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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文琼
　　夏日伊始的桂林晴一时雨一时，玉兰花便开得放肆，在阳朔县前街一号屋漓江边一白墙、小青瓦的老院子里，高大玉兰树，花香四溢。从屋内天井南望，可以看到高高的碧莲峰，从屋后向东可以见到漓江对岸的“东岭朝霞”，这是看日出最好的地方，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就曾在此居住过。
　　有人曾问徐悲鸿为什么想来阳朔定居。他却反问：“南山厄石碑上刻了一首诗，你记得吗？”问者背给徐悲鸿听：“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徐悲鸿说：“瞧，这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徐悲鸿为桂林山水所折服，但他到桂林的原因却并不止于此。他曾几次来广西，其中以1937年到1938年住在桂林的时间较长。他的艺术实践和对广西艺术教育所倾注的心血，对广西的艺术事业影响至深，也给桂林文化城增添了不少风采。

　　国难当头 一代画师为广西艺术教育倾注心血
　　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由于南京政府长期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东北华北已非我有，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徐悲鸿对蒋介石的反共亲日政策强烈不满，他拒绝过为蒋介石画像。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比较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终于下决心来到广西。
　　1936年徐悲鸿四十二岁。此时的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为领袖，徐悲鸿这样一位名流在这样的时刻来到广西，他们喜出望外。徐悲鸿曾对张安治说起，他们待他亲如兄弟，食共桌，寒送衣，提倡美术。“桂林美术学院”的楼房即将建造，并在阳朔赠送了他一所住宅，可供休养作画之用。
　　1938年，“桂林美术学院”（因战事起未正式成立）新楼落成，徐悲鸿的画室也搬进了新楼。那时，武汉已是仓皇撤退的阶段，大批文化界人士涌进桂林，桂林一度成为拥挤而繁华的后方城市。徐悲鸿招致美术界人才，团结群众，培养青年，后来他们成为抗战期间桂林美术界的主要力量。
　　1938年暑假，广西曾以统一中学艺术课教材的名义，集中了全省八十多名艺术教师到桂林。而这其实是在徐悲鸿支持下搞的一次艺术教师讲习班。徐悲鸿很认真地讲课，引导大家欣赏他带来的大量艺术珍品，给大家讲美术理论，带着大家画人体、练素描。他要求学生很严格，十分强调基本功的训练，为了培养广西的美术人才，他花了不少心血。美术理论家丰子恺也曾应邀来给讲习班讲课。当时，桂林常有敌机骚扰，但讲习班的学习情绪却很旺盛。丰子恺先生曾填了一首《忆江南》：“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时更东归。”环境的艰难和盼望抗日战争早日结束的心情，是当时的写照。那时以徐悲鸿为首的老师和学员，都能认真地教，刻苦地学。
　　日寇的敌机对桂林不断空袭骚扰，使市内外大批建筑遭到破坏，不少群众死伤。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由于举国上下都抱有一个“抗战必胜”的信心，产生了无比的力量，对抗战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桂林遭到敌机大轰炸之后，一片瓦砾焦土，可是在不久以后，在瓦砾与焦土的废墟之上，又重新建造起新的更高大的房屋，部队有秩序地调防，工商业市容和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呈现活跃而繁荣的景象。一切为了抗战的胜利，没有悲惨与颓丧，都在昂首阔步地奋力前进。这是当时桂林的面貌。
　　在讲习班结束不久，1938年冬，徐悲鸿先生就离开桂林，为了救济国内难民募款，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和国际大学邀请，出国去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举行讲学和筹赈画展。他原打算办的美术学院停办了，留下的校舍用来培训艺术教师，这就是以后的广西省立艺师班。徐悲鸿虽然离开桂林，但对广西的美术事业一直很关心。
　　省艺师班来受训的学员都是广西全省各市、县的高初中教师，大部分是原在各省美术学校毕业任教以后再来受训的，是师资上的一种进修。当时美术系的教育工作和课程安排，都由张安治主持。张安治是徐悲鸿门下很有才干的弟子之一。他们团结了一批在美术上有创作经验与教育能力的教师，并联合校外美术工作者的力量，在桂林一面积极开展教育，一面创作。配合抗战中的文艺宣传，充实与繁荣当时在艰苦抗战生活中奋斗的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
　　1940年春，广西省立艺术馆在桂林成立，立即开展了职责范围内的各种艺术活动（包括戏剧、美术与音乐），成为抗战中、后期桂林文化城艺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馆由欧阳予倩先生任馆长，原定下设戏剧、美术、音乐三个部。建馆初期，戏剧、美术两部最先同时成立（音乐部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暂未设立，延至后期才成立），美术部主任由张安治兼任（张同时在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任美术教师）。那时，每年一次在桂林举行的全省性的大型美展，在质量与数量上，都有很好的分量与水平。每年的展出都取得很好的评价与效果。展出的作品描写和表现的内容，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表现抗战中的生活，如前线的战地写生，包括抗战部队士兵的战斗生活，后方的交通运输，支援前方的活动，公路铁路线的建设等，表现抗战的生活、精神，鼓励胜利的信心。
　　1941年5月初，艺术馆主办了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个人画展，展出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及国画桂林山水、人物、素描等二百多幅，6月中又举办张安治个人画展，展出巨幅油画《群力》及国画《避难群》等一百八十多幅，徐、张两位画家的作品，算是历次个人画展中质量较高、内容较丰富的，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中旬艺术馆和艺专联合举办一次“捐献义卖画展”，桂林美术界凭着爱国热情踊跃参加，展出作品共二百多幅，售出所得，作者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前方将士。
　　1941年底徐悲鸿离桂赴重庆筹建“中国美术馆”，留在桂林的美术界人员仍坚守战斗岗位，继续创作。
　　1943年，广西当局曾下令停办艺师班，徐悲鸿得知后曾专函广西当局，希望爱护广西这一株艺术教育的幼苗，艺师班才得停而复办。

　　“阳朔天民”深情描绘漓江美景
　　徐悲鸿初来桂林时先住在独秀峰下“王城”南面一个院落里，一间占地三十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和一间小卧房。他每天黎明即起，不是画中国画，就是练书法，或者画油画。画画写字，要先磨墨，墨磨好后腹稿已成。他凝神静思，意念集中，然后落笔挥毫，准确生动酣畅，熟练已极。
　　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他的画作中很多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在桂林期间，他先住在桂林王城内的图书馆，之后又搬到阳朔，他的不少名作都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有《雪景》《柳鹊》《牧童和牛》《漓江春雨》《马》《鸡鸣不已》《青厄渡》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收集在他的《彩墨画画集》中。
　　其中《鸡鸣不已》《青厄渡》更是中外驰名。《鸡鸣不已》构图新颖，一只大雄鸡兀立在竹丛斜石上引颈啼叫，笔势刚健，显示了作者对新的理想环境的渴望，意境在雄浑中带点沉郁。
　　《青厄渡》是幅阳朔山水素描，画出了阳朔山水千峰奔腾、隐显迷离的特点，使人仿如置身仙境。徐悲鸿对阳朔山水是极为赞赏的。他游览过阳朔的许多风景胜地，对兴坪一带山色尤其感到秀丽挺拔，别具一格。
　　《漓江春雨》中他并未采用自己擅长的写实的表现手法，而是把传统水墨画的泼墨法加以大胆和熟练的运用。山峰和江水都用阔笔和浓淡变化的水墨效果加以描绘。他大胆地用倒影衬托江水的质感，使人领略到即使在春雨淅沥的季节江水仍然清澈透明。而在他的画中漓江岸边在烟雨中若隐若现的葱郁林木，整幅画意象深远清新，耐人寻味。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在《徐悲鸿的一生》中回忆说：“美丽的大自然永远是悲鸿精神上最好的慰藉，它温柔地抚慰着他那受伤的心。桂林无比秀丽的青山绿水重新唤起了悲鸿心上的欢愉和振奋，他又沉浸在创作的热情中。”这美丽的漓江山水成为画家漂泊岁月中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一生从来也没有如此炽热奔放地投入自然的怀抱，饱览它的秀色。他暂时忘记了生活的磨难，放舟江上与渔人为邻，渴望着做一个“阳朔天民”。然而这一切是那么短暂。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无情地剥夺了画家的希冀和夙愿。画家不得不奔走他方，辗转异域，展画卖画，募捐抗日。临行之前他深情地描绘下漓江的美景。

　　徐悲鸿的稀世瑰宝有一大部分是从桂林抢运出来的
　　徐悲鸿到桂林时，曾运来大批他自己搜集保存的艺术珍品，其中有铜像、油画、国画等中外名家和他自己的作品《愚公移山》《九方皋》《飞鹰》《群狮》等。这批艺术珍品对广西的美术工作者提高美术修养汲取创作营养，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徐悲鸿离开桂林出国，为了救济国内难民募款去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举行讲学和筹赈画展。他带走一些艺术珍品，但大部分一直留在桂林。
　　1942年徐悲鸿由新加坡携带大量行李回到昆明，并在昆明举行救灾募捐画展，以所得二十余万元全部捐献。他又到贵阳、成都举行画展，然后回重庆。这一年的暑期和寒假徐悲鸿来到桂林，因他在重庆已无家可归，当时桂林已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且在桂林的好友甚多，如李济深、田汉、欧阳予倩、柳亚子、熊佛西等大多是他的老友，同时他也很关心留存在这儿的书物。他到桂林后情绪较好，和一些久别的老友与学生欢聚，又看到桂林文艺界的氛围较为自由、团结。“桂林美术学院”的房屋虽已被其他机构占用，但创办了较正式的“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省艺专的前身）。以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中也设有“美术部”，他的学生集中在桂林的人数不少，都各有工作岗位。他的存物也已妥善装箱，存放在能避空袭的七星岩内。
　　1944年，广西沦陷，桂林紧急疏散。艺术馆与艺师班均决定迁往昭平（在桂林与梧州之间，仅有水浅的桂江可通）。徐悲鸿请桂省政府协助转移他的书物，但当局者已自顾不暇。张安治先生想尽办法，将徐悲鸿的二十余只沉重木箱先运走一半，存放在上岸村农民周日胜家中。后来人们获悉日寇曾经过昭平，木箱在昭平对岸，一水之隔，竟然安然无恙，真令人喜出望外。局势稍稍稳定，张安治又赶回桂林，准备设法再运余物。这时才知道徐悲鸿知道他有困难，又急电已在黔桂铁路工作的黄养辉，要他来桂协助。由于运费不够，黄养辉持徐悲鸿急电去见李济深，李济深慨然拨款2万元，才把徐悲鸿的书画抢运出来。如今，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所陈列的稀世瑰宝，有一大部分是从桂林抢运出来的。徐悲鸿夫人、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在《徐悲鸿的一生》一书中深情地写道：“我们一直非常感谢他（李济深）在桂林危急之际，拨款帮助运出了悲鸿的大批书画和收藏，使它们幸免于炮火，为我们国家抢救和保存了一批珍贵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