下设戏剧部，怎可没有舞台？无奈日军铁蹄侵略下的中国，民生多艰。欧阳予倩不得不自己想办法筹措新馆和剧场建设需要的资金。他四处奔波，通过义演、募捐、贷款，又说服建筑界的青年才俊钱乃仁当设计师，前后历时3年，才将广西省立艺术馆从蓝图带到了现实。
　　舞台有了，戏自然也不能少。事实上，早在1940年，戏剧界就希望有一个能集中交流的机会。1940年3月26日，桂林《救亡日报》刊载《对目前演剧运动建议几点》一文，文中这样写道：“（建议）召开全国性的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把这两年多的戏剧工作经验作一个关系的交换与检讨，且在检讨与交换之中，产生出建立今后新兴演剧运动的具体方案……”而抗战多年，历史也已经到了一个拐点，迫切需要一个唤起民众重整河山的机会。
　　于是，欧阳予倩萌生了举办戏剧展览会的想法。按照他的设想，一开始是想邀请桂林和附近的一些戏剧团队在新剧场演几场戏，加强戏剧界联系，共同商讨剧运问题，并不打算做成很大的规模。但田汉认为，接下来的抗战会更加艰辛，任务更加繁重，戏剧展览会是一个很好的大检阅、再团结、再动员的机会。加上演剧四队队长魏曼青、演剧九队副队长刁光覃来到桂林，大家相聚一谈后，一致认为艺术馆的落成，是凝聚戏剧界的一个好机会，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和欧阳予倩与田汉的威望和影响力，跳出桂林的圈子，邀请西南各省的戏剧团队参加。
　　1943年11月，欧阳予倩以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的名义，正式向桂林及广西周边各省的戏剧团发出邀请。他情真意切，措辞激昂：“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继承数十年来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在前线，在敌后，在边省，在后方，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不顾一切危险，对抗战大业，贡献了所有的力量……这七年来，我们的阵营里，增添了多少巨大而新生的力量，我们的营地，扩展到了多么辽阔和遥远的地方！有战斗的地方，就有戏剧，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战斗……为了迎接更艰辛的战斗、更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弥补这些损失。桂林的戏剧工作者有鉴于此，拟就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址落成之机会，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戏剧节在桂林举行戏剧展览会及戏剧工作者大会。”
　　欧阳予倩的这份邀请函感动鼓舞了许多团体，大家纷纷表示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前来赴会。在当时的局势下，举办这样一场盛会实属不易。一方面，日寇仍旧在我华夏大地上肆虐，另一方面“皖南事变”对当时的进步力量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但桂林毕竟不是被蒋介石牢牢掌控的重庆，桂系势力标榜独立、自治、自由和进步，因此对进步力量尚能容纳。在桂系上层人士表态后，西南各省党政军领导人物也都表示了支持，为戏剧盛会的顺利筹办提供了保障。加之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后，大批文化进步人士、文艺团体涌入桂林，作为西南大后方的桂林当之无愧地成为这场戏剧盛会的策源地。
　　以倾城之力共襄盛举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近百年来最大的文化活动”仅凭广西省立艺术馆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剧展举行的3个月中，桂林几乎全城出动，桂林进步人士、市民出钱出力，给予了盛会最大的支持。
　　根据1943年11月10日的《大公报》（桂林版）刊发的消息，西南剧展的主要筹备人员有欧阳予倩、田汉、李文钊、熊佛西、瞿白音及艺术馆、新中国剧社全体人员，主办方为广西省立艺术馆，协办方为新中国剧社及文化艺术界。新中国剧社的创始人李文钊是桂林人，剧团里还有很多大咖，比如田汉、瞿白音。田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一空前盛会之实现，是由于新中国剧社与广西省立艺术馆的高度合作……‘新中国’全体社员和艺术馆的一样都编入大会作职员，全部机构和器材也都供大会之用。”
　　桂林人民则对这场盛会倾注了全部热情。在《扫荡报》《大公报》等报纸的大力宣传下，到1944年1月，西南剧展即将举办的消息在桂林城已是妇孺皆知了。在国力维艰、战事连连的境况下，如此盛大的戏剧节迫切需要资金支持。按照最初的预算，正常戏剧节的经费开支达到了137万元。广西省政府下拨的10万元和政治部的20万元远远不够。怎么办呢？桂林各界都行动了起来。桂林汇通银行捐助了剧展所需要的全部纸张，桂西路、中北路、中南路建起了四座美丽摩登的牌楼，灯泡是工人免费装饰上去的。大会的7个招待所、4个演出场所所需的布景、行李运送，全部是由桂林搬运工人免费提供的服务。各大书店纷纷将戏剧书籍集中起来举行联合减价；《广西日报》《力报》《扫荡报》给展览会的广告费打了折扣；青年、国光、亚洲三家印刷厂暂时停收外件，专门给剧展会帮忙；总工会发动了印刷、沐浴、理发各工会优待出席会员……就连擦皮鞋的孩子们也给会员们以五折优待。虽然各地来的会员大多穿着草鞋，但这些孩子的诚意却不是用“生意眼”可以解释的。
　　老乡们毫无保留的热情，大大鼓舞了戏剧工作者们。曾经在抗战时期参与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工作、桂林文化名人魏华龄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西南剧展）最后决定了一条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奉献精神。大会只负责各团队到桂林的第一餐饭和演出剧场的场租费用，其他如来回车旅费、演出费，在桂吃、住、交通等费用都自行解决。所以西南剧展的经费主要靠自筹，靠自力更生办剧展……筹委会当时设有一个招待部，由新中国剧社的蒋柯夫任招待部主任，这个招待部既没有一分钱，也没有安排一个旅社。大会招待部共有7个接待站，实际上是几间中、小学，还有祠堂。没有床铺，有的晚上睡课桌，清早起来后还得把课桌摆好，让学生好上课。有的课桌不够用，干脆就在泥地上铺些稻草睡在稻草上。就餐不上饭店，各团队都备有行军锅，自己动手煮，市内交通全靠两条腿。这样的招待，这样的生活条件，是够艰苦的，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在当年，居然习以为常，没有一句怨言，剧展各项活动照样顺利进行。像这样的生活，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十天半月，而是持续了3个多月。”
　　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戏剧盛会诞生了。80年后，当我们回望西南剧展，仍会被当时戏剧工作者和桂林民众的满腔热情所感动。正如美国著名剧评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所言：“如此规模宏大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给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这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