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3年06月26日

□本报记者 杨湘沙
“千里桂柳三日还”
　　秦始皇借灵渠之利，一统岭南。
　　但岭南地区从秦开始，至汉、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一直都不得“安宁”，中原王朝也是为此伤透了脑筋，需要屡屡派大军南下，收拾旧河山。这一局面，到唐朝时愈演愈烈，各地起义、拥兵自立的山大王此起彼伏。为了加强对边境的掌控，特别是桂林作为中原通往岭南的第一站，扼守在岭南的交通战略要地上，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桂林不稳，唐王朝中央也不稳——实际上，后来也有人说，黄巢亡唐始自桂林，因为黄巢大军就是过灵渠、扎竹筏顺湘江北上的——所以，唐朝初期就连续不断地向岭南出兵，耗巨资开凿运河，军情所需，当然也是十分舍得下本的。
　　和秦朝一样，往岭南用兵，最大的问题还是后勤补给。因地制宜、就地取食、解决粮饷问题，以此时岭南地区的生产力，显然不现实。据《临桂县志》记载，南朝刘宋年间，始安郡（今之桂林）领县有七个，共有三千八百三十余户，人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余人，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桂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凋敝景象。一郡之地如此，更南更西边的今广西的其它地区的状况，显然更加不堪。
　　所以，对于唐朝的军队来说，粮草军饷等战略物资，还是得从江西、湖南等地调运。凭借秦始皇打下的基础，加上东汉马援对灵渠的重建，大部队溯湘江，过灵渠，顺漓江、桂江往东南方向一路已经是驾轻就熟，问题不大，但想要往桂西以至滇、黔一带，就多少有些懵了。
　　当时可供选择的路线不算多，其中首选是先沿桂江到梧州，然后溯浔江、绣江再转南流江出合浦，到达海边，据学者考证，当年马援平定交趾征氏姐妹之乱，走的就是这条路；或者到梧州后，溯浔江、黔江、柳江、融江，到达贵州。这后一条路线是桂林与桂西南沟通的横向交通线，虽然将桂林和柳州通过水路联系了起来，但路线迂回逆折，长达五百多公里。按照新版的《临桂县志》统计，相思埭也就是桂柳运河开通后，连接柳江上游支流洛清江和漓江的这条路线，将桂柳之间的路程缩减到了一百五十公里左右。而且，这一路都是顺水，如果再来个顺风的话，按照唐朝对水运管理的规定，顺流日行一百里，老路一千里的水路，现在三百里，三四天时间也就到了，这在那个年代多少有些“千里桂柳三日还”的感觉。

　　相思埭上长相忆
　　桂柳运河位于今天临桂区境内良丰至大湾之间，长三十余里。至于最早是谁主持修建，记者查阅大量资料，仍是不能确定。
　　这一年是公元692年，历史上属于长寿元年，也就是在武则天治下。据说，这一年的九月九，武则天以自己重新长牙齿、有返老还童吉兆为名，改年号为长寿，并且出台了很多新政策。桂柳运河的开建，是否与此有关？史书上没有记载，记者也不好妄自揣摩。但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一年，明文记载的只在年底才有一批官员被贬后发配岭南：“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为王弘义所陷，流岭南。”
　　桂柳运河，是否由他们中的一位主持？从时间上来说，似乎又晚了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事发生在武则天治天下的时间段内。
　　黄家城、陈雄章等著的《桂林交通发展史略》一书中，关于桂柳运河的细节，曾有过详细的描述：
　　……良丰与大湾之间有一分水塘，以东称东陡，水向东流入良丰江；以西称西陡，水向西流入相思江。在分水塘筑相思埭，首先建节制闸门于北渠入口，以控制北源入口水量之需要，接着开通清水塘航槽，在清水塘东西边缘建东闸门和西闸门，以控制清水塘水源的流向。在西闸门处，扩建疏浚原皇河河道，直至江岸相思江衔接。次辟自后门头横斜至良丰河的莫家低洼湖地区九公里。由于皇河是相思江的支流，被分水建筑物控制分叉东西流之后，永不相会，故形象地名之为“相思埭”……
　　该书认为，相思埭所经地区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地貌，开凿时异常困难，据黄泌编撰的《临桂县志》记载“其间石梁潆洄曲折之势，较灵渠特甚，故费资人力亦倍之”。从中可以看出，相思埭的建造，其付出比灵渠更甚。

　　灯火阑珊处
　　相思埭初建时，流量不足，只有在汛期才能通航。水量不足的时候，大批的船只必须在相思埭前的分水塘等候，这也成为了当时的一大景观。后经整修，通航状况渐趋佳境，尤其是到了明清两朝，持续不断的投入让相思埭的热闹繁忙景象完全不输灵渠。
　　印象中，明代对相思埭大规模整修的记载不多，但也有明万历三年（1575年）“开通府江水路诸路”时对相思埭进行修治的只言片语。相思埭真正的黄金时代，应属清朝，由于官船和民船往来增多，商业兴盛，为保证水运畅通，官府曾对相思埭进行过多次整治。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广西巡抚陈元龙修灵渠的时候，就没忘了南边的这条桂柳运河，从中可见相思埭的地位。此后的雍正九年（1731年）、十三年，乾隆十九年、二十九年也先后投入巨资对相思埭进行过整治。这几次整修，都留下了文字记载，鄂尔泰、金鉷、张钺，这些地方官员都把整修运河的盛况做了记录。当中，尤以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在雍正九年的那次整修工程最为浩大。
　　据史料记载，鄂尔泰这一年从云南途经百色，渡柳江，过永福，抵桂林（大抵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第三条桂林横向水路），一路感受到了溯江而行的艰险：“激流上下，咫尺悬殊，石梁石埂，比栉触碍。”于是就向朝廷申请了一大笔专项费用，用来整修运河，除疏浚河道、凿去妨碍行船的礁石外，还新建了22个陡门（按最新版的《临桂县志》记载，运河上的陡门总数为24个）。
　　鄂尔泰过永福，有没有去过永福县城，有没有去过今天的百寿镇（当年的永宁州），这里就不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至少经过了相思埭，然后溯漓江抵达桂林，并看到了沿途水运的艰难。这些在金鉷的《临桂陡河碑记》中有清晰的记载。
　　相思埭自武则天年间开筑到清朝雍正年间，一直充当着中国西南国防交通要道的角色，雍正的大中丞金鉷在《临桂陡河碑记》强调过该运河的重要性：“五家军需，运刍挽粟，胥是赖焉。”也就是说，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想要干大事，都离不开相思埭。作为曾经的广西巡抚，金鉷做出这样的评价，说明相思埭的地位一点都不比灵渠差了。
　　但也因为这是一条国防交通要道，当地百姓跟相思埭的联系确实不如灵渠密切，渠内之水早期也很少用于灌溉，史籍中的曝光频率不及灵渠，也就不奇怪了。
　　相思埭在功能上由国防性质向军民两用转变，是在雍正以后。史书记载，从雍正十年开始，官方给相思埭派出专门管理陡门的陡夫增至四十名。这些陡夫吃上了公粮，相当于今天的国企员工，并且，朝廷每年拨出六十万两白银，作为运河的运营维修费用，随坏随修。有没有官员从中贪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时任三省总督的鄂尔泰对这条运河的看重，却是摆在明面上的。
　　雍正十年的时候，鄂尔泰就调回北京担任内阁首辅了，之所以雍正九年才申请拨款，估计与鄂尔泰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云南和贵州有关。雍正三年的时候，鄂尔泰就被任命为广西巡抚，然后还在上任途中就被加了担子，改封为云南巡抚，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于是重心放到了云贵那边。不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因为相思埭确实就是在鄂尔泰这一次加大投入以后，军民两用，才步入了全盛时期。
　　乾隆之后，岭南和中原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相思埭作为国防交通要道的地位也逐步下降，光绪年间遗存的修桥记表明，此时运河上的桥梁维护多为民间行为，官方不再支付费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桂林陆路运输迎来了大发展，相思埭继不再担任国防交通要道的角色后，又逐渐退出了商业水运交通的舞台。
　　今天的桂柳运河，已不见当年航运盛况，但桂柳运河曾经穿越的会仙湿地，却重回到现代人的视线中，以“漓江之肾”的形式，连同古运河上的11座石桥，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址，在向外界展现漓江流域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原生态湿地风采的同时，默默地提醒大家：运河虽然寂寥，但这里一直存在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实是那么的深厚。

资料库
鄂尔泰这个人
　　相思埭的开筑，可以归功于武则天，但真正让相思埭进入全盛时期，还在清朝，而让相思埭进入全盛时期的因素，从史料记载来看，关键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广西巡抚金鉷，一个是金鉷的老大——督察云贵广西的鄂尔泰（1680—1745年）。
　　金鉷是具体的执行者，22个陡门的建设，数百处暗礁的清除，都要靠金鉷来统筹，但如果没有鄂尔泰主张，金鉷也未必拿得到中央王朝的建设资金。
　　鄂尔泰这个人颇有点意思，他是满洲镶蓝旗人，史料记载他为清朝中期名臣，国子祭酒鄂拜之子，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正帝心腹。
　　鄂尔泰可谓大器晚成，他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继位之时。雍正三年（1725年），拜广西巡抚。这时鄂尔泰已经四十五岁。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鄂尔泰在云南实行设置州县、改土归流，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与张廷玉等同受遗命辅政，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历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子太傅，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权倾一时。
　　鄂尔泰于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享年65岁，谥号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鄂尔泰著有《西林遗稿》，雍正帝编著的《朱批谕旨》收有《鄂尔泰奏折》，汇集了他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奏疏。
　　必须承认，相思埭的大规模整修，鄂尔泰功不可没。
　　鄂尔泰素有治水经验。督滇之前便长期注重水利事业。雍正元年（1723年），鄂尔泰任江苏布政使，其时，便“视察太湖，拟疏下游吴淞、白茆”。雍正二年（1724年），鄂尔泰在江南（江苏）大兴水利，如“浏河、镇江、丹阳各路，无不修举”。未满两年，因离任远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许多治水遗憾。但仍不忘江南百姓，离行之前，又将任内应得余剩银捐买谷三万三千四百余石，“存苏，松，常三府备赈”。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远在云南的鄂尔泰还孜孜眷念江南的水利。当其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方兴未艾，战事依然紧迫之际，位居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还不忘向朝廷奏陈江南水利。此更说明其充分认识到水利对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重要性。
　　雍正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各路兴修水利，可为万世永赖之计，每年必须岁修，当保勿坏”，而设水利专项资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体以收取土地升价交易之税及盐税，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负担。并把资金交予清廉的官员来管理，按年报销，“造册存贮，以备永远兴修”。这样，水利资金每年皆可预算，与地方财政同为一体。
　　这一年，相思埭也因此得益。
　　（记者杨湘沙 整理）　　

他们说
不世出之名臣
　　雍正：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
　　乾隆：当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
　　萧一山（历史学家，一生专治清史）：鄂尔泰、张廷玉以雍正旧臣，同受顾命，乾隆初，诏以身后配享太庙事，缮入遗诏，蒙眷深厚，一时煊赫。且屡降明旨，盛称高才丰功，誉为不世出之名臣。惟二人权势相埒，则不免互生忌视，而其下复自立门户，倾轧不已，故卒酿党禁文字之狱。
　　白寿彝（历史学家、教育家，《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
　　（记者杨湘沙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