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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苏展 文/摄
　　这两周，桂林大街小巷最热的话题莫过于“桂林艺术节”，桂林各个剧场每天都有好戏上演，在众多的剧场当中，人气最高的莫过于解放西路到榕荫路转角处那一座造型独特的红墙建筑，如今她是桂林的网红打卡点，大家喜欢叫她“红房子”，她就是广西省立艺术馆，一座拥有近八十年历史的民国建筑。

　　兴建一座属于自己的艺术馆
　　接续前两篇“桂林老房子”故事：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桂林“八办”与救亡日报社等革命据点被迫撤销，在这两所“老房子”里打拼了两年多的抗战人员纷纷离开桂林，转移到其他城市，时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当时也离开桂林去往香港。
　　夏衍到香港后不久，加盟了新创办的《华商报》。到1942年初，香港也被日军占领，夏衍不得已化名黄坤，在上级的安排下，逃离香港，几经周折，又回到了桂林。 
　　得知夏衍回桂林，留在桂林的文化人喜出望外，夏衍到桂林一周后，一位好友在桂林“美丽川”饭店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这位好友正是本篇“老房子”故事的主人公——欧阳予倩。
　　夏衍回到桂林的时候，欧阳予倩在桂林担任广西艺术馆馆长之职已有两年，他领导的广西艺术馆实验话剧团正在公演由夏衍编剧的《愁城记》，欧阳予倩自己做导演。之前篇章提过，夏衍文笔过人，除了报纸新闻写作，戏剧创作领域的造诣也非同一般。而欧阳予倩作为一个话剧名导演，在桂林期间导演了不少好戏，尤其是夏衍的剧本，他导演得甚多，“夏剧欧导”一度成为剧坛佳话。夏衍回桂林，正逢《愁城记》由欧阳予倩搬上舞台，这样的重逢使历经艰辛的夏衍感到慰藉，而且当时正逢1942年春节，剧团为了适应习俗，在新年上演取吉利，将剧名改为了《走出愁城》。
　　两位戏剧大师的这次相逢十分短暂，2个月后，夏衍就接到周恩来电示，再次离开桂林，去往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做文艺界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而欧阳予倩则继续留在桂林，帮助广西发展戏剧和进行桂剧改革，同时他也将桂剧改革与抗战救亡紧密结合，以戏剧之名，宣传抗日救亡。
　　艺术馆虽已经成立两年，但并没有自己的“家”，办公地一直是借用榕荫路一条叫马房背的小巷里的民房，举办的话剧训练班还是利用晚上借用桂林中学教室上课，而每次演出都得再租用别的剧院或电影院的场地，工作极为不便，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剧场是欧阳予倩和所有馆员的心愿。这一年，欧阳予倩向广西省当局提出申请，兴建一座艺术馆。
　　当时的广西省长黄旭初觉得这个想法好，但财政拮据，给不了拨款。于是，欧阳予倩决定自己筹建，他通过发动戏剧界明星义演以及贷款的方式筹集到了基建资金。设计方面，欧阳予倩请来了当时建筑界的著名设计师钱乃仁。钱乃仁不仅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也是一位美术家和音乐家，曾在桂林举办过个人画展和小提琴演奏会。如今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的主体建筑当年也是出自钱乃仁的设计。
　　新馆建设占地面积较大，除拆除借用馆址的旧房之外，还要占用当时桂林中学部分教工住宅院。当时的教育部门的第一反应是反对。
　　欧阳予倩亲自找到桂林中学校长雷震，两人当面交涉。雷震说：“现在桂林中学是全广西最有名的中学，许多外地文化名人都到桂林中学任教，教师居住拥挤，条件亦差，我们不能相让。”
　　欧阳予倩则强调戏剧改革、戏剧宣传的重要性。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欧阳予倩找到了黄旭初，请其出面，从中调解。在那个年代，戏剧宣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黄旭初便答应下来，亲自找雷震面谈，最终雷震做出让步。
　　直到1943年初，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址才正式动工，欧阳予倩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奠基仪式。到1943年底，大体完成。广西省立艺术馆在成立快4年之际，终于有了自己的主场。如今在这里红砖砌成的外墙上镶嵌着黄旭初题写的奠基纪念石刻，“广西省立艺术馆于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吉日奠基”字样清晰可辨。

　　举办一次空前的盛会
　　抗战期间，戏剧肩负着文化抗战的历史使命。作为西南大后方的桂林城，话剧运动和话剧人在这一时期颇为活跃。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夏衍、熊佛西、瞿白音等戏剧大师都陆续到访桂林或长期居住。他们聚集在这里，不断碰撞出艺术的火花，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直到那一场“西南剧展”的举办，桂林戏剧运动被推向高潮。
　　1943年11月，欧阳予倩与在桂的几位戏剧大师共同倡议，开始筹备“西南剧展”，倡议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欧阳予倩被推举为发起人和组委主任，瞿白音为组委秘书，担任委员的有中共党员田汉、吕复、瞿白音、熊佛西、丁西林等。这些名字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可以说是“顶配”的存在。
　　按照计划，“西南剧展”要与广西省立艺术馆的落成典礼同时举行，也就是说，能不能在开展前完成建筑施工，关系是非常大的。所以，欧阳予倩在建设冲刺阶段经常到现场监工。
　　1944年2月15日，艺术馆落成典礼顺利举行，同时就在这里举行了西南剧展开幕式。盛会的举行不仅是艺术馆和桂林戏剧的喜事，更是全国话剧界的喜事。
　　要知道，当时在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供话剧演出的剧场，话剧的演出要向其他剧院租用，在这个艺术馆建起之前，欧阳予倩的话剧团队就经常租用当时专门用于桂剧演出的广西剧场。新落成的艺术馆剧场的设计是按话剧演出的要求，专门打造的舞台布局和剧场音响效果，共有800多个座位，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座新型的话剧剧场。钱乃仁的建筑设计融合了中西古典建筑特点，大门位于馆东侧，馆正面布置了代表音乐、舞蹈、美术的3幅雕像。浮雕由著名美术家刘建庵设计并创作。
　　而在这里举办的第一届“西南剧展”，在中国戏剧历史上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同一时期，西南七省的三十个剧团到桂进行汇演，互相学习，交流，碰撞，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据公开数据显示，这一年举办的“西南剧展”，演出除了在省立艺术馆之外，还借用了桂林的几个大剧院同时演出。参加会演的有话剧、京剧、桂剧、傀儡剧、武术、马戏等，轮流在桂林的所有大剧院演出，连续演了三个月之久，汇聚戏剧工作者、各界代表、社会名流、党政要员、外宾及中外记者1000多名，展览演出了剧目100多个，观众达15万多人次，成为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
　　当时桂林本地及国内西南、东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消息、社论和评论，对大会胜利闭幕表示热烈祝贺。连《纽约时报》当时也毫不吝啬地给出了这样的评论：“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

　　毁灭与归来
　　1944年秋，日寇进犯衡阳，桂林紧急疏散。欧阳予倩率艺术馆工作人员撤往昭平县。
　　离开了刚建不久的艺术馆，来到昭平，大伙儿没有因为失去“阵地”而沮丧，而是更加积极地开展文化抗战工作。
　　在桂林籍文艺家李文钊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1945年，日寇自蒙山攻昭平，艺术馆转入万山丛中的黄姚。欧阳和馆员们在黄姚开办识字班、临时图书馆和举办学习讲座。这时的欧阳先生更积极了也更活跃了。这是西南剧展中戏剧工作者大会精神得到发扬的结果。”
　　在艺术馆的第二任馆长党明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黄姚虽是一个交通不便破落的小镇，但疏散过去的文化人不少，他们办了日销三千份的《广西日报》昭平版……靠了很粗简的条件，在那里办了识字班、图书馆、学习讲座等待。晚会也开过好多次，壁报经常发刊，战时画展和影片展览也有许多乡下人来看。”
　　1945年，日本投降，欧阳予倩率领艺术馆工作人员返回桂林，但桂林城已是一片焦土，艺术馆未能幸免，剩下一堆瓦砾，欧阳予倩站在废墟之上，痛心十分。
　　欧阳予倩是一个执着的人，至少在艺术馆这件事情上他是执着的。1946年2月15日，在纪念西南剧展两周年的日子，欧阳予倩主持广西省立艺术馆重建的奠基仪式，在原址上进行重建，剧场为砖木结构，系红砖砌成，现虽几经修缮，在外观上仍保持原貌。
　　遗憾的是，欧阳予倩并没有亲眼见证艺术馆的正式落成。1946年，欧阳予倩因导演反战话剧《凯旋》，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辞去广西艺术馆馆长职务，离开桂林赴上海。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座“红房子”便是经过战火之后，1946年原址重建的那一座。
　　1987年，广西省立艺术馆被公布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广西省立艺术馆被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又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经近八十年的风雨洗礼，这座艺术馆也曾出现过屋顶漏水、瓦件碎裂，木构件腐朽、损坏，墙体开裂以及建筑外立面破旧等多种问题。几十年间，桂林相关部门开展了多次修缮。2019年，作为重点保护文物对象，广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对其开展了一次完整、彻底的修缮工作，是这座“老房子”多年来经历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修缮。
　　历时超过3年，2022年，这座艺术馆再次完成修缮，容光焕发，12月11日，在这里迎来了第一届桂林艺术节开幕式。此情此景犹如昨日归来，今时今人走进“红房子”的那一瞬间，仿佛梦回78年前的那场空前盛事之中。
　　到今年，2023桂林艺术节依旧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开幕。盛会的延续也许是对先辈最好的致敬，亦是对“老房子”最好的保护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