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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文琼
　　欧阳予倩是中国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中国现代话剧创始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现代戏剧之父”。他一生中曾3次来到桂林，在桂林的时间达7年之久。他是文化名人中与桂林关系最密切、留桂时间最长的名人之一。
　　“当时日寇常派飞机来轰炸，于是父亲便带着演员在桂林特有的岩洞中排戏。……妈妈常利用岩洞口的亮光做纸花、做小道具。敌机轰炸频繁时通宵都不能回家。有一次敌机轰炸桂林后，我们从山上进城，见到电线杆上挂着被炸死者的半截尸体，手里还握着提包。炸后的惨状使我们更加痛恨侵略强盗，使大家同仇敌忾，以更高昂的斗志举起桂剧的武器打击敌人。”这是欧阳敬如记忆中的那段艰难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欧阳予倩在桂林对桂剧进行改革，建设了广西省立艺术馆，领导了轰动全国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为文化抗战奏响了最强音。

　　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
　　桂剧第一次反映了现实生活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有一著名桂剧演员，被誉为桂剧“四大名旦”之一。画家徐悲鸿来桂时，爱她品格清高，求婚于她。她觉得自己家累太重，不愿拖累别人而断然拒绝。徐悲鸿闻知后，对她愈加敬重。她的名字叫方昭媛，“昭媛”之名，是欧阳予倩为她取的。
　　抗日战争时期是方昭媛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在桂林文化城的桂剧舞台上，她主演过许多大火的剧目，有《梁红玉》《木兰从军》《渔夫恨》《桃花扇》等。这些剧目与此前的桂剧不同，因为欧阳予倩对桂剧进行改革，新编的桂剧开创了表现现代题材的先河，使桂剧第一次反映了现实生活和斗争，开始成为唤起人民抗战，激励人民团结战斗的有力武器。
　　方昭媛本是身世可怜之人，她从小被人收养，连自己的名字也无从得知。抗日战争期间欧阳予倩来到桂林，对桂剧进行改革，她不仅在那时有了自己的名字，也成为了桂剧改革的实践家。
　　而欧阳予倩对桂剧的改革还得从1938年夏说起。
　　1938年夏，欧阳予倩在上海上演改编戏剧《梁红玉》《渔夫恨》等剧，揭露了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战，对内压榨百姓的罪行，刺痛了反动当局，遭到汉奸走狗们的忌恨，威迫利诱，纠缠不休。为了避免被迫害，他在地下党员指引下，从沪去港，由港来桂。此时的欧阳予倩已经49岁。
　　1938年欧阳予倩在桂林待了约4个月，而在这期间他写出了第一个桂剧剧本《梁红玉》，并亲自排练。一招一式，一字一腔，都严格要求，做到准确，反反复复地排练。过去旧戏班的艺人，第一次听到了“导演”“排练”这种词汇。欧阳予倩通过《梁红玉》的排练，在剧团中首先建立起导演程序。在舞台美术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创新和改革。如过去旦角化妆，眼睛不画眼眶，嘴唇涂的是一点红（以示樱桃小口），头梳的是粑粑头，从《梁红玉》剧起，就改为涂满唇、画眼眶、梳“古装头”，舞台形象就美得多了。同时，在桂剧的演出中，第一次用了星星、月亮等写实布景，使舞台美术结合着剧情，给剧情增添了气氛。《梁红玉》在桂林演出时，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当时在正阳路南华戏院连演了28场，震动了整个桂林，桂林的观众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桂剧，感到耳目一新，这个戏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和鼓励。这次演出的成功，促使桂系当局认识到桂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今后的桂剧改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部队出发抗日，在五战区台儿庄打了胜仗。蒋介石与桂系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桂系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进步文化戏剧工作者来广西表示接纳。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文化城”。
　　1939年，由广西大学校长、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马君武出面，邀请欧阳予倩再度来桂，出任广西省府顾问兼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职务，主持桂剧改革工作。欧阳予倩携家人在这一年的冬天到了桂林。住榕荫路亲友家。
　　欧阳予倩为了更好地开展桂剧改革工作，首先接纳了南华戏院桂剧班为班底，成立桂剧实验剧团。于乐群路尾筹建广西剧场，作为训练及演出基地。筹办桂剧学校，为桂剧培养新生力量。加强桂剧演员基本功的训练，改良唱腔。邀请戏剧家田汉、焦菊隐等人及教育界人士给学员上戏剧、舞蹈、音乐、舞台美术、古典文学等课程。
　　当时敌机空袭频繁，人们整天都在躲警报。每当独秀峰挂上警报黑球，便可见到欧阳予倩的夫人拿一条长板凳，带一包卫生香（准备躲进岩洞时用的），欧阳予倩则提着一个布袋，里面装满了他创作的原稿和纸笔，空袭时间也不间断自己的工作。前后创作和改编的桂剧有《梁红玉》《桃花扇》《人面桃花》《木兰从军》等9个剧本，整理了《玉堂春》《烤火下山》等4个传统剧目。内容多数与抗战有关，对唤醒人民投入抗战行列，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教育广大人民起过很大的作用。

　　欧阳予倩与省立艺术馆——
　　建起一座抗战的文化堡垒
　　广西省立艺术馆位于榕荫路与解放西路的交汇处，桂林中学的对面，这里是桂林的“网红”景点。人们爱在这里拍照打卡，不仅是因为建筑的外观美，这里更像是一座馆式文化堡垒，走近它，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激烈呐喊，艰苦卓绝的斗争仿佛又现眼前。
　　广西省立艺术馆是1940年3月3日成立的，欧阳予倩是第一任馆长。
　　欧阳予倩曾说省立艺术馆的任务是：“（一）培养推行艺术教育的干部；（二）以实际行动，有系统地研究各艺术部门的理论和技术，以及推行艺术教育的方法；（三）利用各种艺术作抗战建国的宣传。”艺术馆是直属当时广西省政府的，总理全馆业务的是馆长。在初建时，馆长之下设有三部一组，即戏剧部、美术部、音乐部、总务组。这种组织机构在全国是首创的，欧阳予倩在《省立艺术馆的工作概况》一文中说：“艺术馆这种组织还是一种创举，过去尚无先例可循。成立之初，从各处来参加的，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每个人的性格和作风彼此都不甚清楚，只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对艺术的热情。”
　　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临时馆址设在榕荫路转角一条小巷子马房背内。一座老式的楼房，楼上是某公司的办事处。楼下一厅数房，既狭窄又破旧，还是借用的。当时外地应邀的艺人一时还未来到，只有十多个人，大家都在榕荫路租房住宿，吃饭也是在外面打游击。建剧场迫在眉睫。于是，欧阳予倩向广西当局提出建设一座艺术馆的申请。
　　然而因财政拮据，拨不了款，欧阳予倩便通过发动戏剧界明星义演以及贷款的方式筹集到了资金，并邀请当时建筑界的著名设计师钱乃仁为广西省立艺术馆设计。钱乃仁最初并不想接这个活儿。欧阳予倩请钱乃仁看他导演的话剧《长夜行》。话剧《长夜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抗战的时局正如长夜漫漫，老百姓都是长夜行人，都在艰难地挣扎。或许是钱乃仁也在话剧中感受到了桂林需要艺术馆，抗战需要艺术馆，有了艺术馆，就像长夜里有了一盏灯，点亮了一束光。观看完《长夜行》的那个晚上，他决定接下设计艺术馆的工作。
　　1944年2月15日，省立艺术馆终于如期完工。可很快它便遭受浩劫。
　　1944年秋，日军进犯湘桂，桂林疏散，艺术馆工作人员在欧阳予倩馆长的率领下，撤到桂东昭平黄姚，在敌后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欧阳予倩于10月20日从昭平黄姚回到桂林，昔日文化城经过日军扫荡，已面目全非，他苦心经营筹建的艺术馆也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瓦砾了。他在慨然之余，决心在原馆址的废墟上重新建设。
　　田汉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欧阳予倩此时的心情和决心：“胜利欢呼动桂江，山城风貌已非旧。楼阁如云林荫香，存无一二毁八九。瓦砾成堆歌舞歇，掩涕为之吊良久。壮哉南杰（予倩名）湖南牛，不畏万难掣其肘。为引春风入芜城，再把锄头种新柳。”重建新馆仍由原建筑设计师钱乃仁设计，华夏建筑公司承建。
　　1946年下半年，国内局势逆转。7月11日和15日，著名民主斗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引起全国人民及文艺界的一致抗议和谴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于25日在上海逝世；7月28日欧阳予倩为悼念陶行知逝世写了一篇《欲哭无泪》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这些发言和悼文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发表后，更引起桂系当局的注意。8月，欧阳予倩感觉形势突变，气氛紧张，他眼看如此局面再也无法工作下去，当即决定辞去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职务，9月上旬，他举家离开了生活、战斗达7年之久的桂林。当然，也看不到他亲自筹划重建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新馆舍的落成了。广西省立艺术馆的重建直到1946年12月底才竣工。

　　欧阳予倩与西南剧展——
　　奏响文化救亡的最强音
　　从1940年3月到1944年2月，广西省立艺术馆从筹建到新馆址落成，花了3年多时间。其间，新中国剧社理事长瞿白音倡议举行西南八省戏剧展览会，得到田汉、欧阳予倩和戏剧界、新闻界以及整个文化界的赞同和支持。并确定由广西省立艺术馆出面主办，使西南剧展公开化、合法化。于是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拉开了序幕。当然，编排好的作品是那时最有力的抗战方式。
　　欧阳予倩馆长经常勉励大家，战时物质条件困难，设备简陋，要求大家克服暂时的困难，艰苦创业，把广西唯一的这座艺术大厦，从摇篮中培育成长，使它能在西南戏剧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在筹建至新馆落成的3年多时间里，上演大、小剧目有30余出，所有演出节目都与抗战有密切关系。如夏衍的《心防》，宋之的、老舍的《国家至上》，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剧，对提高民族自尊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以《忠王李秀成》最为卖座，演出23场，观众3万人次。
　　《忠王李秀成》对当时的时局有所影射，剧本写成以后，在送审的过程中，遭到审查老爷的刁难，被删掉50多处，改动了30多处，但是这出戏一经公开演出，即引起轰动，首轮演出即达23场，场场满座；观众达3万人次。1942年又多次重演，总场次超过了30场，这对当时桂林话剧演出的记录来说是空前的。还有欧阳予倩编导的独幕话剧《越打越肥》，对那些一不抗战，二不建国，专门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权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桂剧名演员尹羲回忆：“演《搜庙反正》，演到剧中人控诉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时，触动了观众心头的创痛，台下顿时一片哭声，连男观众也有失声痛哭的。”
　　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完工之时也是西南剧展开幕的日子。在这个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节点，在黎明前最阴冷最黑暗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
　　早春的桂林往往阴冷潮湿，细雨绵绵，这一天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因为西南剧展的开幕，整个桂林城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参展团队以朝圣的心情来到桂林文化城，在热闹的十字街，东、西、南三个路口都竖起了精美的花彩牌楼。报馆减价优待刊登演戏广告，爱国商人捐助纸张印刷演剧说明书，爱国医生为医院题材剧目提供演出道具，搬运工免费为外来剧团搬运行李，桂林市理发业及擦皮鞋同业工会五折优待剧展会会员，书报同业工会七折优待剧展会会员购买戏剧书籍，马肉米粉店门口的黑漆牌子上也出现了庆祝戏剧节大减价的广告……
　　田汉在“剧展”开幕演说中赞扬欧阳予倩的那股“傻劲”，那股“从事戏剧工作，受尽艰苦，不计功利”的精神，脚踏实地，依靠组织，依靠集体，使“剧展”取得巨大的成功。据1944年5月19日《大公报》的统计，西南剧展演出单位30，报到会员总数935，演出节目计话剧23、歌剧1、京剧29、桂剧8，以及民谣舞蹈、傀儡戏、魔术、马戏各项。总演出170场，观众数量达10万人以上；戏剧资料展览为期半月，参展团队22个，参观人数36592人；戏剧工作者大会为期15天，分为专题演讲、工作报告、提案讨论等。西南剧展历时95天，是桂林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当时，美国著名剧评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给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
　　历史的回声，永远铭记。正如作家秦似曾说：“是‘西南剧展’才把这抗日的烈火、革命的烈火燃烧了起来的。由于这个‘西南剧展’，桂林这个文化城才有始有终地载进了我们的史册，自始至终地保持了战斗的姿态。否则，后面就冷冷清清了。”
　　2023年桂林艺术节“从历史落幕的地方重新出发”，依然是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揭开大幕，用新时代的艺术盛典向“西南剧展”致敬。
　　2024年是西南剧展80周年。4月，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拉开帷幕。在桂林又一次上演文化大戏，艺术之光一直照耀在这座城市的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