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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乘风归去

□本报记者 杨湘沙

桂林日报      2025年04月29日     

  ▲王容留世的唯一真迹,为吴炳版本《兰亭序》题跋。南宋桑世昌《兰亭考》载录王容题跋,故吴炳本之王容题跋系其手迹,当无疑问。目前所知,它是王容唯一存世手迹,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记者杨湘沙 翻拍
  前面我们聊过,十三世纪初,桂林官员的任命更加碎片化,众多官员的走马上任或黯然离去,总是显得那么的不可思议。
  这些碎片中,有不少桂林老大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说张玠执政的最后一个年头(庆元四年,1198年),史籍中出现了宇文绍节这个名字,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到过桂林,很大的可能就是任命书刚下就很儿戏地被否决,于是留在了朝堂上;比如李大异在桂林干足了一届,但他之后的张贵谟只做了一年;随后的蔡戡也只干了一年,便以身体原因请辞;而从开禧二年(1206年)到三年的两年间,我们更是看到了三个人的名字:赵善恭、王容和黄景说。
  赵善恭的故事我们之前聊过,他在桂林待的时间极短,尽管在弹子岩的石壁上留下过带着晚辈游玩的题刻,但真实时间可能也就半年左右。1206年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去潭州(今长沙)工作了。
  1206年,不是个普通的年头。
  这一年,是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开战并且一败涂地的年头;
  这一年,是两位曾在桂林工作过的大人物驾鹤西去的年头:1204—1205年间当桂林老大的詹体仁去世;这一年,刚到桂林上任的状元王容也半途而废……你不得不说,这其实称得上桂林史上的一个痛点。
  这一年,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向外扩张第一阶段的开始,西夏、金、西辽都在蒙古人的铁蹄威胁下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意。这事看上去和身处南疆的桂林关系不大,但一张黑色的大网已经悄然撒开,南宋王朝和桂林终究是逃不过的。
韩侂胄的开禧北伐
  如前所述,本来接詹体仁班的是赵善恭,两人都是福建老乡,且老家所在地相距不远,嘉定改元(1208年)那次著名的福建建宁、邵武同乡会——也就是借皇帝私人会所一用的聚会——如果不是提前过世,出自建宁府浦城县的詹体仁应该也是会出现在现场的。这次同乡会,赵善恭从潭州发来了“贺电”,还凑了份子钱。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赵善恭和詹体仁在桂林是见了面的,还做过深度交流,一则是老乡,二则是两人对宰相韩侂胄的北伐计划都持反对意见。詹体仁甚至还预言一同上过庆元党籍榜的将门之后皇甫斌要出事,“斌必败”。结果证明,詹体仁和赵善恭们的观点和预测是准确的,韩侂胄大败亏输,甚至还为此送出了大好头颅。
  如你所知,开禧北伐是南宋宁宗时宰相韩侂胄主持的北伐金朝的战争。在与赵汝愚的斗争中,凭借庆元党禁运动大获全胜后,韩侂胄已经掌握了南宋朝堂的话语权。这场斗争,尽管韩侂胄笑到了最后,但在众多文化人那里,嘴上不说,心里面可能早就把韩侂胄的祖宗上下都骂了个遍。所以,也有人认为,为了挽回形象,韩侂胄总是要做出些能迎合大众心理的大动作的。这个年代,什么最能迎合大众心理呢?当然是重拾旧河山,踏破贺兰山缺,恢复大宋故土了,简单点来说,就是对金国开战。
  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故意贬低韩侂胄的成分在内?很难讲。韩侂胄未必就没有打心眼里试图恢复故土的真实想法,不然,辛弃疾、陆游、叶适等人也不会如此坚定地站在韩侂胄一边了,就连上过庆元党籍榜、被韩侂胄一方摆过一道的皇甫斌,一旦北伐开始,也做了韩侂胄的急先锋。
  打仗的事情,大抵要先分析局势,做足准备,总要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中占些先手才是。现在来看,在这一点上,韩侂胄有欠考虑,明显高估了南宋的实力。
  比如说人和,当时就有三大派系,主战的,主和的,还有主守的,并非所有人都站在韩侂胄一边,真一打起来,这里面的套路和变故就多了去了。你可以深度打压主和派,恢复岳飞名誉,贬低秦桧,你也可以冷落主守派,比如蔡戡、詹体仁、赵善恭这些(或长或短,都在桂林当过老大),但你架不住还有些有异心的家伙呀,比如曾被韩侂胄寄予厚望的四川吴曦(陕西河东招讨使),直接就投向了金国一边,狠狠地背刺了韩侂胄一把。
  积弱已久的南宋,人和是谈不上的。南渡以来,之所以还能苟安,那也是金国无力继续南下,双方进入了长期的对峙阶段而已。前面我们聊过张浚,也就是桂林曾经老大张栻的父亲。张浚一生都翘首北望,试图收复故土,但总是先赢后输,细究起来,其实也是输在了人和这个因素上,时不时就有人不听指挥,还背刺一下,这仗怎么打?一世英名打了水漂。
  地利嘛,对大家来说都差不多,金国曾经引以为傲的骑兵不擅长水战,不适应江南的地形,但以南宋孱弱的骑兵部队,进击中原,也是力不从心的。我们聊过,当时南宋军马资源匮乏,甚至要从广西调云南的马上去(中间要经过桂林),光这沿途的损耗,就够南宋喝一壶的,更别说还要迅速形成战斗力的操作难度了。
  倒是在天时这个因素上,韩侂胄是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的,韩侂胄也正是用这一点说服了宋宁宗。如前所述,从1205年开始,成吉思汗的蒙古就将视线瞄向了南边和西边,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扩张。1205到1218年间,蒙古军队三征西夏、灭西辽、伐金等大型战役,给金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直至将金国彻底灭掉。韩侂胄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来看,他的动作却还是早了一些。此时的金国虽然已经全面汉化,也不可避免地像一些中原的远古王朝一样逐渐腐败低效起来,但金国还是撑得比韩侂胄要久上三十年。
  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南宋的经济实力也不足以撑起十几万军队的北伐消耗,韩侂胄的开禧北伐当年开战,当年就败得一塌糊涂。更加要命的是,这一败,弄得天怒人怨,也败掉了韩侂胄好不容易在朝堂打下的根基,于是,主和派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被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杀死在了上朝途中。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订立嘉定和议。
  开禧二年兵败时,南宋也向金朝提议和谈。作为胜利者,金朝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缚送金国,主谋是谁?当然就是韩侂胄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桂林人很熟悉的名字:方信孺。
  如你所知,打了败仗以后,就要有人到金军去谈判,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萧山县丞方信孺作为谈判代表。县丞当谈判代表,这个职位好像有点低吧?但这本就不是什么好差使,朝廷中职位高的谁也不愿去啊——在桂林当过老大的福建人王卿月曾经领过同样的差使,家里人劝他别去,他说上面有命令,没办法不去的,结果因病死在了途中——这份差使,能言善辩的方信孺是没法拒绝的,当然,可能正琢磨着怎么建功立业的他也并不想拒绝。
  关于方信孺,我们后面再聊,毕竟他后来到桂林当过省部级的高官,还留下了不少故事。
  
状元王容这个人
  今天来看,王容其实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因为关于他的记载少得不可思议,而他又是个万众瞩目的状元郎。
  与前任蔡戡、詹体仁、赵善恭的主守派思想不太一样,开禧二年(1206年)走马上任静江府知府的王容,理念却偏向于主战派,与韩侂胄关系似乎更好。这会不会是韩侂胄对前面几个人不满,而专门对西南重地桂林所做出的调整呢?记者不敢轻易下结论,但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要打仗,战马不可少,当时由静江府主持的云南战马北调工作,显然是韩侂胄十分看重的事情。而詹体仁,在韩侂胄大张旗鼓准备北伐的当口,重心却放在了赈灾上面,数次申请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这似乎不太上韩侂胄的道?根本没把韩大人的北伐大业放在心上嘛。
  王容不一样。
  庆元二年(1196年)五月,王容曾上疏参劾吕祖俭。要知道,吕家可不简单,七世祖吕夷简为北宋名相,六世祖吕公著为名相、学者,兄长吕祖谦,著名理学家、文学家,与朱熹齐名。王容参劾吕氏的心理状态不清楚,但在庆元党禁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政治环境下,王容的举动颇耐人寻味,一般人很容易就会把王容纳入韩侂胄的阵营。
  但王容显然又不是这么简单。王容信仰理学,是理学大师张栻的学生,从小就在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读书,与赵汝愚阵营中的周必大、陈傅良、项安世等人关系也不错,但他显然没有受到敌对的韩方打击,仕途也很顺利。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王容既不属于赵氏阵营,又与韩氏关系和谐,他更像是一个中立者。
  比如说,庆元二年(1196年)六月,王容赴江西提举常平,妥妥的省部级大员。如你所知,提举常平是一个重要差使,征敛财赋、赈恤、监察地方官吏、审理经济诉讼案件等,都是他一支笔。此时韩侂胄一手遮天,王容却能获得这个职位,说明他应该得到了韩氏的支持,不然凭他和张栻的师生关系,凭张栻和朱熹的好友关系,一番牵扯下来,这好事哪轮得到王容?
  另一边,当时已退休、在庐陵老家的赵氏阵营的周必大得知王容履新的消息,不但致函祝贺,还称赞他“学该流略,名冠伦魁”,一点都不吝惜赞美之词,“大用可卜矣”。这年冬天,朝廷准备将王容召回,王容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万里。杨万里虽然没上庆元党籍名单,但显然是不愿与韩侂胄为伍的人。结果呢?杨万里回了信,除对王容的来信表示感谢外,还请王容帮忙举荐妻侄——作为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也是个有意思的人,同样的请求,他跟詹体仁也提出过。不过那是八年后詹体仁到桂林当老大时的事了——可能这也是南宋时官场的一种智慧:我请你办事,说明我没把你当外人嘛。就连朱熹也以类似的方式跟来桂林当老大的詹仪之表达过友谊。
  这些事情足以说明王容在赵氏阵营这边,也混得烂熟。说他左右逢源?应该是的。说他骑墙派?未必。从这些小事中,今天我们得到的最大的信息就是:不愧是状元,智商情商都高,两边都不讨厌他,都把他当自己人。这真是个不一般的人。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韩赵这两边没事,再来个第三方,可能就有问题了。嘉泰元年(1201年)十月,王容曾经上疏,请将韩侘胄在“绍熙内禅”中拥立赵扩的“定策”事迹付史馆,为韩侂胄立传,得到了宁宗赵扩的同意。
  本来么,作为史官忠实记录历史是王容的职责,不论韩氏是忠是奸,都要客观记载他的历史。但在别人看来,王容这么做是在为韩侂胄歌功颂德,起到了强化韩氏权势地位的作用,是助纣为虐。虽然没有被赵党一方攻击,说明赵党对他的看法并不恶劣,但架不住韩侂胄北伐失败失势后,史弥远和杨皇后不依不饶啊。王容肯定想不到,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直未平反),而他将韩氏事迹载入史书的行为,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所以,这就引出了王容第二个神秘的地方:开禧二年(1206年),王容确实不在桂林任上了,但他真的死在桂林任上吗?
  今天关于王容的史料记载很少,想摸清楚他的轨迹,往往需要旁敲侧击,从其他的记录中寻找与王容有关的蛛丝马迹。路边仨瓜俩枣,怎知晓来风寒?在绝大部分的记录中,都认为王容死于桂林任上,时年四十四岁,就连王容的老家人(湖南湘乡),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事情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对于王容退出仕途的原因,王氏族谱如此解释:“仕至议政大夫、礼部侍郎,奉敕修纂,请命给归,后卒。”“奉敕修纂”指的是奉旨修纂族谱。意思是,王容为了修族谱,在礼部侍郎任内去职。这个记载当然令人起疑:为修族谱而抛弃礼部侍郎的高位,真的假的?不怕老父亲揍他?而且,王容在礼部侍郎之后还来了桂林当老大,他从静江知府任上去职才是真的吧?王氏族谱对王容任静江知府的历史有隐讳之嫌。也许,这与开禧北伐失败后的政治风暴存在重大关联?
  开禧北伐的失利让主和派得到了反扑机会。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杨皇后与主和派代表人物史弥远等人联手,杀了韩侂胄及其心腹苏师旦,宋、金议和。随后,史氏掌权,一方面清理韩党和陆游等主战派,一方面对彭龟年、吕祖俭等理学人士予以平反。
  作为主战派的易祓时任礼部尚书,成了史氏的重点打击对象,虽然杀头没杀成,但被贬到了融州,也就是今天的柳州地区。易祓又是谁?王容的亲表哥,也是状元,比王容还早考上几年。所以,有学者推测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容大概率也会成为打击对象。史弥远掌权后,主战派和有韩党嫌疑的人都面临着被清除的危险,主动去职对于王容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嘉定二年(1209年)二月,宁宗命令史官修改绍熙以来的韩侂胄事迹,从此韩侂胄在国史中成为“奸臣”。这意味着上面已经彻底否定了王容将韩氏事迹写入史书的做法,由此也可以想见彼时韩氏政敌对王容的不待见。王容是1206年从静江府职位上离开的,这不禁让人猜想,王容到底是主动去职的,还是被贬了呢?主动去职,是王容的智慧、远见,被贬,也在意料之中。但无论如何,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王容应该没有死在这一年,《宋会要辑稿》也未看到他被免职的文字。
  根据易祓家族的族谱,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王容为易氏族谱撰了序言。而按照王氏族谱,此时王容已去世五年了。王容撰《易氏族谱序》里有“余同乡太原山斋先生退官故里,纂修家乘”之语——易祓家族以太原为郡望,所以王容称易祓为“太原山斋先生”。
  据魏了翁《鹤山全集》记载,真德秀自述曾经在潭州与王容、易祓同时会面,谈论学问。真德秀是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任潭州知府的,而根据真德秀生平的活动情况推测,在他知潭州之前,三人同时会面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王容去世的时间应该不早于嘉定十五年(1222年),他的实际寿命比王氏族谱的记载至少要长十六年,应该算是善终的。
  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扩病死,赵昀即位,也就是理宗。朝廷中出现了重新评价“开禧北伐”的声音。易祓恢复朝议大夫之职,从广西融州回到了朝廷中枢。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后,理宗实施新政,清除史氏势力,王容被平反,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待制。不过,由于南宋朝廷一直没有给韩侂胄平反,这肯定对元人修《宋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史》不记载他的政绩,不为他和易祓立传,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也是今天我们甚少看到有关王容文字记载的主要原因。
  说起来,王容虽然尽量避免参与权力斗争,也一度很成功,但终究无法避免被权力斗争伤害,过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生在南宋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哪怕你是状元,也不太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