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版:史读桂林[大图]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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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桂林日报 新闻    时间:2024年08月06日    来源:桂林日报

  图①:张孝祥《朝阳亭记》拓片。 记者翻拍
  图②:范成大《复水月洞铭并序》石刻(局部)。
  图③:象鼻山的水月洞石刻,至今仍是众多文人雅士打卡的必到之地。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如前所述,宋朝时,作为中原朝廷的大后方,桂林的社会经济发展驶上了快速路,马纲、盐政、苎麻种植以及各种手工业的发展,给桂林和广西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和当地百姓的付出有莫大关系,而来桂林任职的众多朝廷官员,也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宋初的陈尧叟,还有后来的李师中、沈晦、张孝祥、范成大、张栻等等,都给当时桂林的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
  北宋派到广西的“边吏”对少数民族多采取高压态势,“仗剑收蛮僚”,像陈尧叟这样重点关注当地民生并且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其实并不多,这也造成了北宋时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像宜州这样的地方“叛服无常”,时不时闹点事情出来,让中央政府头疼。基于这种局面,再加上朝廷南渡后,有意重点经营广西这个大后方,以为前线提供足量的盐、马和其他物资,因此,善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发展经济的范成大这些人就被陆续派到了桂林当帅臣,也就是广南西路的老大。
  范成大这个人有点意思,他来到桂林后,有两件事让人忍俊不禁,一是他对桂林的“瑞露”酒赞不绝口,“及来桂林,而饮‘瑞露’,乃尽酒之妙,声震湖广”;二是对桂州出产的毛笔十分推崇,“静江府羊毫笔则绝佳,盖驰声于湖广也”。这一点不像是来自中原发达地区见惯世面的朝廷大员,倒像是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看桂林的什么都觉得新奇、不可思议一样。
  范成大在桂林的历史上,其政绩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番的,不过,在聊范成大之前,还有个人也值得我们说说。这个人叫张孝祥,和范成大同榜的进士。而比范成大更厉害的是,张孝祥还是当年宋高宗钦点的状元(1154年),起码在起步阶段,算是打败过范成大的人。此外,张孝祥来桂林当老大的时间(1165-1166年),也比范成大早了好几年。虽然张孝祥在桂林只待了一年半左右时间,但他在南宋时,也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而他在桂林留下的痕迹,自然值得我们一记。

  缺少故事的山水,是没有灵魂的
  桂林城徽象鼻山鼻子下的洞,我们现在都知道那叫水月洞,独特的水月景致蜚声海内外。不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洞一度还被称作朝阳洞。改名为朝阳洞这事,就是张孝祥干的。今天水月洞的东石壁上,一幅今人称之为《朝阳亭记》的石刻记录了这件有点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该篇无题额石刻原文如下:
  丙戌上已,余与张仲钦、朱元顺来游水月洞。仲钦酷爱山水之胜,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识公意,即其上为亭。面山俯江,据登揽之会。五月晦,余复偕两贤与郭道深来。水潦方张,朝日在牖,下凌倒景,凉风四集。仲钦欣然举酒属余日:“滋亭由我而发,盍以名之?”余与仲钦顷同官建康,盖尝名其亭曰“朝阳”,而为之诗。非独以承晨曦之光,惟仲钦之学业,足以凤鸣于天朝也。今亭适东向,敢献亭之名,亦以“朝阳”,而岩曰朝阳之岩,洞曰朝阳之洞。元顺、道深,合辞称善。即书崖石,记其所以。张孝祥记。
  这篇记事虽然用古文写就,但意思倒也浅显,容易读懂。大意就是:先是张孝祥和好友张仲钦、朱元顺来水月洞游玩。张仲钦这家伙嘛,典型的过江龙,在当地颇有些威信,就连和尚了元都拍他马屁,知道张仲钦爱水月洞景致,因为贪恋美景,常夜不归宿,就专门给他在这建了个亭子。张仲钦是个会拍马屁的人,都好几个月了,故意空着亭名不起,等待有心人,其实就是专门留给张孝祥来命名。张仲钦是广西提点刑狱,主要负责司法方面的事务,官职虽略低于张孝祥这个经略使,不过就行政级别来说,基本上也相差无几。张仲钦的懂事,显然很对张孝祥的胃口。花花轿子众人抬,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加上想起不久前大家一同在建康(今南京)为官的快乐时日,张孝祥当即就把了元和尚给张仲钦的亭子起名为“朝阳”。为何起朝阳这个名字呢?一是因为当年在建康时,张孝祥就曾帮张仲钦家的一个亭子起名为朝阳,还写了诗;二是,你懂的,马屁要互相拍,才是其乐无穷的至高境界。所以张孝祥还特别说明,起这个名字,不光是说这个亭子面向东方,每天都能第一时间看到晨曦,呼吸到第一口祥瑞之气,更因为张仲钦的学问之高,如同清晨时的凤鸣,振聋发聩,闻者无不神清气爽,这一天的生活品质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但凡认可对方,张孝祥都喜欢用凤字来形容。龙是皇帝专用,称你凤,这马屁你怎么破?
  能得到状元郎的如此高评价,张仲钦心里面当然也是高兴的,而同来的朱元顺和郭道深也是识趣之人,抚手称赞、拍额说妙不可言之类的表情包,那都是必须的。于是,这次的命名活动,得到了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的结果。
  当然,这四个家伙是高兴了,但被叫了几百年的水月洞就此变成了朝阳洞,象鼻山也被改成了朝阳岩,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最主要的是,这几个都是言出法随的高级官员,新名字一出,谁敢不从?毕竟日后行文,都得按新名字来啊,不然提点刑狱大不敬的板子打下来,谁受得了?
  这件事情的副作用,张孝祥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完全兴之所至率性而为而已。再说,此时的张孝祥又被朝中人怼,也即将罢官离开桂林,可能并不会太在意事后会被人翻盘的尴尬。
  不过,这个翻盘的人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范成大。
  范成大比张孝祥大六岁,但大家考进士是同一年,而且都上榜了。唯一的区别在于,张孝祥是皇帝钦点的状元,范成大起码在这次高考中落在了下风。所以,用小人之心度之,范成大对张孝祥的观感能有多好?恐怕不那么乐观。更何况,张孝祥乱给象鼻山改名字,确实也草率了一些。你文笔诗词歌赋俱佳,多往这方面努力啊,别动不动就改名字往大了弄,名不正言不顺,你倒是宽慰了张仲钦的心,可当地人做起事来就麻烦了很多。
  范成大后来的铭文刻在了水月洞的西石壁上,这针对性够强了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题额《复水月洞铭并序》。原文是这样的:
  水月洞剜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时至,湍流贯之。石门正圆,圆,如满月涌,光景穿暎,望之皎然,名宾其实旧矣。近岁或以一时燕私,更其号为“朝阳”,邦人弗从。且隐山东洞既曰“朝阳”矣,不应相重。乾道九年秋九月初吉,吴人范成大、莆田人林光朝,考古揆宜,俾复其旧。成大又为之铭,百世之后,尚无改也。
  铭曰:有嵌孱颜,中淙涨湍,水清石寒。圆魄在上,终古弗爽,如月斯望。漓山之英,漓江之灵,复其嘉名。范子作颂,勒于巃蓯,水月之洞。
  仅从这篇铭文的序来说,傻子都能看出范成大对张孝祥的不感冒。水月洞更名一事,被范成大说成了“一时燕私”,也就是私人好友之间吃餐饭喝顿酒的功夫,就弄了件无厘头的大事出来。一个私字,已经相当不给面子了的。毕竟大家都是官家人,怎能私字先行呢?
  当然,范成大也不是鲁莽之人,一是没指名道姓,文中没说张孝祥,二是用了不确定语气,“近岁或以一时燕私”——或字用得巧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毕竟,范成大来桂林任职时,张孝祥已经英年早逝好几年了,人死为大,这点面子范成大还是要给的。
  不过,张孝祥就是个这样的人,以他的脾气,即便范成大当着他面说改名一事不合适,只要张仲钦在,估计他还是一样会改。张孝祥诗词的风骨,得益于这种管他三七二十一的豪放性格——他是个刚当上状元就敢在秦桧面前为岳飞鸣冤叫屈试图翻案的人——但这样的性格,是把双刃剑,所以,他的仕途走得并不怎么顺当,也当源于此。
  无论如何,张孝祥和范成大的两幅石刻,一东一西,镌刻在象鼻山的石壁上,让今天的象鼻山更添了一丝妙处。远看是大象饮水,惟妙惟肖;近看是石山峭立,水清石寒,洞如满月;细看则其中还有人情世故,有笔墨官司。
  我们常说,欠缺故事的山水,是没有灵魂的,而桂林山水,和别处风景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刚好有这些东西。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
  张孝祥的文才毋庸置疑,但他在桂林的一年半时间,说得上的政绩却乏善可陈,只留下了一句“治有声绩”——名声是有的,具体干了啥,史书鲜有记载。不像之前的陈尧叟、李师中、沈晦等人,至少还各有所长,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出了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效。而以现有的手头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张孝祥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好边聊边看呗。
  张孝祥一年半时间内,在桂林共留有题诗、题记、题名等石刻共十一幅,分别在七星岩、南溪山、象鼻山、屏风山等处,这无疑还是给今天的桂林旅游留下了宝贵遗产。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张孝祥是不是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方面太过惊才绝艳,以至于他的执政功力反而被后世的桂林人忽视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毕竟,一个在桂林任职的当朝状元,其一举一动势必有很多人时时刻刻盯着,你看就连范成大这样的豁达之人也不能例外,稍微有点把柄,也是要拿捏拿捏的。
  不过,除了这幅留下把柄给范成大的石刻外,真正值得一提并且让后人念念不忘的词却是张孝祥离开桂林后在洞庭湖上徘徊时所写。
  难道桂林山水就没有什么值得张孝祥一书的吗?当然也还是有的,比如写桂林中秋的“去年明月依旧,还照我登楼。楼下水明沙静,楼外参横斗转,搔首思悠悠”,就颇有韵味,但就通篇的感觉来看,与写洞庭湖的那首词相比,张孝祥此时就显得随意了不少。
  实际上,紧挨着《朝阳亭记》石刻的一侧,还有张孝祥的另一则题诗石刻,上有题诗三首,其中第三首有这样的诗句:
  饥肠得酒作雷鸣,痛饮狂歌不自程。
  坐上波澜生健笔,归来钟鼓动严城。
  不应此地淹鸿业,盍与吾君致太平。
  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
  细品这首诗,也许我们就能对张孝祥在桂林时的心态有所领悟,那就是:老张心里有事。
  张孝祥显然还有更高的追求,他想要一个更高的平台,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收拾南宋的破碎旧河山。所以,他在桂林期间,对于桂林山水,着墨并不多。即便写到了桂林,更多的也是寄托对朝廷和过往岁月的思念。哪怕游象鼻山,也是应朋友之邀,在取名这个严肃的环节上,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无所谓态度。与他心中的光复大业相比,一座山的名字,又算得了什么?这个时候,他虽然人尚年轻,三十多岁,但心态却被仕途的坎坷折腾得老了,要用老骥伏枥的典故来自嘲。他还是想去前线的,并不愿意雌伏在桂林这样的大后方浪费粮食。如果所愿不能得,就只能酒中寻喽,“痛饮狂歌不自程”。也许从这首诗里面,我们才能稍微弄明白一点,为什么张孝祥在桂林期间的表现会如此低调?志不在此啊。
  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想为国家民族做惊天大事的想法,你也不能说他的不是,经历不同,平台不一样,心态也会有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觉得张大状元和北宋最后一个状元沈晦有点像。沈晦也是个急性子,最初的时候,目光也紧盯在和金人对峙的第一线,甚至自请领兵上战场,哪怕知道会因此得罪韩世忠也在所不惜。但沈晦和张孝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愿不可得之后,沈晦能沉下心来,安心扎根边疆,尽心尽力,把桂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做得妥妥帖帖。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们不得不说,同为状元的沈晦表现得显然更务实一些。
  这可能也是张孝祥的短板,也可能是现在的学者在聊南宋时代桂林的大咖时,提及更多的反而是范成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范成大撰写的《桂海虞衡志》一书,到今天依然是很多对南宋桂林历史感兴趣人士的工具书,而关于范成大在桂林的履职经历和执政业绩,各类史料记载得更是详尽,不是简单的一句“治有声绩”可比。多少有些遗憾,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张孝祥著述颇丰,尤其于词之一途,更为世人称道,当然,他的书法作品也被很多人视若珍宝。因此,也有学者如此评价张孝祥:文不如诗,而诗则不如词。其词“豪壮典丽”,并不局限于一种文风,而尤以忠愤悲慨的爱国词为世所名。今天的人们,可能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桂林遭谗罢官后经过洞庭湖时所写的那首《念奴娇·过洞庭》,该词一出,让当时众多的文人拍案叫绝,有如梦初醒之感,原来词这么写,才是至高境界: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对诗词的意境有过精到的描述,认为词的创作,以“不隔”和“无我”之境为佳。所谓“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大概就是写实精准,所有景致俱在眼前,宛如亲见,一点距离感都没有;“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不隔和无我的要点,讲白了,就是天人合一的浑然一体和物我两忘的超凡境界。张孝祥虽然没写过词论,但这首词中所弥漫出来的意境却轻而易举就契合了不隔和无我的境界,被学界誉为值得千古传诵的经典之作。
  词的上阕,人与自然、内心与外景、天与地,“语语都在目前”,确实让人体会到了“不隔”的境界之趣;下阕中,张孝祥把洞庭月夜的景物幻化,营造出宇宙万物都来陪自己举杯豪饮的意象,端的已进入无我之境,人间的宠辱、荣华富贵,似乎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清奇的文辞,高远的意境,读完后让人不由不浮想联翩,不知不觉间已入其境。确实是少见的宋词佳作。
  王闿运在《湘绮楼词评》中,就对张孝祥推崇备至,认为张孝祥的《念奴娇》已经胜过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张孝祥的《念奴娇》)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尤有尘心”。
  有学者认为,张孝祥的这首词,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抑或意境,都在不隔与无我环节上达到了极高境界,在所有的宋词中独树一帜,跳出了“婉约”“豪放”的传统巢穴,因此在文学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一点不勉强。
  不过,对于桂林人来说,这里面的遗憾在于,因为心态问题,张孝祥在桂林却没能留下可堪与洞庭湖相媲美的传世佳作,这是让人拍红大腿的事情。
  张孝祥后来在与好友泛舟芜湖的时候,因中暑医治无效病逝,享年三十八岁。这个时候,他的宏大志向和他的无敌才情,一起消弭于这个让他爱恨交加、患得患失的世上,樯橹灰飞烟灭,这回是真的无我了。张孝祥去世那天,据说“商贾为之罢市,两河之民惶惶如失所恃”。
  高宗赵构曾把后来在桂林当帅臣的张栻与张孝祥相提并论,说“张栻孝祥词翰俱美”,尤其是认定张孝祥“必将名世”;而张栻则认为张孝祥比他厉害,“谈笑翰墨,如风无踪”;同时代的杨万里评价更高,不忘张孝祥是个全才,“当其得意,诗酒淋漓,醉墨纵横,思飘月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