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4年01月11日

　　上一篇“老房子”中，我们走进了援越医院南溪山医院及其标志性建筑大礼堂，了解了一段特殊的历史。1975年，援越项目结束后，上级对南溪山医院以及留下的医护人员去留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桂林医学专科学校（现桂林医学院）得知越南病员撤回国的消息后，曾向上级申请，将南溪山医院拨给桂林医学专科学校作校址使用。但经过考虑，上级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提议，而是让南溪山医院继续办医院。
　　当然，以上只是个小插曲。说到桂林医学院，大家都很熟悉，如今在桂林医学院乐群校区里，有两栋颇具西式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意。其实这两座西式建筑颇有历史，是建于民国时期的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旧址，目前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期我们就走近这两栋老洋房，一窥背后的历史渊源。
　　起源于教会医院
　　说到教会医院，一些朋友可能因为鲜少接触宗教，所以对这个名称感到陌生。所谓教会医院，顾名思义，就是由教会开办的诊疗机构。实际上，教会医院在现代医学发展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今许多有名气的医院只要查一查历史，最早基本都是由教会开设的。就比如今天大家熟悉的“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四大“天团医院”，它们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教会有关。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与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大批外国传教士到中国通过施医赠药传播宗教文化密不可分。据《桂林市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国牧师裴乐义及医生柏德贞夫妇，受英国基督教安立甘教会派遣，乘船由梧州到桂林，停泊漓江边，白天上岸施医赠药。这是西医传入桂林之始。
　　一开始，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只是“游历式”地随机施医赠药，慢慢就发展为以开设医院的形式固定地点接诊。桂林的历史上就有过两所这样的教会医院，一所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桂林中华圣公会在北门正街(今中山北路159号)建立圣公会桂林道生医院（今桂林市妇女儿童医院前身）；另一所是民国五年(1916年)，美国南方基督教浸信会在中山中路建立的桂林浸信会医院（今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也就是本篇我们“老房子”的主角。
　　故事从1916年秋说起。一位叫穆厦（R.E.L.Mewshaw）的医生和另一位叫区振声的医生应基督教浸信会邀请先后抵达桂林，在教会牧师卢信恩的协助下创办了这所教会医院。
　　说是医院，其实当时的条件相对今天而言是非常简陋的，房子最初是租用日升巷南端（今中山中路）的一间民房，除了两位医生之外，还配有一名护士。这与今天许多街边小诊所条件差不多。但对当时桂林城的老百姓来说，有地方看病已经非常难得，最重要的是教会医院属于慈善机构，来这里看病的多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和贫苦人家，医院为这些人提供服务往往都是免费的，其主要开支由美国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部拨付。医院开设内（儿）科、外（五官）科、妇产科及病床50张，日均门诊量约50人次。
　　慢慢地，由于医院工作量日益增多，小小的民房显然不能满足就诊需要。1920年，医院向美国南方浸信会募集到4万余银元，在今乐群路东头购地约600平方米，建成一栋高10多米，共3层约1800平方米的医院大楼，于当年开诊。这栋医院一层设有候诊室、药库、检查房、厨房、洗衣机房等，二层有图书室、护士室、医师办公室、留医病房等，三层有化验室、手术室、麻醉室等。据史料记载，这栋大楼从当年建好后，就是桂林市最高大宏伟的建筑物之一。
　　两次遭到日军炸毁
　　遗憾的是，这座最高大宏伟的建筑于1939年被日军飞机炸毁。
　　日机轰炸桂林，最早是在1937年10月15日。从那时起，日机三不五时就对桂林这座不设防的城市进行空袭。在一次又一次的空袭中，教会医院的生存也受到战火威胁。1938年12月底，日军再次侵犯桂林，医院大楼就是在这一次空袭中被摧毁的。据当时《申报》报道：“今日日机在炸桂市、乐群社中爆炸弹二枚，全部房屋均被震毁，美国浸信会医院为桂市最大慈善机关之一，今亦中烧夷弹，全部被毁，火势迄晚犹未熄。”
　　医院大楼被炸毁以后，相关的医疗救助工作并未停止。当时教会除了办医院，还办了不少学校。浸信会医院被毁后，在医院医疗器械及医药缺乏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就借用了教会培真女校（今四会路市防疫站所在地）部分校舍坚持对桂林市受伤民众展开医疗救治，为战时桂林提供了一定医疗救治保障，弥补了桂林地区战时医疗卫生资源的不足。
　　战争爆发后，桂林城面临着医务人员短缺、救援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时候，教会医院除了为本地人提供医疗服务外，也提供了接触西式医疗技术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教会医院开始招收本地华人学习救护知识，培养医学人才。这样既能够在战争期间为普通民众提供疾病救治，同时也促进了近代西医医疗卫生观念在桂林的传播。
　　在资源县名人录中，记者发现了一位人物，此人就曾在桂林浸信会医院学医。相关资料记载，这位人士名叫莫超萃，是资源县延东乡官垌村人。少时曾读私塾，20岁毕业于前广西省立师范，后于桂林浸信会医院学医。学成后回县，曾于县戒烟所就职，后任资源医务所所长。
　　1938年，资源县暴发了一场瘟疫大流行，其中以五排一带尤甚。五排这一片山高路险，缺医少药，瘟疫日益蔓延。莫超萃当时正在县医务所供职，疫情暴发后，他前往五排为民诊治。当时的情况如史料描述为：“一两个处方即药到病除，求医者立时络绎不绝，候诊室拥挤如闹市。”遇到重症病危而又无钱医治的人，莫超萃便亲自上门为其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使这一地区的瘟疫得到了控制，患者均陆续恢复了健康。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教会医院在发挥医疗救助作用外，对促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8年，教会医院大楼被摧毁后，医院继续在美国募集捐款，并组织人员到其他城市购置医药器材，为日后重建战火中被毁的医院做准备。
　　1944年，新的医院大楼建好。当大家准备重新迁入使用之际，桂林城再遭劫难。桂林保卫战爆发，整个桂林城房屋被日军摧毁99%以上，新建的大楼不幸再次惨遭日军炸毁。在这一轮的战火中，医院员工全体疏散，业务全部停顿。
　　经历百年风雨
　　见证广西医疗卫生发展历程
　　这所教会医院再次回归人们视野，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这年秋天，桂林教会方面提出请相关人士考虑改建或另建医院。就这样，这座医院在历经了两次炸毁后，再一次启动复建工程，地址选在了乐群路西头原一所教会学校旧址上，也就是今天桂林医学院乐群校区所在地。
　　在新的医院房舍还没建好时，医院就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在乐群路上利用一些简陋的房屋恢复开诊。到1949年2月初，在乐群路西段，新医院再次建成，就此医院易名为“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全院职工81人，病床增至70张。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桂林医学院乐群校区所看见的旧址已经是这所教会医院在桂林第三次建设所留下的老房子了。
　　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时局趋向稳定，在医院工作的美籍医护人员开始陆续辞职离桂返美。1951年，医院决议与美国断绝关系，并请求人民政府接管。2月17日，桂林市人民政府成立“处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处”，并于8月1日起正式接管锡安医院。10月31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将锡安医院更名为桂林市工人医院。
　　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如今在乐群路旧址上办的是桂林医学院，而非医院呢？因为1956年，医院又进行了一次搬迁，由乐群路迁至现址桂林叠彩路2号。
　　在此前的“老房子”系列中，我们写“4号大院”时有提到，1953年“4号大院”上的广西省立医学院（广西医科大学前身）迁回南宁一事。很多人都知道，一般医学院都会设有附属医院。当时广西省立医学院附属医院就位于“4号大院”旁边的叠彩路2号。光复以后，广西当局把这个省立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原省立桂林医院进行了合并，依然称为广西省立桂林医院。但是当省立医学院迁回南宁后，叠彩路2号空出了一些房屋和医疗设备，还有一些人员也留在了桂林。于是，1956年，桂林市就把工人医院（原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从乐群路迁到了叠彩路，与原广西省立桂林医院留下人员合并，并接管所有房屋，总面积12356平方米，比迁院前增加了9237平方米。至1985年，医院更名为大家熟悉的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而原本位于叠彩山下的一所广西省桂林卫生学校也于1956年搬迁到乐群路上，发展到今天变成大家熟悉的桂林医学院。
　　如今，桂林医学院乐群校区内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时期所留下的老洋房存有楼房两座，即5号楼、19号楼，目前为医学院及附院办公使用。楼房均为砖木结构二层洋楼，分别是当年医生的办公室和院长的住宅楼，其中原院长住宅楼具有鲜明的西洋风格。该旧址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广西进行医疗卫生活动的重要见证，也是教会医院这个特殊产物在桂林被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处遗迹。
　　
　　
　　图①：桂林医学院乐群校区内桂林浸信会锡安医院旧址19号楼，曾是当年医生的住宅楼，具有鲜明的西式建筑风格。
　　图②：具有西式建筑风格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