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4年04月27日

　　□王永清

　　按说，人生已届知天命，犯不着还在为这些“豆腐块”之事念念不忘。倒是文字背后，特别是跟这座城市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常常让我难以忘怀……
　　以纯真之心体悟人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什么原因，那些曾经看起来枯燥无味、冰冷无感的方块字，一下子变得生动有趣起来，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无穷的力量。由此，堆文码字，乐此不疲。
　　说起跟文字的缘分，可能有些话长。如果硬要深挖，也有些家族渊源。
　　我的老家，在桂北永福县的一个小村庄，虽说是闻名遐迩的福寿之乡，也是屈指可数的状元之乡，但在我们家，开始出读过书的“文化人”，还是父母亲这一辈的事。
　　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是陪伴我们最久的祖辈，她不仅以97岁高龄成为家族纪录，更以坚强的性格、善良的心地、慈祥的面容，滋养着我们这一大家人。她对我人生最大的印记，就是口述故事中的人生哲理。比如，“吃不穷，穿不穷，不会计划一世穷”，讲了计划之重要；“长江有水多挑担，哪有功夫累死人”，强调人要勤快；“火要空心，人要忠心”，指明人要忠诚；等等。文字在她的述说中，是灵动的、活灵活现的，更是温暖的、沁人心脾的，听得我常常入迷。
　　父母亲都读过高小，在他们一代人中，见过些世面。父亲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伍出身，至今还保持着硬朗的身板，而每天睡前雷打不动的一小时纸阅读，更让我自叹弗如。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从外地调回家乡工作，从派出所特派员干到副乡长退休。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外面世界极其有限，凭着他零星带回家的《半月谈》《参考消息》，还有那饭后生动有味的“围炉故事会”，让我潜意识喜欢上了文字。
　　母亲一辈子务农，“种田种地为根本”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着我们的择业取向。小时候，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我的童年时光更多的是和奶奶、妈妈一起度过，所以从性格养成到观察世界，多了些细腻。母亲的叙说方式，跟奶奶有很大不同。她擅长的是利用田间地头、上山砍柴、赶墟来回的间隙，讲人生大道理，要求我上学要努力争先，人要有目标志向，要锻炼恒心毅力，既没头没尾，也没完没了。一年级第一次参加公社统考，我名列前茅，她就要求我给父亲写信报喜，全然不顾我还不知道“信”为何物，算是最早的“命题作文”。
　　当然，要说家族熏陶，肯定不止这些。我父亲八兄妹，大姑是远近有名的赤脚医生，小姑高中一毕业就当了小学老师，小叔则是家族中第一个“985”（他入读的中南矿冶，后来的中南大学，也成了我母校），三姑家小平表哥出了我们这一代第一个“211”；母亲四姐弟，大姨父是我初中时的校长，小舅则当过几个小学的校长，他们从事的职业，都属于“以文化人”的范畴。即使像外公那样在炉灰上的出题答问，大舅关于神灵的风趣比喻，以及在城里工作的福佑叔一家的平静述说，文字的浸染，总是无所不在。
　　之所以扯这么远，主要还是溯源，但凡文字都是有源头的。语言的实质，在于述说。正如每个母亲对婴儿千百次的言语，看似无用，实则灌输，为小孩开口说话作词汇积累。一位高中师弟，年纪轻轻便已捧出几十万字的《铜座全集》，一度问鼎广西“铜鼓奖”，进逼“茅盾文学奖”。我看过他的书，探到他的创作源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爷爷的述说，和一个回不去原乡的梦。这样看来，我的路子也是对的。
　　以好奇之心观察世界
　　家族环境的熏陶，充其量只是基础。真正的开化，应当是上学以后，接受了老师们的专业教育和写作训练以后。
　　我的语文基础一直不错，作文尤甚。从蒙师何余英开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历任语文老师对我都厚爱有加，考试成绩也名列前茅，算得上是这科的“得意门生”。
　　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作文。在拉木小学，莫庆荣老师虽然只是一位代课老师，却也是一位颇具才华的文艺青年，十里山乡，有点名气。他有意培养我的观察、分析和表达能力，推选我既当班长又当少先队大队长，经常要在班里主持故事会，还为全校同学领操，目的就是要我在公众场合开口。至于为写作文开小灶，那是常事。
　　堡里中学，是一所很普通的乡中，却因为一帮实力强劲的老师，而延续着每年有人考上地区高中的奇迹。莫锦成老师是师范生，长着一头酷酷的卷发，班长位置空了很久，却落到我头上，不知他是何考虑；杨连发老师是我平生第一个听到用普通话授课的老师，后来他顺利调入桂林一所中学，成了全市为数不多的语文特级教师，不仅课讲得字正腔圆，还要求我写日记，学会点滴积累；侯受荣老师则坚持用重点高中的标准来要求我，容不得我对功课特别是语文学习、作文练习有丝毫懈怠，并成功地说服原想让我报考兴安师范的父母亲，改报地区高中（现桂林市十八中）。一生格局，由此奠定；一世师恩，没齿难忘。
　　在桂林地高，唐兆璠老师作为名校名师，是一位阅历非常丰富的老者，也是一位当过战地记者的报人，我的作文能进入他的法眼，大大地增强了写作自信。而薛晔明老师对我的语文一直寄予厚望，按预考表现（满分120分，我能够稳在113分上下），有过想让我冲学校单科状元的意思。只可惜我们那时是回县里参加高考，环境的不适应，让我大失水准，辜负了他一片好心，久久难以释怀。
　　在桂林陆院，文化课虽然只是军事指挥员的点缀，但丝毫不影响我把特长拉长，这主要得益于队干部的宽容。谢国荣教授是湘潭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语文教学上应该说又上了一个档次，主要是进入到学理阶段，从古到今都能讲出大量的背景知识，显示出扎实的国文功底。教马列的常新来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居然也把我的作业当范文宣读过。那种抑扬顿挫的神态，至今还记得。
　　其实，不管哪一位老师，也不管他们是否教过语文，都把他们对语言文字的热爱、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融入了我的血液，影响着我的人生。每每提笔著文，包括产生写书的冲动，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
　　以感恩之心笔走人生
　　人过中年回头看，发现自己才艺平平，唯一的挚爱也就是码几个字而已。也未敢想，就这么丁点爱好，居然成为日后的职业、谋生之手段，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全系于此。
　　在军校搞新闻，是艰难的，更是煎熬的。这种艰难，不仅仅是因为院校人少面窄，工作性质单纯，新闻容量天生不足，更多的还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很难迅速完成从文字爱好者到新闻干事的转变。新闻专业方面的“零基础”，更挡住了我的脚步。
　　好在我虽然没有出色，但也避免了出局，幸运地遇到了惜才如金的姚成友将军。他嘱咐机关，安排我到军区新闻主管部门跟班学习，既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还为我在新闻迷途中指了路。
　　更为幸运的是，在这条陌生而艰辛的道路上，我遇到了这么多热心的老师长辈一路同行。正如我在《落花时节又逢君》文中所述，从桂林日报社的阳建中、曾桂林、覃龙新、王慧明等诸位编辑老师身上，受益最多，最直接，也最深刻。经他们妙手剪裁面世的一篇篇稿子，对读者而言，可能只是或大或小的豆腐块；于我，则是一大片通天阳光。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后来陆续接触到从版面编辑到总编辑、社长等一众前辈，所获提携帮扶，不计其数。要列名字，恐怕两三页纸也打不住。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分别提及，不过那也只能是挂一漏万。无以穷尽，唯有铭记。
　　写着，写着，文字有点干涩，人也有累的时候。本以为转业以后，适应地方节奏，干好工作，过好日子，也就得了。没想到，写作依然是自己回乡的路，每一个字，都是回归内心的述说；每一篇文章，也都是一段旅程的回顾。于是，我又拿起了笔，成天写写画画。不仅自己写，还带动别人写；不仅玩微信、朋友圈等小资，也干写总结、拟文稿等正事。
　　之所以想出这么一本书，回顾一下文字历程，不在于为自己立传，更多的还是感恩：感谢父母亲等长辈和各位老师对我的有意栽培、无意强化，才让我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得以笔走天涯，而不至于一事无成。其实，做人的意义、做事的快乐，全靠文字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