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座城
桂林日报
2024年04月06日
□李振杰
我单位旁有一条宽约十五米的巷子,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帮补鞋的、配钥匙的、修高压锅的人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把他们的工具、配件、小桌小凳摆出来。到了晚上,他们又像一阵风一样倏然散去,只剩这里一片空寂的巷子。第二天,他们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冒出来,摆满巷子的两旁。昨天摆什么地方,今天还摆什么地方,仿佛那是他们约定俗成的领地。
我从来没见过城管驱赶他们,或许是默许了他们在此谋生,就在这小城的中心。
小城生活二十年,我极少与他们打交道——也不是不打,有时去缝裂了口的鞋,有时去配钥匙。这些生意或3块、5块、10块的,极少上几十的。我不知道他们赚钱没有,是不是也攒了一大笔,在哪一个小区买了房。他们的孩子是跟着他们谋生,还是考上了名校,用父母补鞋修锅赚的钱远走高飞?还是此刻他们正用父母的钱在某个KTV里高歌?
因为每天都见到他们,他们各自的摊位,他们的容貌,我都能在脑海里清晰地呈现。但除此以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城里的边缘人,他们在小城的中心努力着,又离这个小城很远。
我认识一位收废旧的大哥,干这一行几十年了。开始时什么都收,后来只收废纸一类,再后来只跟单位打交道。哪里有废品了,约他,他一定按时上门。他为人热情,好像谁他都熟。他不抽烟,但兜里总装着二十多块钱一包的烟,不管你抽还是不抽,他都敬。废品称好,搞好卫生,他才结账走人。时间一久,我知道他是全县有名的“破烂王”,资助过不少贫困的学生,他自己也在城里买了两套房。
有一个在离我的小区不远的大桥头卖面包的女人,起码有三十年了,基本上每天都是6点半准时推着车到她摆摊的位置。据说她年轻的时候很美,人们都叫她“面包西施”。她做的都是小面包,坚持了几十年一块钱三个。人们知道价钱,都是自己装了面包,按数量把钱投进篮里。她从不去数别人的面包,也不去看投了多少钱。和她一起做面包的,其实还有她的丈夫。吃了晚饭后,将面揉好发酵,半夜大多数人还在梦中时,他们就起来做面包、蒸面包。6点半,她推着面包出来卖,丈夫就在小城一条小巷的那座房前乘凉。近来,她只是偶尔出来卖了——许多人都预订了,早上直接去家里大包小包地拎走。“面包西施”也在岁月的流逝里,逐渐苍老了容颜。
在小城一条老街上,还有一位理发的老人。理发店有八十多年了,他父亲解放前就开始经营。他从父亲走后接过了传统的理发手艺。老街里的老住户大多都已搬走了,理发师傅的儿子也在小区里买了房。他每天从新房子走两里路到理发店,接待那些同样已搬走又专门回来理发的熟人,有的带来了他们的小孩或孙子。理发师傅的孩子是不会来的,他去新式的理发店理。师傅按传统那一套理,一边讲老街故事,一边理、修、刮须、掏耳,从颈部以上全部打理好,理发的人都感觉舒服受用。老师傅说,等他老了以后,理发店就关门了,因为没有人愿学老手艺。
和老师傅同一条老街的一位陈姓老人,已随儿子在桂林长住了。但他至多半个月就要回来一次,主要是给一座老挂钟上发条,让它保持计时。那座老挂钟是他爷爷留下来的,至少有一百年了,仍走时准确。他或许住上一个晚上,或许住上两三晚。清明时可能回来几天,因为附近的山上“住”着他许多故去的亲人。更多时候,他的家门都锁着。如果是大晴天,太阳从透明瓦里照射下来,可以看到许多飞舞的尘埃,陪伴着老挂钟那“嘀嗒嘀嗒”的声音细数着时光。
一次加通宵班,五点钟,冬月里的小城夜色尚浓,我起意到街上透透气,偶然见到了小城十字街清晨的景象。路灯下,这里竟然已很热闹,清洁工人已开始清扫街道,附近农村的菜农已在街上摆满了各色蔬菜。各种水果、肉类交易也已开始。到了7点多钟,菜农、小贩们散去,清洁工人很快清扫了垃圾,大街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逐渐的,开始车水马龙。送子女上学的,出远门的,上班的,开始来来往往。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无论如何,他们有他们各自的目标,有他们的方向。
我们都同在一座城里。有人生产了食物,有人提供了用品,有人维修损坏的东西,有人回收废旧,有人清扫垃圾,有人日复一日地在家庭与单位之间往返,有人在酒吧或KTV里度着时光。
这个世界很大,七十亿人吧。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地点,人们来去匆匆。你,我,他,他们,绝大多数永远不会认识,永远不会有交集,但一样努力着、生活着。世上每天都有无数酸甜苦辣的故事发生,人们在故事里欢笑,悲伤,或沉默。这些故事绝大多数只有自己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故事一个又一个地湮没在岁月的尘烟里,仿佛从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