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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苏展 文/摄
　　上一篇“桂林老房子”中，我们走进雁山园汇学堂，追忆了当年广西大学在此办学的经过，以及校长马君武与这所大学的牵绊。遗憾的是，广西大学办得正风生水起的时候，马君武却因病离世，享年60岁。马君武逝世后，他的墓地定在良丰朝东的一座山脚下，是由好友李四光亲自为其选择的。说到李四光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广西大学在雁山办学时，名教授云集，李四光正是其中一位。如今位于雁山的科学馆就是他在桂林时期一手创建和工作过的地方。

　　1938年，雁山广西大学对面兴建一座科学大楼
　　上篇提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李四光率领中央地质研究所人员向南撤离，一路到达桂林。一开始，按照国民政府的想法，是让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往重庆（当时重庆已经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但当时李四光希望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够在更纯粹的环境下进行，于是便以“重庆机关太多，广西文化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有好处”为由，坚持要率队来桂。
　　这让国民政府感到不满，声言李四光不去重庆就停发经费，对搬迁事宜概不负责。
　　所以当李四光一众刚到桂林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一开始在环湖东路与丁西林负责的物理研究所合租了一座两层楼房，可是半年后，那栋楼被日本的飞机炸塌了一半，被迫又搬到乐群路附近。
　　住房和经费，还有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袭一把的日军飞机，给初到桂林的李四光一个下马威。但是李四光始终不向重庆方面低头，他在乐群路临时所址和同事们一起动手设计，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建起两排简易木板房，供研究所暂时办公、住宿和存放科研器材。
　　另外，由于国民政府断了资金供给，科研人员的薪资也成了大问题。李四光通过各种渠道将所里的技术人员借调到其他大学去从事教学工作。如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当时都有李四光介绍去的人员。此举不但帮助这些大学解决了用人需求，也减轻了地质研究所的部分负担，可谓双赢。
　　当然，初来乍到，要在广西立足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获得桂系当局的支持，与地方建立合作关系。研究所迁到桂林以后，开展一系列对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并尽量与地方有关部门合作进行，这样一来所需的研究经费就自然由当地负担。说白了，就是“我出技术，你出资金”。
　　这样的“买卖”对于广西当局来说是稳赚不赔的，因为当时桂系领袖们正野心勃勃，他们高举“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旗号，对抗日反蒋和民主进步人士来桂工作是非常欢迎的，希望以此扩大广西的实力和影响力，与蒋介石逐鹿中原。而李四光带着全国最先进的地质科研团队登门时，桂系当局求之不得。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李四光的团队来到广西后，决定今后的工作都以广西、湘西、贵州、云南等范围为主。通过寻找和开发矿产资源，为这些地区解决了一定煤荒问题。
　　1939年，李四光还写了《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发表在《建设研究》第二卷第一期上，为广西发声，指出在国民政府对待广西建设的方针上存在问题，如“广西防御的设施，绝不可以仅作为地方建设事业看待，而应该当作整个国防上的重大问题，做有效的处置”。
　　一系列操作缓解了科研经费的难题，但这么重要的一个科研单位怎么能没有一个专业配套的办公场所呢？1938年，广西省政府为了安顿和礼遇中央研究机构的这批人才，便拨资在雁山广西大学对面兴建了一座大楼，中央研究机构的三个所的人员全部住进去，名为桂林科学实验馆（简称“科学馆”）。1938年秋，科学馆在雁山正式成立，李四光担任馆长。该馆由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合办，作为“研究解决广西省建设上实际问题之实验及设计机关”。

　　李四光与马君武
　　李四光当时选择桂林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位好友，就是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这两位大知识分子都曾留学日本，两人的相识也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当时李四光在日本东京宏文学院求学，遇到了正在京西大学留学的马君武。他们很快成为朋友，无话不谈，共同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纷纷剪掉了头上的辫子，积极参与日本留学生的革命聚会，最终都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李四光到北大教书时只要马君武北上，两人必抽空一聚。一次聚会中，他们就商议过一件事——在广西办一个科学馆。
　　所以当李四光终于来到桂林，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马君武会面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此时来桂林不是避乱，是想要旧话重提，在广西办一个科学实验馆。”马君武一听便心领神会，与李四光一拍即合，说这主意不错。在马君武的引荐下，他们一起找到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商谈此事。黄旭初二话不说，拍板定下。
　　科学馆与广西大学就隔着一条街，此时，广西大学已由省立改为国立，两个单位仅一条马路之隔，也使广西大学直接受益。大学设理工学院，有个数理系，分物理、数学两个组。马君武便请李四光每周给物理组的同学讲两个小时的地质力学。李四光每次讲课，非本专业的学生都跑过来听，大教室内常常人满。在科学馆还未完全建好时，马君武还专门把雁山园对面的一座新大楼借给地质所用，使得李四光能有一个体面的立足点，得以持续开展工作。
　　科学馆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单位。它成立时，正值战事吃紧，财力物力受到种种限制，但在李四光和众多科学研究人员的努力下，这些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慢慢建立了发电所、金工、木工、电工等工场，有各种科学材料样品，还有科学仪器模型室、陈列馆和图书馆以及化验室、实验室、研究室。
　　经过漫漫两年的筹备，1940年9月，地质研究所正式迁址科学馆，而遗憾的是就在一个月前，李四光的好友马君武因病去世，两人并没有一起见证正式迁址这一历史时刻。李四光亲自为故友马君武选择墓地，定在良丰朝东的一座山脚下，9月18日，桂林市公祭马君武，仪式上，李四光难掩悲痛之情，特地献上一碟花生米，说：“马先生是我的好朋友，相交一世。他有胃病，却仍嗜好花生米。如今他不在了，借此祭奠，表示我的哀思而已。”
　　马君武逝世后，桂系高层有意推举李四光接任广西大学校长，但被李四光婉言拒绝了。安置好马君武的后事，李四光重新振作精神，全身心投入到科学馆的工作中去。

　　抗战时期广西的文化建设创举
　　科学馆正式投入使用后，为广西省政府研究解决了一系列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例如，设计并制造了一批收发报机；为平桂矿务局勘探锡矿；详细勘测柳城大埔、罗城寺门、宜山等处煤田，并拟具施工意见；用电阻法测勘地下水。
　　在采集各种科学材料标本、进行基础调查、试制科学仪器方面，科学实验馆也硕果累累。例如搜集了广西全省各处之矿产、岩石、化石标本，并分类陈列；调查广西地层发育之情形，制定了地层层序图表三十余幅；测绘广西全省五十万分之一地质图……
　　此外，该馆还承担了广西省政府的防疟实验区的委托项目，以桂林良丰广西大学为中心，在直径三十公里范围内调查疟蚊种类、生活习性及灭蚊方法；利用大桂山石英制造晶片以供控制无线电波长之用……长期各种各样科学演讲的公开举办，也给全社会带来了科技普及的新风。科学馆，这座中西结合风格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慢慢聚集了一大批科学家在此工作，包括著名地质学家孙殿卿院士和著名植物生态学家、地植物学家侯学煜院士等。当时，有刊物称，抗日期间广西在文化建设上有两个创举，一个是桂林科学实验馆，另一个是此前“老房子”写过的“红房子”省立艺术馆。
　　直到1944年，桂林保卫战爆发，李四光终于不得已撤往重庆。科学馆至今依旧完好保留着，目前已经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在桂期间，李四光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科学馆的工作，他一生在地质科学领域里许多影响深远的科研成果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特别是为促进当时的矿业发展并给予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大发展留下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文献，他与张文佑、赵金科、斯行健、孙殿卿、徐煜煜等著名地质学家配合广西地质工作者一起调查了广西中、东部70余县的区域地质和90余处矿产地质，并编制《广西分区地层表》，撰有20多篇地质论文和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他们的付出初步奠定了广西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