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4年02月16日

落花时节又逢君 　　□王永清

　　借用这个标题，与原词作者杜甫原意毫无关联。诗圣是在安史之乱后，与知己李龟年乐师江南相逢，不由得感慨万千，而我纯粹只是一时兴起，觉得这句词应景而已。
　　陈年旧事
　　未曾想，兵一当就是30年。
　　还好，除了参加过澳门回归、98抗洪以及一些演习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火离得还是很远，算是当了大半辈子和平兵。是故，笔和纸一直是我的武器。
　　一直都想出本书，为30年军旅生涯打个结（不敢说立德立功立言之高远境界，只是抚慰内心），直到最近才有点眉目：准备选定30年中不同阶段的代表之作，每篇附上稿件背后的写作故事，再配上相应照片，书名暂定《一眼30年》。
　　要写自己的文字历程，绕不过桂林，更离不开《桂林日报》：这既是我的搬砖码字史，也是我的精神发育史。
　　比如，这里有我的人生处女作《再写双拥新篇章》，发在《桂林日报》1993年1月14日的一篇小文章。事情起因，其实非常简单：我当时是桂林陆军学院九队学员，大队根据上级安排，先后参加了几场军民共建劳动，特别是1月10日到共建单位桂林棉纺厂忙了一天，得到了该厂党委副书记邹解平表扬，大队政委高扬见我文笔不错，便叮嘱写篇新闻稿登一下。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刷！刷！刷！”几下写完，经高政委审核签发，找到时任学院政治部干事的马逸琪帮转交报社（他经常在桂林日报发稿，据说在报社有不少熟人），没多久稿子便发出来了。原稿有五六百字，编辑压到了三百字，我已经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了！这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那时每个班只有一份日报，别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报纸，我偷偷看了又看，过了几天，没人注意时便把见报文章剪了下来。30年来，我写过大大小小的文章，发过长长短短的稿子，最难忘的，还是这一篇！
　　不知道是不是受这篇见报文章影响，反正那个学期虽然是毕业季，迎接我们的，有魔鬼式的500公里大拉练，还有严格繁琐的毕业考试，我还是见缝插针地在《战士报》《中华儿女》等报刊登了稿，成为学员队为数不多见过报的“名人”，为此也顺利留了校（本人意愿是当军事理论教员，却阴差阳错被内选为新闻干事）。
　　既然是正儿八经新闻干事，就有别于以往业余偷偷摸摸写稿投稿了，但新的巨大压力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见报难！每天十点左右，通信员总是把厚厚一摞当天报纸如约放在办公桌上。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叠报纸，简直就是一纸宣判书，别说高大上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是当地的《广西日报》《桂林日报》，也不曾见我一字半文！而办公桌对面的一位老志愿兵，因从事摄影报道多年，隔三差五就会有见报稿或稿费单，更是加重了我的焦虑。
　　如坐针毡的新科干事，不得不开始行动：一方面，按照领导吩咐，多到校园各处转转，看看基层有些什么新鲜事；另一方面，也让已经下到大队的马同事帮牵线，写了稿子让他帮推荐一下。这样，在《桂林日报》也算有了些零星见报，短小者如《榕城短波》简讯，复杂者一幅新闻照片都署不了全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我在《光明日报》头版刊发了对时任山西省省长胡富国事迹的评论《为民族脊梁而歌》，多多少少引起了领导注意，平息一部分质疑的同时，也让从军区宣传部长提升到学院领导的姚将军，作出决定送我到军区新闻主管部门跟班，事业格局由此奠定。
　　学习归来，我有如神助，对新闻报道俨然已经上路，只知道拼命写，《桂林日报》当然成了我的主战场。在这里，我写了很多短平快的消息，学院的新鲜事，事无巨细，几无遗漏；也登了不少通讯，除了优秀教员，各学员队的炊事员几乎写了个遍，如《三尺锅台写春秋》《“军校早茶”满嘴香》《背起锅铲出国的兵》；同时，还见证了自己的爱情，认识在桂林工作的女友后，发现她也有写作爱好，在帮助她完成单位见报任务的同时，还合作发表了几篇言论稿《人格的力量》《拒绝浮躁》《“光荣的缺点”不光荣》。
　　当然，最过瘾的，还是日报于90年代后期推出周末版后，我对写整版文章有了更大兴趣：一来，文章块头大，劲头足；二来，长篇文章对题材驾驭锻炼大，要有一定篇幅才摆布得开。写多了，难免有些小成绩：比如，反映中学生出走的《谁该对未来负责》；反映大学生入伍热潮的《军绿：“诱惑”依旧》；反映军校教学改革的《犹闻惊涛拍岸声》，都算得上酣畅淋漓之作，登出来后也得到读者认可。一位首长夫人曾坦言，我发在日报周末版上的文章，她基本上都读过。用当下的话来说，也算得上“粉丝”了，呵呵！
　　热心报人
　　回忆报社，不可能不忆及报人，因为报社皆由报人组成，稿件也都是由报人编辑的。《桂林日报》印记，同样如此。
　　一直以来，我都是个不吸烟的人，也有例外，那就是去报社的时候。因为见稿压力实在太大，也不能老指望靠别人带，我只有硬着头皮到报社送稿。从熟人那里打听到了报社的地址，骑着自行车就上路了。想到进门也不能空手，便在楼下的小卖部买包烟，万一编辑老师抽烟，也多句应酬话。
　　“请问这是政文部吗？”敲了门，我怯生生地问道。“是的！”一位中年编辑热情地请我进了门。临时买的烟还派上了用场，老师接过烟，问了下我身份，便要求把稿件放下即可。
　　我一身轻松，想象中无比神秘的编辑部，就是这个样子；编辑好像也不比课堂上的老师威严。关键是，我的稿子，第二天就见了报，这大大刺激了我写稿的热情。
　　一来二往，跟编辑老师就渐渐熟了起来。方知，政文部时任副主任叫阳建中，还有相继接任的部门领导曾桂林、覃龙新等人。每次送稿，我照例还是在楼下买包烟，进门后就给编辑们递支烟、道声谢，然后把稿子留在桌面上。他们，也总是客气地从稿件堆中抬头起身，热情地肯定我稿子中的进步，认真点拨存在的不足，让我浑身温暖。就这样，我成了报社的常客，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社各个办公室里。
　　再往后，通过工作的关系，又认识了美丽大方的编辑王慧明，沉稳端庄的编辑龙丽芬，还有潇洒飘逸的龙公老师。再往后，也结识了一些报社领导，比如时任社长李国安，著名作家、时任总编辑苏理立。熟悉以后，还代表单位邀请报社领导和编辑老师到学院开展过联谊活动，大家也是其乐融融。
　　要说编辑中交往最多、感情最深，心情又最复杂的，当属曾桂林老师。印象中，他好像是复旦大学高才生，先当编辑，后任政文部领导。在阳建中主任之后，就跟他最熟了，交流也比较深入。记得有一次，他家老人生病住院要值守，向我借军棉大衣，我居然也是傻乎乎地只是把自己的军大衣借给了他，不知道找件新的送给他，请他放心用。一直到我调广州，他好像也被抽调到南宁办一张新报纸，我们还有联系。到了我调回机关任文化处长，一次他夫人杨老师主动联系，为女儿咨询报考国防生，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多问了几句，杨老师才不无悲伤地告诉我：曾老师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走了！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更是久久没有走出这段感情：亦师亦友的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而整个桂林日报社的报人形象，还永远地刻在我的心底，不论行走天涯，神驰南北，没齿难忘。
　　大恩不言谢，但需要记忆！
　　新不了情
　　怀旧是人心灵旅程的最后归宿，如同衰老，不可抗拒。我也免不了这份俗。其中，对新闻，对媒体，对报人的这份情，首当其冲。
　　算起来，当兵30年，走的地方不算多，任职经历也相对简单，职务也由副连到副师，但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更没有释怀心中的情。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每当有人提起，关于你的消息，忍不住多问一句！
　　驻桂某部政治委员张小明，是在桂林认识的老战友，俩人合作上过《解放军报》《战士报》。没想到，山不转水转，他转业安置居然进了报社，让我好生兴奋。重逢时，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均为报社过去的人和事。他也热情一一解答，以聊我相思之苦。
　　市委、市政府部门整体搬迁临桂新区后，我在妹妹住的山水凤凰城小区住过一些时日。一次，跟王晟同学、洪波师弟出来散步，看到桂林日报社的新楼，高耸入云、秀气挺拔，内心好生喜欢。独照、合影，一口气照了好几张。发朋友圈，写了头条，还不尽兴，又把我的报社背景照作为自己头条号的头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
　　同是桂林陆院同事调广州的陈启银，本是军事研究好手，转业安置到广州，由组织一手操办，直接进市文联（我戏称，这是抢了我的饭碗）。未曾想，万物互联、诸事相通，人家一进文联，便是“坐家”，写起散文来文思泉涌，不时有新作见诸报端，羡煞众人。有一次，我看他居然在《桂林日报》也发了稿子，让我回味了很久。
　　情未了，思不尽。就在我以为与报社联系会中断的节骨眼上，龙年新春，我回桂公干，参加母校聚会。未曾想，除了一众校友，还有一位报社领导是“荣誉校友”，让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相互约定：择时搞个聚会，把报社的新老同事们约出来，好好聚聚，好好叙叙。为此，我一直对自己的桂林之行、时光之旅，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