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银幕到笔底山河
桂林日报
2026年04月29日
□邓丽琼
20世纪80年代,我家附近有家电影院,黄泥夯墙,黛瓦覆顶,原是生产队的仓库。墙面悬着一块素白的幕布,地上摆着几排用粗木条钉成的长凳。每周的一两场电影,对于年少的我来说,是雷打不动的神圣奔赴。
在那些没有电视、连环画也稀缺的乡村长夜里,电影是我童年里的一束温暖光影。我看不出影片的深意,但那些鲜活的画面、陌生的故事,已足够让我痴迷。看《喜盈门》时,“交杯酒”变“抢杯酒”的情节,让我在散场后的几天里,仍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而《闪闪的红星》,土楼被胡汉三点燃,烈火中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这一幕深深震撼着我。影片结尾,潘冬子着红军装,走在凯旋的红军队伍最前面,道路两旁漫山遍野盛开着映山红,映红了红军的脸,也映红了昏暗的影院。
年岁渐长,看的电影多了,才渐渐读懂那流动的光影里藏着的温度。《城南旧事》里,英子清澈眼眸中看尽的离合,伴着“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将成长的哀愁无声浸入心底;《红衣少女》中,安然对一件红衬衫的坚持,那份青春的困惑与倔强,让我照见了自己;《人生》里高加林的挣扎与命运,引发的思考远不止于爱情……它们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滋养着我懵懂的心田。
有一部电影,在我记忆里萦绕了许多年:“满山那个红叶啊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的歌声与三峡红叶景观融成一片。杨明与杨英兄妹并无血缘。杨英幼年遇难,被杨父救下抚养,三人相依为命。杨父病逝后,为了供妹妹继续读书,杨明将大学录取通知书抛入长江,接替父亲成为一名航道信号员,后来在抢移航标灯时殉职江中,让已爱上哥哥的杨英陷入悲苦。这部电影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可我不记得那电影的名字。多年后,凭着那句歌词,我在网络里找到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熟悉的画面与歌声响起,我仿佛瞬间穿越,回到了那个黄泥墙的电影院,变回那个坐在粗木凳上、屏息仰头的小女孩。
此时的我看到了情感如何寄托于朴素的意象:一片红叶,一个约定,一次信号的明灭;也看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奉献、山河壮美浑然一体地交织在一起。那份含蓄而厚重的表达,超越了个体的悲欢离合。这何尝不是最深刻的文学启蒙?
近日,我重温了老电影《泪洒姑苏》。儿时只觉人物命运悲惨,如今再看,却会为男主人公的性格骤变沉吟良久。果然应了那句“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如今的影视作品虽层出不穷,题材却同质化严重,一些微短剧和网络电影的套路泛滥,既缺乏创新与深度,也少了几分烟火气,更难听到那般为剧情量身打磨的主题歌或插曲。今日影视作品稀缺的,正是那种将个人命运与山河意象浑然交织的匠心。我常暗自喟叹:难道动人的光影,真的只属于过去吗?
近年来,我从事文学创作。我将自己对文字的敏感,对人性的探求,归功于那段痴迷光影的岁月。电影首先教会我“凝视”:凝视一张嘴巴里藏着的欲说还休,一个背影后裹着的千般秘密,一个姿态中蕴着的万钧暗力……这训练了我捕捉细节、体察幽微的能力,而这,正是文学创作得以立足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我对“故事”的审美内核——相信真诚与朴素的力量,尊重命运的复杂与重量。
那些从昏暗影院里悄然滋长出的审美与信念,远比今日许多华丽却速朽的叙事,更能滋养出一方有血有肉、温热鲜活的文学天地。那满山的红叶,从未凋谢,它已化作我心中永恒的彩霞,照亮了从光影到文字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