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2年06月23日

秦牧与桂林 □黄伟林
　　如今的中学生是否知道秦牧，不得而知。然而，上世纪60－80年代，秦牧却是当时中学生里无人不知的著名作家。那个年代的秦牧与杨朔、刘白羽齐名，被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以诗的意境取胜，刘白羽以豪放风格著称，秦牧则以知识性和哲理性擅长。
　　知识性与哲理性的融合，有点接近杂文的品格。秦牧对此很有自知之明。他说：“我是从写杂文开始进入文学界的，当时所写的杂文，大抵登在《大公晚报》《广西日报》等报的副刊，以及一些文艺刊物上。后来，有相当一部分辑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开明书店一九四七年的《秦牧杂文》中。由于我是从写杂文开始创作生涯的，以后我的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常常带些杂文风味。这是许多明眼的读者都能觉察到的。”
　　秦牧的创作生涯是从桂林启程的。1940年，秦牧进入失业状态。当时他的姐姐已经从广东到了广西，他决定到广西投奔姐姐。1941年6月，他到达桂林。最初，他在桂林兴安县一个叫做“39补充兵训练处”的军事机构当少校附员，相当于编制之外的工作人员，做的是修改文稿一类的工作，解决了吃饭问题。那段日子非常清闲，秦牧经常到灵渠洗澡。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三个月后，秦牧到桂林另谋职业。
　　从1941年到1944年，秦牧在桂林工作生活了三年。桂林或许是秦牧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座城市。他是在桂林开始使用秦牧作为笔名，为桂林的《广西日报》《大公报》《力报》等报纸副刊以及《野草》《文艺生活》等文艺期刊撰稿。据秦牧自己说，秦牧这个笔名“隐约含有消除横暴之后，过和平生活的意思”。在桂林，秦牧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奠定了事业基础，甚至决定了他的思想走向。
　　在桂林的三年时间，秦牧写过一出多幕剧《风雨桂林城》、一篇长篇专论《易卜生研究》以及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初步显露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和艺术个性，是秦牧正式登上现代文坛的标志。”
　　最初，秦牧到桂林是为人筹办《民众报》，但未办成。恰好钟敬文的夫人要去重庆，就把她在立达中学的职位让给了秦牧。秦牧成了教师。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桂林文化城进入高潮。如今的解放西路当时叫桂西路，书店云集，被称为书店街。夜晚，秦牧经常到桂西路看书。
　　秦牧在立达中学教了一年书后，中断了半年，专事写作，但没法维持生活，又到中山中学教书。根据《秦牧评传》，1943年，秦牧曾经邀请田汉到中山中学作关于抗战戏剧运动的报告。但学校教导主任从中阻挠，不准借用学校礼堂。秦牧只好把田汉请到他上课的教室里作报告。教室虽然小，但其他班级的同学闻风而至，教室内外，门口窗台，都坐满了人。秦牧在中山中学教书到1944年夏天。在立达中学和中山中学，他教的是高、初中语文，还担任班导师。
　　根据秦牧的回忆推算，秦牧在立达中学教书的时间应该是1941年9月到1942年7月，半年后，也就是1943年2月后，秦牧到中山中学教书，大约是教到1944年6月。
　　当时的中山中学是贵族中学，许多桂系军政要员的子女在这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唐现之。秦牧回忆，唐现之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对联：“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副对联我曾经听朱袭文老先生跟我说过，如今在秦牧的回忆文章中得到证实。
　　多年后秦牧回忆：“这两年多的教书生涯，由于授课必须彻底弄清楚课文，才能够讲得清晰详尽。这个时期，我对于文学史、古文下了一番功夫，对于字词的析义，也逐渐掌握得比较精确细微。这对于我后来的文学生涯，很有好处。”
　　《秦牧杂文》中有一组作品，共七篇，皆以中外古代历史为题材，分别题为《囚秦记》《死海》《火种》《伯乐与马》《诗圣的晚餐》《罗马的奴隶》《拿破仑的石像》。这里我们介绍第一篇《囚秦记》。
《囚秦记》写的是秦始皇时期李斯与韩非的故事。
　　作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写李斯的心理活动。这时候的李斯已经给秦王提交了《谏逐客书》，他的许多奏议也得到秦王的采纳，他对自己的前途也有了信心。但他耿耿于怀的是老同学韩非的状况，韩非正出使秦国，秦王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颇有欣赏，李斯因此对老同学产生了忌恨之心。他面见秦王之时，说了不少韩非的坏话，甚至指使特工首领姚贾给韩非罗织罪名，以此为名建议秦王杀掉韩非。
　　第二部分主要写韩非的心理活动。这时候的韩非已经被李斯抓进了监狱，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斯所为，他想起老师荀卿对人性的诅咒，对李斯充满了激愤之情。
　　第三部分写李斯与韩非的会面。韩非指责李斯的堕落，为了个人利益连自己的祖国都不顾，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最后他重提他与李斯昔日的同学之情，希望李斯给他一个面见秦王的机会。李斯认为自己是为了秦国的前途和对秦王的忠诚，认为韩非不知天下大势，只是一个眼光如豆的书呆子，最后他把韩非作为韩国的奸细定罪，让韩非吞食毒药身亡。当秦王想起特赦韩非的时候，韩非的尸体已经僵硬了。
　　作品最后一段是这样一个场景：

　　就在这时候，远在南方的兰陵，八十高龄的荀卿，正弥留在人世，挣扎喘息于病榻上，他强睁开闪着浊水似的幽光的双眼，遥望远方，怀想他两个高足弟子，喃喃地正在呻吟祷告：“你们要好好地合作，天下的大任都在你们身上啊！这群悲惨的人民，这血污的中原……”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却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这个作品涉及了荀子及其学生的两个关键理念：一是人性恶，二是法治。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斯所代表的人性恶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看到虽然李斯推行法治，但这个法治却与特务专政、虚构罪名和酷刑峻法联系在一起。
　　作品中的秦王也值得注意，对李斯的重用和对韩非的赏识，让后人看到这位君王确有过人之处。
　　《囚秦记》以生动的笔触写历史故事，与其说是杂文，不如说是小说，或者是一种小说体杂文。秦牧进入新中国时期后，作品基调多为对生活的讴歌，但《囚秦记》这个作品，却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秦牧的存在。
　　作为文化城，桂林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文化人脱颖而出的城市。秦牧不仅是在桂林开始文学创作的启程，而且是在桂林受到文坛注意。他曾经这样说过：

　　这时我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虽然发表过许多文章，但连一本著作也没有出版过，在桂林文化界谈不上有什么地位。不过，读者和文学界也渐渐注意我了。有一个标志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一九四四年初，由田汉和欧阳予倩带头，以进步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为骨干，联合其他的剧团，在桂林举办著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时，演出了各种各样的戏剧，受到了各方的注意，重庆《新华日报》和桂林的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有关剧展的评论。当时参加演出的话剧有十六个。文协组织了一个“十人批评团”，对每一个话剧进行评论，文章由大家轮流执笔，这个团的成员有田汉、骆宾基、秦似、孟超、韩北屏等，我也被吸收参加了。这就是说，我渐渐地也成为当时桂林文化界的一员。后来我到其他城市去，报纸上居然也登载我的“行踪”消息了。

　　秦牧不仅是在桂林文化城成名，而且是在桂林文化城成婚。1942年，由翻译家何思贤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广西日报》的记者、编辑吴紫风。他们曾经一起看电影《浮生若梦》，并分别撰写了评论文章。结果吴紫风的影评获二等奖，秦牧的影评获三等奖。1943年，秦牧和吴紫风结了婚。
　　1944年5月19日，西南剧展结束，不久，桂林即进入风声鹤唳的状态。湘桂撤退是中国抗战历史上一幕惨剧。记录这幕惨剧的文字不算少。但不知为什么，了解这幕惨剧的人并不多。秦牧夫妇是湘桂撤退的亲历者，秦牧的回忆录对这段经历有较为详尽的记录，算是湘桂撤退一份宝贵的亲历记录。
　　6月27日，秦牧随中山中学搬到了阳朔。8月8日，衡阳沦陷，中山中学被迫解散，秦牧再次成为失业者。秦牧太太在融县一所中学任教，秦牧步行数百里去找太太。
　　9月8日，桂林第二次紧急疏散，融县也不安全了，秦牧夫妇变卖部分随身衣物，南下到柳城，准备乘车到贵阳。
　　柳州车站的火车上人塞得密密麻麻，水泄不通，想上车必须有人顶托从车窗进入，但顶托收费三千元。秦牧身材高大、年轻力壮，凭自身力量夫妇俩爬到了车顶。在车上两天时间，火车只走了一个站，秦牧夫妇身上旅费只够一个月，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下车步行。夫妇俩带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沿着与铁路平行的公路前进，沿途看见无数死人，有一个人被火车压断了腿，痛苦不堪，向路人哀求，哪个有枪，给我补上一枪，结束我的痛苦。正好路过一个持枪人，朝他胸膛开了一枪，满足了他的要求。
　　从柳州一路走，经过宜山、怀远、德胜、金城江、河池、六甲等地区，由于原来基础差，遇上疏散人口密集，垃圾、尸体、粪便、腐物，到处都是，每座车站，都成了人间地狱，痢疾、伤寒、霍乱、疟疾等传染病流行，秦牧路过德胜车站的时候，正赶上霍乱流行，无人救治，无人收尸，十分恐怖。国民党军队不忘发国难财，用坦克做“黄鱼”买卖，秦牧看到军队的坦克上晾着小孩的尿布。秦牧夫妇一直步行数十天，终于到达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小镇六寨，遇到朋友，获得乘车的机会，乘车到达独山。这时已经是11月，听到桂林沦陷的消息。从独山乘车到达贵阳，又听到独山沦陷的消息。
　　秦牧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步行，他后来听说他在中山中学的一个同事，小女儿夭折在火车上，连安葬的地方都没有，非常令人心酸。
　　从柳州步行到六寨，接近一千里的路程，走了数十天。一路上，秦牧亲历了广西西北部农民的贫穷和善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每晚投宿以后，我们借用他们的炊具做饭的时候，就有老人们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彼此有了感情，原本讲定要交宿费的，隔天早上他们又减收了。夜间，有时他们还来帮我们关窗户和盖被子，简直是深情款款，赛似亲人了。
　　我们经常自己烧晚饭，中午的一顿就在路边的小食摊上吃。广西的公路旁，凉亭里面，常有人在卖糯米粑粑，吃这种东西，是最经济不过的了。卖糯米粑粑的一般也都是农民，他们舀糯米粑粑给客人的时候，既想赚点钱，又怕给客人太少过意不去，好些小贩盛饭时，拿勺子的手竟颤抖着，看了令人感慨万千。

　　那些农民的贫穷令人难以置信。秦牧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在一户农家投宿，烧晚饭需要一点猪油，就向屋主要求转让一点，他从床底下抱出一个瓮子来，让我们从中舀取一汤匙。我一看，那猪油已经发黄了，颜色滋味都已经变了，尝一尝，有点呛喉。我问这油是什么时候熬制的，主人的回答使我不禁为之一怔。原来这是他在结婚时宰的一头猪留下来的，而在款待我们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六岁了！一头猪的猪油，竟一连六年都还没有吃完。

　　湘桂撤退给秦牧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正是这次撤退，让秦牧和许多当时的文化人对当时的政府深深失望，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