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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保满

　　我的父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儿时，父亲常常给我描述他在上甘岭、雷州半岛等战场上那些党旗与军旗交辉的故事。我一边听故事一边抚摸着父亲胸膛上的党员徽章。那枚铜质徽章边缘刻着细密的齿轮，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上面还嵌着战场上的痕迹——父亲说那是上甘岭战役时弹片擦过的痕迹。这枚徽章引领着我从师范学校的课桌，到乡村学校的讲台，再到新闻夜班的灯光下，三次按下的红手印，盖在我向党组织靠拢的漫长信笺上。
　　1994年的春天，桂林市师范学校的迎春花爬满了礼堂的窗棂。作为一名师范生，我坐在团课教室的第三排，听老师讲党史。当老师讲到“李大钊在绞刑架下仍系紧领带”时，窗外的阳光突然斜切进来，照在他泛白的中山装上，那些褶皱里仿佛藏着无数个破晓的黎明。我顿时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团课结束后，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十个字，我在草稿纸上练了整整三晚，最后落笔时，墨水在纸页上洇出小小的花。
　　我递交申请书不久就师范毕业了。分配方案下来那天，我攥着报到证站在教学楼前，看见学弟学妹们正在擦拭走廊里的雷锋画像，画像边角被阳光晒得发脆。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到基层去”的口号，却没读懂父亲那句“党员要先把脚跟扎进泥土里”的深意。留下未带走的申请书，我坐上了回乡的班车——回到家乡阳朔县葡萄镇周寨小学当乡村小学教师。
　　在乡村教学的八年时间，是我真正读懂“党徽重量”的开始。回乡教学的第八年，我在全镇教师基本功大赛上夺魁。领奖台的红布映着夕阳，当听到评委席有人轻声说“这么优秀，应该入党”时，我突然想起洪水中背学生过河的情景——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把湿透的作业本顶在头上，趴在我肩头说：“老师的背比爸爸的还暖和。”
　　那晚，我在备课笔记本上写第二次申请，窗外的梧桐叶落在窗台，像谁撒了一把碎银。粉笔灰沾在指尖，我忽然摸到纸页间夹着的半截粉笔——那是留守儿童小光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给我买的“教师节礼物”。这些沾着泥土气的温暖让我明白：父亲胸膛上的徽章从来不是军功章，而是他弯腰插秧时永远插在田垄最前头的那把标杆。
　　机缘巧合，我把第二份申请书交给党支部书记的第二天，调令就来了——我考进了县报社。站在人生的新起点，我用“先干好工作再想别的”来麻痹自己，又一次把申请书留在了学校。离校去报社那天，老校长把我送到校门口，拍拍我的肩说：“报社是党的喉舌，笔杆子要像教鞭一样直，可别忘了乡村教室里的晨光。”老校长的话像枚图钉，把“党媒喉舌”的使命钉在了我往后的笔尖上。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刚转行成为新闻记者的我在隔离区采访时，曾见过护士长把党员徽章别在防护服外。她摘下手套的手布满勒痕，却坚持要对着镜头整理党员徽章：“戴着它，病人看见就有主心骨。”此后五年间，我在新闻一线见证了更多党员身影，直到2008年寒冬的冰冻灾害期间，除夕夜的山区，家家户户的鞭炮声次第响起，老电工打着手电检修线路，党员徽章在微光下一闪一闪，像他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党员就是照亮黑夜的那盏灯。”这些场景让我想起父亲讲的雷州半岛战役。他说，那时战士们用刺刀在钢盔内侧刻上党徽图案，月光漏进战壕时，党徽的轮廓就像田里永不倒伏的稻穗。
　　第三次写申请书时，我把父亲的蘸水钢笔灌满墨水，红格稿纸上的每一笔都像犁开黑土地的辙印。当笔尖划过“为人民服务”的词句时，窗外来了阵穿堂风，将案头的党章翻到那一页，而玻璃相框里的党员徽章正映着天光——徽章边缘的弹痕凹处，似乎还嵌着上甘岭的硝烟，又像凝着乡村稻田的露珠。我把它别在胸前，金属冰凉的触感贴着心脏，忽然明白了父亲对党的深情。这一次，经过培养和考察，我终于加入了党的大家庭。
　　如今，经过乡村教师、记者、编辑等职位历练，我走到了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的岗位。我常带着采编团队走村入户。在脱贫村的直播间里，我见过返乡党员用手机卖山货时把党员徽章别在直播架上；在防汛指挥部，我见过老党员用嘶哑的嗓子喊“我先上”时，党员徽章在汗水里发着烫。审校这些新闻时，我生命里的三份入党申请书总在提醒我：第一次申请是仰望火炬的光，第二次是懂得传递温度，第三次才明白——父亲的党员徽章之所以在岁月里包浆，是因为每一代党员都在用血肉给它淬火。就像此刻窗外的光，正透过办公室的玻璃，把案头那枚徽章照得锃亮。光斑在铜质徽章上流转，恍惚间能看见：上甘岭战壕里跳动的篝火映着弹片擦痕，乡村教室的木门窗里传出琅琅书声，脱贫村直播间的手机屏幕闪烁着点赞红心，防汛大堤上荧光马甲在雨幕中划出警戒线——而光斑的最深处，正映着我刚审校的新闻样稿，红笔圈注的“民生”二字之下，党员徽章的齿轮纹路里正奔腾着新时代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