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情丝牵未断
桂林日报
作者：
新闻 时间:2023年09月04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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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翊武遗书之一，桂林博物馆藏
莫菡栖 供图
□莫菡栖
在桂林市中心，有一条路是用一位湖南青年的名字来命名的。我曾每天都走在这条路上，路过一座纪念碑，进入这条路的四号门牌——市档案局上班，将近有二十年。这条路叫做翊武路。
1913年9月9日，未满29岁的蒋翊武在丽泽门外的刑场从容就义，他的鲜血洒落之处，树立了翊武碑，成就了翊武路。
蒋翊武在桂林被关押了六天，这六天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这段日子里，他思绪万千，写了多封遗书，包括向故友托孤，与心上人诀别，同父母交代身后事。由于历史的原因，蒋翊武致友黄贞元、妻刘氏的书信没能保留下来，现在，我们仅能看到蒋翊武致双亲的三封家书以及四首《绝命诗》，这些遗作，成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位首义英雄、开国元勋的最珍贵、最难得的历史资料。
满载仁声长相思
9月3日蒋翊武被押至桂林后，被囚禁在第一师第一团团部，陈炳焜师长对这位开国元勋给予了一定的优遇，命刘家正负责招待。蒋翊武很清楚袁世凯、黎元洪的残忍，心里已知时日无多。虽然心中尚有无数放不下的人，放不下的事，但他的革命信念并未有丝毫的动摇。他想通电武汉、长沙号召旧部未获允准，于是写下多封遗书，有致同志黄静谦、于哲士、吕松亭，勉以后图及托孤，有致父母及爱侣刘氏姐妹，处理家事及后事。给父母的第一封遗书是匆忙间写的：
双亲老大人慈鉴：
男心急无暇写信，所有一切已详致黄静谦及刘媳函中，请往观是要总之，家中不必时以男为念。各弟兄当安分求进步，非比男在生时也。如稍有余时，即详函陈，只恐无再写信时也。泣请万福
不孝长男 翊武跪禀
再，男于八月二十九号行抵广西全州。被该省统领秦步衢查拘。九月一号押解桂林省城，解决当在此数日也。总之，男死，幸有宗仁。家中扶养宗仁成器，即如男尚生存也。
从这封信里能够看出，蒋翊武已经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怕来不及与父母道别，因此匆忙写就。此后于9月4日接连又写了两封遗书：“男自革命后，于人无怨，于世无竞，只为他人卖弄，致遭此惨变。然事已至此，复何所言……今事已矣，惟家中之事，实有痛心”。“不能再为侍养，悲痛何极！”作为家中长子，他挂念双亲，对几个弟弟也放心不下，“双亲年迈，侍养无人，以后望各弟谨守家道，各理生业。有男在日，尚可维持一切，以后无复望也”。一直以来，他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家事国事，于他而言都有操不完的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忍住心中憾痛，对家中事务进行细致安排。存于朋友的一点存款，他首先嘱咐“还蒋恂九钱贰百串、蒋卯山处钱壹百串、唐松亭家接济洋五百元”，余下钱款“随行购买田产作为家中永远后用。盖家中只此存款，男以后不能再为接济，须宜节俭勤慎为要”。“家中榨坊，可以闭歇，即行搬往乡间居住。家中使用，当格外谨慎，男女尤当勤俭家事，万不可流于一蹶不能复振”。“四弟愿读书，可托黄静谦请当道拨给公费出洋，如愿经理家事，亦可”。对于自己的后代，他也向家人一一作出嘱托：“东儿（为蒋翊武亡妻所生之女儿）可择放一勤俭之家”、“徐媳来家未久，年青又无血嗣……东儿彼可认为亲生”；“宗仁更名承武，长大时当教养为陆军人才，万不可以男不在世姑息一切至彼不能成器也。现刘媳姊妹皆有孕，不久临产，如均是男，一名复武，一名幼武，一则教为实业人才，一则教为教员或政治人才”。这些细节，使这位28岁的父亲心里的万般不舍和对孩子殷切的期望跃然纸上。
信中提到的宗仁其实是蒋翊武的女儿，生于民国元年，遗书中提到“宗仁现仅数月”，因蒋翊武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孩子出生后一直没见过面，其岳父因女儿给蒋翊武生了个女孩而深感愧疚，脸上无光，于是谎称生了一个男孩，直至桂林就义之时，蒋翊武仍不知真相，至临终仍以为后继有人，因此屡屡嘱咐：“将来宗仁成人，尚可教养成为大器也”。这番遗憾，实在令人唏嘘。
忍余红泪对残阳
被捕后，蒋翊武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即将临盆的两位夫人刘玉珍和刘玉琴。他的遗书写得最早的两封，一封给自己最信任的同志、同乡兼好友黄静谦，一为后图革命，二为托孤。另一封就是给玉珍和玉琴，表达自己悱恻的情感和最后的心愿：“芜田废地，已委之蔓草荒烟，同气连枝，原等于隔腹行路”……“如夫人遗腹，得雄便为家门之幸，取名继武；二夫人遗腹，得雄取名幼武。予之灵柩运回，葬于后园，每逢寒食盂兰，亦可以享清水寒灯，则予愿毕矣”。以后写给父母的遗书中还反复交代：“所做之屋须在田产临近，如将男柩搬回后，须安葬于刘媳住居左右”、“柩搬回后，须先问刘媳母子决定何地住居，以便将柩安葬临近左右”，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妻子的挚爱，读来让人怆然泪下。
然而，虽然感情上柔肠百转，在革命大义前他却未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生动阐释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那首著名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如此江山怒不平
就义前一日，刘家正向蒋翊武出示袁世凯下达的杀戮令，蒋翊武泰然自若，神色不变，道：“不灭袁氏，必误民国！”并与刘家正唱和，写下《绝命诗》四首，慷慨悲歌，直抒胸臆——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这四首唱和诗，颇具明末抗清将领瞿式耜、张同敞被囚桂林所遗《浩气吟》之古意，诗中既饱含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又有对刘家正的感激之情和对家人故乡的思念牵挂，可谓蒋翊武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真实写照。110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蒋翊武这四首用生命和热血写就的《绝命诗》，仍然能深深感受到他为民主共和英勇献身的满腔赤诚，以及对革命后来人的召唤和期待，令人肃然起敬，热血沸腾。
如今，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静静矗立于当年他舍身取义的湖畔，而翊武路则从这里蜿蜒向北延伸。这座碑与这条路，承载了一位湖南青年为桂林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而我，通过这段时间对他史料的梳理研究，他的形象变得熟悉又清晰。在一个安静的清晨，我将一束白菊轻轻放到纪念碑下，对他说：“翊武先生，您的理想我们已经为您实现，请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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