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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8号大院”民国建筑之谜

桂林日报      2023年12月04日     

  图①:8号楼正面。 记者苏展 摄

  图②:红色外墙8号楼。 记者苏展 摄

  图③:黄色外墙7号楼。 记者苏展 摄

  图④⑤:通过1947年的桂林地图与如今谷歌地图对比,可知如今的4号院是当年省立医学院的旧址,而省立医学院接用的正是桂林办公厅旧址。 (资料图片由尹文军提供)
  □本报记者 苏展

  上篇我们走进了抗战时期军政界风云人物李济深位于东镇路11号两江四湖木龙湖景区内的旧居。在这里生活的4年中,他致力于民主、抗日、爱国,被人们称作“西南文化保护人”。而之所以当时他能为广大共产党员以及进步文化人士提供方便和庇护,与他在桂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一职不无关系。网传李济深的桂林办公厅旧址就位于大家熟悉的“8号大院”内,记者决定一探究竟。

  李济深的桂林办公厅是做什么的?
  此前我们提到,1940年9月4日,李济深被蒋介石调至桂林办公厅任主任一职。
  桂林办公厅的前身是白崇禧主管的桂林行营,那么桂林行营是做什么的呢?
  行营这个单位的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而军事委员会是当时中国战时最高领导机构,是事实上的战时政府。所以,行营本质上为军委会的派出机构,在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大致负责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战区进行业务指导。理论上,当时的行营具备了很高的军事决策权。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军委会决定将全国战场一分为二,南部战场归属桂林行营指挥,北部战场归天水行营统筹。
  这意味着,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负责了当时半个中国战场的指挥权。白崇禧当时毫无疑问是个掌握军权的“大官”,他以桂林行营主任资格全权指挥桂南作战。
  但这个官,白崇禧当的时间并不长。蒋介石此时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虽然是“一号人物”,但许多人并不真正服他,包括白崇禧在内的“桂系”就是其中一支。蒋介石与“桂系”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需要利用“桂系”在广西的战力打江山,另一方面又要防着“桂系”发展过度而越权。
  当时,国民党内还有一位与蒋介石不对付,甚至可以说把“不服”两字直接写在脸上的人,那就是李济深。李济深主张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这与消极抗战的蒋介石显然背道而驰,李济深是国民党的元勋,党内人人都要敬他三分,蒋介石也不例外。
  1940年2月3日,随着桂南会战失利,蒋介石以白崇禧“督导不力”为由,决定撤销其桂林行营主任一职,白崇禧被基本剥夺了军权,而桂林行营不再具备指挥作战的权力。之后,蒋介石又把桂林行营改为军委桂林办公厅,把白崇禧调到了国防部,把李济深调到桂林办公厅任主任。这样一来一去,行营变办公厅,一个军事指挥机构变成了办事机构。
  新成立的桂林办公厅又是做什么的呢?与之前行营不同,这个机构在军事指挥上没有了插手的权力,但在行政上保留着权限。李济深就是利用这部分权限,在桂林掩护一部分民主人士。比如,冯玉祥办的“三户书屋”,李济深利用权限极力掩护,通知有关方面不能去搜查;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在桂林,特务想去捣乱,被李济深节制;皖南事变发生后,李济深则用办公厅所控制的民航班机座位,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及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往香港。对被拘禁的叶挺和远禁江西的廖承志等,李济深也嘱其旧部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就在这桂林办公厅里,李济深给予抗战与民主斗争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援。
  李济深的行动,蒋介石不可能一直无所察觉。1943年,蒋介石再次玩弄权谋手段,将桂林办公厅撤销,调李济深去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这个职位高但无半分权力,李济深自然也看得出蒋介石的套路,他坚持不入套,电辞了这一职务,仍然选择留在桂林,以一个前辈的经验和积累去影响和帮助后辈们。此后,便有了上一篇开篇那一幕:1944年6月中旬,李济深组织了“劳军运动”,在那次万人参与的大游行中,他站在包括欧阳予倩、田汉等50名文化大咖的前面,带领他们募捐,发动群众支持抗战。直到桂林沦陷,李济深返回了老家梧州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寻找李济深的办公室
  桂林市政府叠彩办公大院在叠彩路8号,人称“8号大院”,也是桂林人熟悉的机关单位集中办公地之一。公开资料显示,这里是原桂林地区行署大院,地市合并以后,成为部分机关单位办公所在地。在这个大院里,现有两栋看似颇具历史的老建筑,正在做“桂林老房子”系列的记者,在查阅大量资料过程中发现,不仅在网络,甚至在一些权威单位官网以及书籍中都将这两栋老建筑认定为“桂林办公厅旧址”,甚至称李济深就曾在其中办公。记者慕名前往走访,随着调查的进行却发现了与目前主流说法不同的声音。
  “很多人说这两栋是桂林办公厅的建筑,依据就是8号大院门口有一块文化标识石碑。但这标识只是说历史上有这么回事,建筑到底是不是办公厅的需要证据。”市政协委员、文史专家尹文军曾经对8号大院内的老建筑本体进行过多次考察,查阅了历史文献和历史照片,他告诉记者,根据其多年文物保护维修经验,7号楼(黄色外墙)是50年代初的建筑,8号楼(红色外墙)为民国时期建筑。“7号楼有典型的三段式苏式建筑风格,屋顶材料和悬山形制与桂林民国时期建筑屋面不同。大家可以将其与1954年建的广西第一图书馆的风格相比对,而8号楼,从青砖的建筑材料到屋顶形制再到青砖刷红的做法,跟民国市政府旧址一样,说明这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根据上文我们可知,桂林办公厅是于1943年撤销的,如果这两栋建筑都是1943年以后新建的,那就说明它们与桂林办公厅无关。
  结合尹文军所说,被认定为50年代所建的7号楼就基本可以排除是桂林办公厅的建筑,而1944年就离开桂林的李济深也不可能在里面办过公。
  那么,被认定为民国建筑的8号楼会是桂林办公厅的建筑吗?尹文军又向记者展示了一张1945年“桂林保卫战”战后桂林中山北路附近的照片,照片上位于今天8号大院的地块上并无完整的房屋建筑,也就是说,8号楼虽是民国建筑,但最早也是到光复以后才建的,也要晚于李济深离开桂林的时间。
  既然两栋建筑与桂林办公厅无关,那么这块地是否是当年桂林办公厅的用地呢?位于8号大院大门口一侧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旧址”保护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记者近日来到8号大院门口,发现这块石碑依旧存在,就位于正对大门左手边的石柱上。上面清楚地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旧址”,落款是“桂林市人民政府二〇一五年二月立”,而记者手上所持的《桂林抗战城史录》和《桂林抗战文化遗产》两本由权威机构出版的书籍中也都将院内建筑认定为桂林办公厅的建筑。巧的是,两本书的出版时间也都是2015年之后,与这块碑落款的时间不谋而合。也就是说,现今流传的说法基本就是从2015年开始。
  追本溯源,其实从早一年的2014年开始,桂林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的号召。当年5月起,桂林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领导小组组织人员,对全市历史文化遗存、遗址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调查活动历时8个月,共调查文物点1100多处,8号大院门口桂林办公厅旧址的文化标识也就是在这一批调查工作中立下的。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不难发现,当初最早关于桂林办公厅旧址具体位置的说法都是位于叠彩路4号,而非8号。4号院与8号大院只有一墙之隔。而当时这个文化标识石碑为什么没有被立在4号院而立在了8号院,是造成后来许多人困惑的根本原因,记者从手上所持的《桂林抗战城史录》和《桂林抗战文化遗产》两本书中甚至看到了一种更加矛盾的描述:“桂林办公厅旧址位于叠彩路4号桂林市人民政府叠彩办公大院内”(桂林市人民政府叠彩办公大院实际为叠彩路8号)。
  而为什么这块文化标识的石碑会立在了8号院门口,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尚未获得清晰明确的答复。但结合各方说辞,这里可以做出几种可能性的猜想:第一种可能是,2014年桂林开展那次遗址调查时,因为工作量巨大,在某个环节出现了上传下达的失误,将“4号院”误写成了“8号院”;另一种可能是,8号院和4号院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地块,同属于桂林办公厅,所以这个碑立在如今的8号院或者4号院都是成立的。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想,如果后续有权威人士解答,欢迎批评指正。

  8号大院里的建筑究竟是什么来路?
  那么如今8号大院里留下的两栋老建筑究竟又是什么来路呢?
  记者从规划部门了解到,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当时8号院内的两栋老建筑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但通过翻阅档案,以及文物部门调查都没有搞清楚其渊源,就暂时笼统称为近现代建筑。规划部门《桂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把两栋楼列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定义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建。
  尹文军曾经猜想8号大院内的两栋老建筑可能是广西省立医学院(广西医科大学前身)的院舍。
  根据尹文军上文对建筑风格的判断,如果两栋建筑的建设时间大概在光复之后,解放之初,那么我们只需要整理出这段时间,在叠彩路上发生的事情或许会有收获。资料显示:
  1940年,桂林行营撤销,桂林办公厅取而代之,至1943年底。
  1944年,桂林保卫战打响,桂林城一片破败。
  1945年,桂林光复,大批房屋开始重建。
  1946年到1953年(光复之后,解放之初),广西省立医学院迁桂林叠彩路。
  在广西医科大学校志中,记者找到了相应的内容“1946年5月,省府拨桂林市法政街前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原址为学校新址。经修建,于民国36年(1947年)7月3日,全部搬入新址”。
  学校迁入此地期间,在这块地上也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校志中记载“民国35年(1946年)7月院址迁入桂林叠彩路,民国36年(1947年)建有解剖、病生、物理等研究馆及教职工、学生宿舍计22栋,建筑费用5亿元。民国37年(1948年)至1952年建筑拨款计35.6亿元。此时期建筑面积计5471平方米”。
  至此,8号大院两栋老建筑“原主”的身份似乎已经无限接近广西省立医学院,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推断很快又被再次推翻,在校志的地图上显示,当时学校的占地面积只覆盖到如今的叠彩路4号院,而8号院地块刚好被排除在外,另外在一张1947年的桂林城地图上也显示了该校地块只包含4号院,而8号院地块在地图上是一块空白。
  虽然对两栋建筑的考证再次落空,但也进一步证实了叠彩4号院地块是桂林办公厅的旧址或者一部分的事实。而8号院地块与桂林办公厅是否有关需进一步考证,但8号院内现存的两栋老房子肯定不是桂林办公厅时期的建筑,而是在此之后建成,它们的身世渊源目前依然是个谜。
  近期,我国将开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值此之际,仅以此文抛砖引玉,希望更多专业人士与文物爱好者参与到“老房子”的追本溯源中来,一同丰富完善桂林文物类型,挖掘桂林文化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