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5年04月29日

我欲乘风归去 □本报记者 杨湘沙 　　前面我们聊过，十三世纪初，桂林官员的任命更加碎片化，众多官员的走马上任或黯然离去，总是显得那么的不可思议。
　　这些碎片中，有不少桂林老大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说张玠执政的最后一个年头（庆元四年，1198年），史籍中出现了宇文绍节这个名字，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到过桂林，很大的可能就是任命书刚下就很儿戏地被否决，于是留在了朝堂上；比如李大异在桂林干足了一届，但他之后的张贵谟只做了一年；随后的蔡戡也只干了一年，便以身体原因请辞；而从开禧二年（1206年）到三年的两年间，我们更是看到了三个人的名字：赵善恭、王容和黄景说。
　　赵善恭的故事我们之前聊过，他在桂林待的时间极短，尽管在弹子岩的石壁上留下过带着晚辈游玩的题刻，但真实时间可能也就半年左右。1206年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去潭州（今长沙）工作了。
　　1206年，不是个普通的年头。
　　这一年，是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开战并且一败涂地的年头；
　　这一年，是两位曾在桂林工作过的大人物驾鹤西去的年头：1204—1205年间当桂林老大的詹体仁去世；这一年，刚到桂林上任的状元王容也半途而废……你不得不说，这其实称得上桂林史上的一个痛点。
　　这一年，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向外扩张第一阶段的开始，西夏、金、西辽都在蒙古人的铁蹄威胁下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意。这事看上去和身处南疆的桂林关系不大，但一张黑色的大网已经悄然撒开，南宋王朝和桂林终究是逃不过的。
韩侂胄的开禧北伐
　　如前所述，本来接詹体仁班的是赵善恭，两人都是福建老乡，且老家所在地相距不远，嘉定改元（1208年）那次著名的福建建宁、邵武同乡会——也就是借皇帝私人会所一用的聚会——如果不是提前过世，出自建宁府浦城县的詹体仁应该也是会出现在现场的。这次同乡会，赵善恭从潭州发来了“贺电”，还凑了份子钱。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赵善恭和詹体仁在桂林是见了面的，还做过深度交流，一则是老乡，二则是两人对宰相韩侂胄的北伐计划都持反对意见。詹体仁甚至还预言一同上过庆元党籍榜的将门之后皇甫斌要出事，“斌必败”。结果证明，詹体仁和赵善恭们的观点和预测是准确的，韩侂胄大败亏输，甚至还为此送出了大好头颅。
　　如你所知，开禧北伐是南宋宁宗时宰相韩侂胄主持的北伐金朝的战争。在与赵汝愚的斗争中，凭借庆元党禁运动大获全胜后，韩侂胄已经掌握了南宋朝堂的话语权。这场斗争，尽管韩侂胄笑到了最后，但在众多文化人那里，嘴上不说，心里面可能早就把韩侂胄的祖宗上下都骂了个遍。所以，也有人认为，为了挽回形象，韩侂胄总是要做出些能迎合大众心理的大动作的。这个年代，什么最能迎合大众心理呢？当然是重拾旧河山，踏破贺兰山缺，恢复大宋故土了，简单点来说，就是对金国开战。
　　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故意贬低韩侂胄的成分在内？很难讲。韩侂胄未必就没有打心眼里试图恢复故土的真实想法，不然，辛弃疾、陆游、叶适等人也不会如此坚定地站在韩侂胄一边了，就连上过庆元党籍榜、被韩侂胄一方摆过一道的皇甫斌，一旦北伐开始，也做了韩侂胄的急先锋。
　　打仗的事情，大抵要先分析局势，做足准备，总要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中占些先手才是。现在来看，在这一点上，韩侂胄有欠考虑，明显高估了南宋的实力。
　　比如说人和，当时就有三大派系，主战的，主和的，还有主守的，并非所有人都站在韩侂胄一边，真一打起来，这里面的套路和变故就多了去了。你可以深度打压主和派，恢复岳飞名誉，贬低秦桧，你也可以冷落主守派，比如蔡戡、詹体仁、赵善恭这些（或长或短，都在桂林当过老大），但你架不住还有些有异心的家伙呀，比如曾被韩侂胄寄予厚望的四川吴曦（陕西河东招讨使），直接就投向了金国一边，狠狠地背刺了韩侂胄一把。
　　积弱已久的南宋，人和是谈不上的。南渡以来，之所以还能苟安，那也是金国无力继续南下，双方进入了长期的对峙阶段而已。前面我们聊过张浚，也就是桂林曾经老大张栻的父亲。张浚一生都翘首北望，试图收复故土，但总是先赢后输，细究起来，其实也是输在了人和这个因素上，时不时就有人不听指挥，还背刺一下，这仗怎么打？一世英名打了水漂。
　　地利嘛，对大家来说都差不多，金国曾经引以为傲的骑兵不擅长水战，不适应江南的地形，但以南宋孱弱的骑兵部队，进击中原，也是力不从心的。我们聊过，当时南宋军马资源匮乏，甚至要从广西调云南的马上去（中间要经过桂林），光这沿途的损耗，就够南宋喝一壶的，更别说还要迅速形成战斗力的操作难度了。
　　倒是在天时这个因素上，韩侂胄是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的，韩侂胄也正是用这一点说服了宋宁宗。如前所述，从1205年开始，成吉思汗的蒙古就将视线瞄向了南边和西边，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扩张。1205到1218年间，蒙古军队三征西夏、灭西辽、伐金等大型战役，给金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直至将金国彻底灭掉。韩侂胄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来看，他的动作却还是早了一些。此时的金国虽然已经全面汉化，也不可避免地像一些中原的远古王朝一样逐渐腐败低效起来，但金国还是撑得比韩侂胄要久上三十年。
　　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南宋的经济实力也不足以撑起十几万军队的北伐消耗，韩侂胄的开禧北伐当年开战，当年就败得一塌糊涂。更加要命的是，这一败，弄得天怒人怨，也败掉了韩侂胄好不容易在朝堂打下的根基，于是，主和派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被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杀死在了上朝途中。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订立嘉定和议。
　　开禧二年兵败时，南宋也向金朝提议和谈。作为胜利者，金朝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缚送金国，主谋是谁？当然就是韩侂胄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桂林人很熟悉的名字：方信孺。
　　如你所知，打了败仗以后，就要有人到金军去谈判，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萧山县丞方信孺作为谈判代表。县丞当谈判代表，这个职位好像有点低吧？但这本就不是什么好差使，朝廷中职位高的谁也不愿去啊——在桂林当过老大的福建人王卿月曾经领过同样的差使，家里人劝他别去，他说上面有命令，没办法不去的，结果因病死在了途中——这份差使，能言善辩的方信孺是没法拒绝的，当然，可能正琢磨着怎么建功立业的他也并不想拒绝。
　　关于方信孺，我们后面再聊，毕竟他后来到桂林当过省部级的高官，还留下了不少故事。
　　
状元王容这个人
　　今天来看，王容其实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因为关于他的记载少得不可思议，而他又是个万众瞩目的状元郎。
　　与前任蔡戡、詹体仁、赵善恭的主守派思想不太一样，开禧二年（1206年）走马上任静江府知府的王容，理念却偏向于主战派，与韩侂胄关系似乎更好。这会不会是韩侂胄对前面几个人不满，而专门对西南重地桂林所做出的调整呢？记者不敢轻易下结论，但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要打仗，战马不可少，当时由静江府主持的云南战马北调工作，显然是韩侂胄十分看重的事情。而詹体仁，在韩侂胄大张旗鼓准备北伐的当口，重心却放在了赈灾上面，数次申请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这似乎不太上韩侂胄的道？根本没把韩大人的北伐大业放在心上嘛。
　　王容不一样。
　　庆元二年（1196年）五月，王容曾上疏参劾吕祖俭。要知道，吕家可不简单，七世祖吕夷简为北宋名相，六世祖吕公著为名相、学者，兄长吕祖谦，著名理学家、文学家，与朱熹齐名。王容参劾吕氏的心理状态不清楚，但在庆元党禁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政治环境下，王容的举动颇耐人寻味，一般人很容易就会把王容纳入韩侂胄的阵营。
　　但王容显然又不是这么简单。王容信仰理学，是理学大师张栻的学生，从小就在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读书，与赵汝愚阵营中的周必大、陈傅良、项安世等人关系也不错，但他显然没有受到敌对的韩方打击，仕途也很顺利。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王容既不属于赵氏阵营，又与韩氏关系和谐，他更像是一个中立者。
　　比如说，庆元二年（1196年）六月，王容赴江西提举常平，妥妥的省部级大员。如你所知，提举常平是一个重要差使，征敛财赋、赈恤、监察地方官吏、审理经济诉讼案件等，都是他一支笔。此时韩侂胄一手遮天，王容却能获得这个职位，说明他应该得到了韩氏的支持，不然凭他和张栻的师生关系，凭张栻和朱熹的好友关系，一番牵扯下来，这好事哪轮得到王容？
　　另一边，当时已退休、在庐陵老家的赵氏阵营的周必大得知王容履新的消息，不但致函祝贺，还称赞他“学该流略，名冠伦魁”，一点都不吝惜赞美之词，“大用可卜矣”。这年冬天，朝廷准备将王容召回，王容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万里。杨万里虽然没上庆元党籍名单，但显然是不愿与韩侂胄为伍的人。结果呢？杨万里回了信，除对王容的来信表示感谢外，还请王容帮忙举荐妻侄——作为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也是个有意思的人，同样的请求，他跟詹体仁也提出过。不过那是八年后詹体仁到桂林当老大时的事了——可能这也是南宋时官场的一种智慧：我请你办事，说明我没把你当外人嘛。就连朱熹也以类似的方式跟来桂林当老大的詹仪之表达过友谊。
　　这些事情足以说明王容在赵氏阵营这边，也混得烂熟。说他左右逢源？应该是的。说他骑墙派？未必。从这些小事中，今天我们得到的最大的信息就是：不愧是状元，智商情商都高，两边都不讨厌他，都把他当自己人。这真是个不一般的人。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韩赵这两边没事，再来个第三方，可能就有问题了。嘉泰元年（1201年）十月，王容曾经上疏，请将韩侘胄在“绍熙内禅”中拥立赵扩的“定策”事迹付史馆，为韩侂胄立传，得到了宁宗赵扩的同意。
　　本来么，作为史官忠实记录历史是王容的职责，不论韩氏是忠是奸，都要客观记载他的历史。但在别人看来，王容这么做是在为韩侂胄歌功颂德，起到了强化韩氏权势地位的作用，是助纣为虐。虽然没有被赵党一方攻击，说明赵党对他的看法并不恶劣，但架不住韩侂胄北伐失败失势后，史弥远和杨皇后不依不饶啊。王容肯定想不到，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直未平反），而他将韩氏事迹载入史书的行为，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所以，这就引出了王容第二个神秘的地方：开禧二年（1206年），王容确实不在桂林任上了，但他真的死在桂林任上吗？
　　今天关于王容的史料记载很少，想摸清楚他的轨迹，往往需要旁敲侧击，从其他的记录中寻找与王容有关的蛛丝马迹。路边仨瓜俩枣，怎知晓来风寒？在绝大部分的记录中，都认为王容死于桂林任上，时年四十四岁，就连王容的老家人（湖南湘乡），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事情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对于王容退出仕途的原因，王氏族谱如此解释：“仕至议政大夫、礼部侍郎，奉敕修纂，请命给归，后卒。”“奉敕修纂”指的是奉旨修纂族谱。意思是，王容为了修族谱，在礼部侍郎任内去职。这个记载当然令人起疑：为修族谱而抛弃礼部侍郎的高位，真的假的？不怕老父亲揍他？而且，王容在礼部侍郎之后还来了桂林当老大，他从静江知府任上去职才是真的吧？王氏族谱对王容任静江知府的历史有隐讳之嫌。也许，这与开禧北伐失败后的政治风暴存在重大关联？
　　开禧北伐的失利让主和派得到了反扑机会。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杨皇后与主和派代表人物史弥远等人联手，杀了韩侂胄及其心腹苏师旦，宋、金议和。随后，史氏掌权，一方面清理韩党和陆游等主战派，一方面对彭龟年、吕祖俭等理学人士予以平反。
　　作为主战派的易祓时任礼部尚书，成了史氏的重点打击对象，虽然杀头没杀成，但被贬到了融州，也就是今天的柳州地区。易祓又是谁？王容的亲表哥，也是状元，比王容还早考上几年。所以，有学者推测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容大概率也会成为打击对象。史弥远掌权后，主战派和有韩党嫌疑的人都面临着被清除的危险，主动去职对于王容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嘉定二年（1209年）二月，宁宗命令史官修改绍熙以来的韩侂胄事迹，从此韩侂胄在国史中成为“奸臣”。这意味着上面已经彻底否定了王容将韩氏事迹写入史书的做法，由此也可以想见彼时韩氏政敌对王容的不待见。王容是1206年从静江府职位上离开的，这不禁让人猜想，王容到底是主动去职的，还是被贬了呢？主动去职，是王容的智慧、远见，被贬，也在意料之中。但无论如何，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王容应该没有死在这一年，《宋会要辑稿》也未看到他被免职的文字。
　　根据易祓家族的族谱，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王容为易氏族谱撰了序言。而按照王氏族谱，此时王容已去世五年了。王容撰《易氏族谱序》里有“余同乡太原山斋先生退官故里，纂修家乘”之语——易祓家族以太原为郡望，所以王容称易祓为“太原山斋先生”。
　　据魏了翁《鹤山全集》记载，真德秀自述曾经在潭州与王容、易祓同时会面，谈论学问。真德秀是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任潭州知府的，而根据真德秀生平的活动情况推测，在他知潭州之前，三人同时会面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王容去世的时间应该不早于嘉定十五年（1222年），他的实际寿命比王氏族谱的记载至少要长十六年，应该算是善终的。
　　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扩病死，赵昀即位，也就是理宗。朝廷中出现了重新评价“开禧北伐”的声音。易祓恢复朝议大夫之职，从广西融州回到了朝廷中枢。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后，理宗实施新政，清除史氏势力，王容被平反，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待制。不过，由于南宋朝廷一直没有给韩侂胄平反，这肯定对元人修《宋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史》不记载他的政绩，不为他和易祓立传，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也是今天我们甚少看到有关王容文字记载的主要原因。
　　说起来，王容虽然尽量避免参与权力斗争，也一度很成功，但终究无法避免被权力斗争伤害，过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生在南宋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哪怕你是状元，也不太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