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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由于水源主编并由线装书局出版的《临桂词派》专辑，是部好书，是了解临桂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资料。它是由临桂诗词系列丛书编辑办公室历经多年搜集选录结集而成的。
　　“临桂词派”是在晚清时期形成的，开始有“临桂派”和“桂派”之说。因其以临桂人王鹏运、况周颐为领袖，故学术界称之为“临桂词派”。
　　王鹏运（1850－1904），字幼霞，亦作佑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人，同治九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江西道监察御史、礼部给事中。王鹏运在京期间坚持词的创作，参加“觅句堂”的词创活动并指导同道依其“重、拙、大”理念进行创作。“觅句堂”是状元龙启瑞儿子龙继栋在京住宅的堂号，是以广西籍官吏为中心的文学组织。庚子事变后，朱祖谋、刘福姚避难于王鹏运的寓所四印斋，他们“篝火唱酬，自写幽忧”结集而成晚清爱国主义绝唱——《庚子秋词》。《庚子秋词》的面世，使天下文人倍增忧国忧民的情怀，把中华词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迸发出强劲的时代心声。不久，王鹏运又与郑文焯、张仲炘、曾习经、左绍佐等十四人唱和结集成《春蛰集》，这些词作无不表现出他们忧愤国事，痛恨侵略者的爱国思想。王鹏运著有《半塘定稿》和《半塘剩稿》等，整理校刻《四印斋所刻词》等。
　　况周颐（1861－1926），原名周仪，字虁笙，一字葵孙，别号玉梅词人，晚号蕙风词隐，广西临桂人。光绪五年举人，官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叙劳用知府分发浙江，后为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宾，掌教常州龙城书院，讲学南京师范学堂，充安徽宁国府盐厘督办。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光绪已丑（1889年），在京师从王鹏运游，王鹏运即以“重、拙、大”理论规诫他填词，况周颐于是领会“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词作的风格为之一变。况周颐继承了王鹏运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将“重、拙、大”作为填词的要旨在《蕙风词话》中加以阐扬，从而使这一词学理论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晚清及民国最具影响力的词学思想之一。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提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何为“重”？曰“重者，沉著之谓。”所谓“拙”就词笔而言，强调语言表达方式要朴实自然，反对雕琢修饰浮华浓艳。所谓“大”，虽然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未有具体解说，但据有的学者论说：“大指的是托旨大。所谓托旨大，指的是寄托内容要重大。”况周颐著有《阮庵笔记五种》、《薇省词钞》、《粤西词见》、《第一生修梅花馆词》、《蕙风词话》等，以《蕙风词话》影响最著。
　　作为浙江吴兴人的朱祖谋，早岁工诗，后受邀加入王鹏运的“咫村词社”，方专力于词，受王鹏运影响指教奖掖甚多，对“重、拙、大”理论非常推崇。辽宁铁岭人郑文焯，官至内阁中书，戊戌变法后，感愤国事，弃官居吴门。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以词著称于世，其词作亦响应王况的词学理念。因此，朱、郑二人都成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
　　综上所述，“临桂词派”的成员，虽非全是临桂籍的词人，有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的词家。影响之大，分布之广，清代仅有。可见“临桂词派”不愧为清代词坛盟主。
　　“临桂词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词学流派，后世学者研究甚多，遍及海内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临桂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于水源等人编辑出版《临桂诗词系列丛书·临桂词派专辑》，是临桂人民的骄傲。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