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4年08月04日

巴金： 他在桂林正告侵略者“中国人永远不会屈服” □本报记者 周文琼 　　图①：巴金像（资料图片）
　　
　　图②：抗战时期巴金桂林住所旧址标志 记者周文琼 摄
　　巴金（1904.11.25—2005.10.17），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在抗战时期，他三次到桂林，在乱世之中坚持创作。他用笔记录下日军轰炸桂林平民罪行的铁证，真实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灾难。在艰难的岁月中，他也在桂林感受到朋友间真挚的情谊。他还通过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社，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翻译了很多世界名著，使得当时的文化生活社成为出版屠格涅夫作品最多最系统的出版社，为繁荣桂林文化城的文学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逃难到桂林——记录下日军轰炸平民罪行的铁证
　　抗战时期，巴金第一次到桂林是1938年11月8日。来桂林之前，他在广州，一直生活在城市被轰炸的险境中。他曾写道：“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
　　在一次渡河逃难中，大家腿靠腿拥挤不堪，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能爬上船，可是跌河里去的人不下14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
　　他在文章《离开广州的最后一晚——十月十九夜》中说，广州市静静地睡了。但这不会是安适的睡眠罢。可怖的梦魇压迫着它。它一定会在睡梦中痛苦地挣扎……我问我自己：害怕吗？不，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愤慨……我的愤慨是很大的，敌人的铁骑果然会踏进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吗？我担心这会成为事实。那么就让我们和敌人一起永远埋葬在黑夜里罢，把明天留给我们的后一代人。
　　当他在码头等待前往桂林的逃生之船，他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在码头上，水上有几只船离了岸，众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它们，好像它们都是开往幸福的国土去的。
　　巴金离开广州的次日广州就沦陷了，他经梧州，之后经柳州，11月8日才艰难抵达桂林。桂林是他的避难之所，但是也绝不是幸福的国土，日军的轰炸，城市的伤痕，百姓的绝望……在1938年11月和12月两月间，日机至少对桂林实施了5次大轰炸，在这两个月中的野蛮空袭下，桂林市区一半成了废墟，巴金在桂林用笔记录下了日军的罪行——
　　我初到桂林时，那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紧急警报。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听见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房屋的半数变成了废墟。那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半只剩了断壁颓垣。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颤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的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全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12月29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的在燃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的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边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罢。
　　每次解除警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第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但它们是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的。在某一处我见着几辆被烧毁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然而在一辆汽车旁边，在地上躺着一个人的影子。我走近那地方，我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黏在地上、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被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衣服和血肉黏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1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以前发警报时间总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
　　18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还有一些人被炸死，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张曙……
　　这是巴金笔下《桂林的受难》描述的文字，多少年过去了，如今读起来仍然让人气愤、绝望。1938年那个冬天，日军轰炸桂林平民罪行的铁证都在巴金的笔下被记录下来。但他也在文章中庄严宣告：“血不会白流，痛苦应有补偿，牺牲不会徒然。”（《桂林的微雨》）

在桂林写作风格发生转变——从前期的浪漫主义风格转向现实主义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这样的战士》）抗战爆发后，巴金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中。这是巴金对一些年轻朋友的勉励，也是他的一种自我写照。
　　巴金三次到桂林，第一次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2月，第二次是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第三次是1942年10月到1944年5月。
　　在桂林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埋头写作，成果甚丰，许多抗战作品都在桂林完成并出版，为宣传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小说《火》第一部分的部分章节是他第一次来桂林时完成的。在这期间他追忆从广州逃难出来的旅途经过，写成《从广州出来》《梧州五日》等散文。取材于此时在桂林的生活经历，创作《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等散文，后均收入《旅途通讯》。如他在该书《前记》中说，这些信函文章，都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写成的，自己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全靠友情的力量才将他引领到生的彼岸。这些作品既记录了巴金自身颠沛流离、挣扎于生与死之间的可怕经历，也真切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灾难。
　　巴金在桂林时期创作的作品很多都是热情歌颂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愤怒斥责日寇的侵略罪行，字里行间沸腾着一位真正的中国人的热血。小说《还魂草》也是在桂林创作的。作品用利莎和秦家凤纯真的友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暴戾相对比，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罪行。作品《某夫妇》将笔力集中于暴露战争对美好事物的摧残。温一家本来生活美满和乐，然而一颗炸弹竟炸得他没一点痕迹。小说以这户家庭的悲惨结局控诉了日寇的罪行，也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火》第三部则通过描写基督教徒田惠世逐步摆脱多年来宗教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全心全意投入抗战宣传工作的经过，来表现抗日战争的伟大神圣。这部作品的开头冯文淑梦中所见的大火，就是巴金在桂林生活经历的再现。
　　尽管生活极其紧张不安定，巴金仍然很顽强乐观，在写于此时的文章中，他说：“我将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城市的欢笑。”（《巴金的梦》）同样的，在他的文章中，他正告侵略者：“中国人永远不会屈服”“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巴金在桂林的创作还显示了这位作家从前期的浪漫主义风格转向现实主义的明显特征，在他的创作历程上有着极其值得重视的意义。

主持文化生活社——为繁荣桂林文化城的文学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成立于上海。抗战时上海成为孤岛后，1938年3月，巴金和靳以到广州建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继续从事出版和写作事业。随着广州的沦陷，1938年冬，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设办事处，巴金是主要的编辑。社址先在东江福隆街三十二号，1943年迁至中北路西一里六号。当时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作家们来往联络的好地方，方敬、艾芜等都是常客。尤其是艾芜，进城必经福隆街，必定顺道而访。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物的内容主要是文学创作和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由巴金主编过的“文化生活丛书”“良友文学丛书”“文学小丛书”“译文丛书”，都先后在桂林重版和新版，品种近百种。茅盾的新作《炮火的洗礼》也是由该社在桂林初版发行的。
　　“文学小丛书”是巴金在桂林主编的一套丛书，收有艾芜的《逃荒》（短篇小说集）、巴金的《旅途通讯》《黑土》（散文集）、沈从文的《昆明冬景》（散文集）、曹禺的《正在想》（独幕剧）等二十余种。“文化生活丛书”与“良友文学丛书”在桂林出版的有曹禺的《蜕变》（四幕话剧），吴伯肖的《羽书》（散文集），巴金的《利娜》（中篇小说）、《控诉》（小说杂文集），靳以的《洪流》（短篇小说集），骆宾基的《夏忙》（报告）等。
　　1943年前后是巴金翻译工作收获最大的时期。1942年冬，他翻译了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的王子》《夜莺与蔷薇》。1943年3月，先后译完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力作《父与子》和《处女地》。并且利用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有利条件，在热心介绍世界文学名著的同时，也大力组织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使文化生活社成为出版屠格涅夫作品最多最系统的出版社。
　　写作、翻译之余，巴金还积极参加桂林的文化活动。1943年5月，参加由马思聪举行的小提琴演奏会，由著名歌唱家伍伯、马国霖、区慕坡举行的独唱音乐会；以及观看由实验剧团在广西剧场演出的、欧阳予倩导演的、曹禺改编的《家》。尤其是茅盾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出版后，巴金与田汉、艾芜等发起座谈会，大加肯定，并联名发电报祝贺在重庆的茅盾。
　　其时，由于许多文化人陆续离去，桂林的文艺创作渐趋萧条。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因经费不足被迫停刊。许多靠稿费生活的作家生计艰难，桂林的《大公报》连续报道和发表评论，以《桂林作家群》为题，列举留桂作家王鲁彦、艾芜等30多人的贫困窘况，其中也提到巴金。“过去一段时间盛传离桂的作家还有巴金，这位为青年读者敬爱的作家却没有离开桂林。他似乎比一九三六年写《沉默》一书时更沉默了，《火》的第二部第三部将在他这种态度下产生。他似乎很少有烦恼的事情，但近来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发展却使他有点烦恼。运输困难，印刷不易，再加上审查的手续繁难，对着这些问题，他也感到棘手罢。”
　　1944年5月，巴金离开桂林，到贵阳旅行结婚。原打算婚后再回桂林，不久后因日寇进犯湘桂，巴金夫妇只好暂时在重庆安下家来。巴金后来在回忆自己倾注极大心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时说：“在抗战中，文化生活社尽过它微弱的力量，也遭受过不小的损失，可是它依然存在，虽然不健康，毕竟活到十年了。这十年虽然飞如流矢，却也过得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