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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喜生

　　步入知天命之年，历经世事数不胜数，但所记寥寥，唯儿时正月天给长辈拜年得压岁钱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电影般时常于脑海中浮现。
　　入读初中之前，我家生活没现在富足。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皆儿孙满堂，多到七八个，少也有四五个。因为靠挣工分吃饭，所以大人们一年四季都在外忙碌，难得有空闲。最忙时，大年三十还在坡岭上种桉树、挖水渠。尽管如此，口粮依然不够，每个工日只值两三毛，温饱难定，何谈穿新衣戴新帽，然而年却是要过的。
　　进入腊月，兄妹们就掰着指头，一天一天地数，一天一天地盼着过年，为的是能领到压岁钱。得到的只是五分硬币，整个正月天能攒到二三十枚，有事无事都会把它们叠在一起，左右翻看，亮晶晶明晃晃的硬币，让年幼的我会高兴几天几夜，心态不亚于现在的老总们在清点万贯家财。
　　族里一位年轻守寡、个子单瘦、体弱多病的伯娘，讲话细声细气，身边带有比我略小的漂亮族妹——族妹讲话也细声细气。母女俩与我们一巷之隔，家境贫寒，大凡重点体力活都要靠族人帮衬。尽管如此，伯娘对正月里前去拜年贺喜的晚辈们却倾其所有，毫不吝啬。
　　在自家过完年三十，初一大早，我们到伯娘家拜年，都可得到一截甘蔗、几颗糖和荸荠，还有一枚面值五分的硬币。后来是一毛纸币，再后来是两毛。所以，过年前这两天，小伙伴们穿梭在各家各户，看着大人们写春联贴年画、杀年猪、做年糕、洗衣被时，就悄悄地商定“拜年计划”，常常不约而同地把给伯娘拜年列入正月拜年的第一站。
　　相隔三四里远的外公外婆，住小河那边的山背村，不等我们兄妹出生就离世了。母亲娘家几代人开牛行，杀牛卖肉或从事牛皮加工，家道富足殷实，舅爷和几个姨妈都在私塾上过学；两位舅爷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大舅娃娃脸，白白净净，能写会说，任村里的会计；二舅玉树临风，巧舌如簧。已长到六七岁的我，还不知二舅排行第几，只知道舅爷姨妈们共五六位，每位舅爷姨妈又都有五六个小孩，在百多户人家乃至附近几个村，母亲娘家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在桂北，初一拜父母和叔伯婶娘，初二拜舅娘拜外公外婆，是雷打不动的年俗。母亲外家村子有两三百户，莫姓居多，其次是母亲家族李氏，一户龙姓。舅父们七八户居住在叫“榕树底”的高处，温馨和睦，其乐融融。遗憾的是，到我们去给舅父舅母拜年的年代，榕树早已不见踪影。
　　早上起床，大人们就忙得不可开交，表兄弟姐妹就在门口的晒谷坪上伸长脖子看着从田垌远远地走来的我们，久不时又向大人通报距离。这天，同来拜年的还有家住别处的堂姨妈和他们的小孩。二三十人约定一天，爬岭坡穿田冲，走田基过小桥，在高高的台阶下，你喊“恭喜”，我喊“发财”。之后，沿着长长的庭院里跑来跑去。长辈们在厨房稍稍忙完，紧接着烧纸钱，泼水饭，放鞭炮，噼里啪啦，热烈的气氛比起曹雪芹《红楼梦》中元春省亲也毫不逊色。例行之事刚完，几十人分四五桌围着火盆坐。二舅妈身材高大，动作麻利，心慈面善，一头长发束成马尾状，从后脑越过肩膀吊在胸前，手捧一把硬币，为我们挨个分发。面对明晃晃的硬币，表兄妹们又呼啦啦地放下碗筷，个个举手争先抢领。不论大小或亲疏，每个表兄妹得的压岁钱都是面值五分，但其心境绝不亚于现在晚辈们领到五十或百元大钞。至于满桌的美味佳肴，早已记不得是什么滋味了。
　　几年后，伯娘身体更差，虽然族妹又长了几岁，但家境还是没有往好改善。在伯娘家拜年，她一如既往，要给我们分发压岁钱，我们边退边跑，百般推脱。族娘手捧装糖果的钵子追到门口，把糖果和压岁钱往我们口袋里塞，嘴里振振有词：只要尚未婚嫁，尚未立业，就是小孩，是小孩就得分压岁钱。唉！现在想来，为这年货和压岁钱，她老人家和我那族妹也许要忙碌几个月或大半年吧。
　　后来，在二十里外的五通中学读高中的我，稍谙世事，对领压岁钱已不那么看重。寒假回家，带着父亲嘱咐到一巷之隔的伯娘家拜年，喊过恭喜，喝过茶水，就主动拿着扁担水桶为其挑上三两担水。
　　现在，当年翘首争领压岁钱的我，已成家立业，但大年初二携妻女走村串户去拜年，依然如故。然而，物是人非，不同的是给小女和孙子分发压岁钱的，已不是她二舅奶和伯奶，而是我的表嫂了。想起几十年来一直给我分发压岁钱的二舅妈和伯娘，自己就是给她们成百上千也不为多，可惜，她们已驾鹤升天，离我们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