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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军
　　今年9月9日，是武昌起义领导者蒋翊武在桂林就义110周年纪念日。关于其就义前后的情况，多年来众说纷纭，描述不一。本文根据当时往来电报、新闻报道、当事人目击者的回忆、遗书遗像等史料，互相参证，厘清误传，基本还原了革命先驱蒋翊武在桂林的最后一段人生历程。

　　出走广西
　　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取。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蒋翊武果敢号召武力讨袁，在岳州与谭延闿谋划发动起义。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发表讨袁檄文，并警告黎元洪不要与袁世凯狼狈为奸。
　　由于袁党势力强大，二次革命失败。1913年8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悬赏通缉蒋翊武之令”。8月13日，湖南取消独立。蒋翊武随即资助杨王鹏等同志分别逃亡以谋再举，并与杨道馨等商量自己的撤离线路。杨道馨回忆：“余为主张公出上海之一人，当约同省议会长黄右昌诣日领大河乎隆则处，交涉保险事，日领答以是晚武陵丸可到，到即电知，并负责保险。而公以长江多旧识，恐有失，决志走广西，邀余同行。余因主张不合未之应。同县易震曾为桂林之游，遂与偕焉。”
　　友人陈荆则回忆：“民国二年八月十三日湖南取消独立之日，先生由岳州返长沙，寓南关外礼和洋行。向谭督筹款七万元，以五万元配置同志，以二万金拟由水道出上海，恐汉口有阻，复由火车出萍乡，取道江西。适李烈钧、林虎失败，退入老关。先生恐江西稽查有失，改道广西。时广督陈炳焜先生旧友，张俭望门，冀作旦夕之客。”
　　据上述回忆，湖南取消独立后，蒋翊武匆忙由岳州返长沙，并从谭延闿处筹到七万元。他以五万元资遣杨王鹏、廖湘云、胡冠南、杨少炯、梅子逵等同志逃亡。蒋翊武原打算由水道经武汉达上海，乘坐日本船舶出海外，但担心易被汉口熟人认出，转而拟乘火车出萍乡取道江西，又逢李烈钧、林虎反袁失败，恐江西稽查有失，遂改道广西出洋。考虑到当时驻守桂林的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是蒋旧友，如遇变故或可依靠，于是蒋翊武更作唐姓，携部下覃得胜（连升）、老仆唐寿臣(老八)，与同县老乡易震微服由湖南进入广西。

　　兴安被捕
　　蒋翊武的被捕地点，有全州和兴安两种说法。认为在全州被捕的主要依据是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上的胡汉民题记中有“至全州，为贼将所得”句，以及蒋翊武给父母的遗书：“男于八月二十九号行抵广西全州，被该省统领秦步衢查拘。九月壹号押解桂林省城。”但实际上，被捕地点当为兴安县唐家司。
　　首先，秦步衢拘捕蒋翊武后，即电报其桂林、南宁的上司，驻南宁的广西总督陆荣廷马上致电北京、武昌，电文提到：“兹据派出驻扎全州秦旅长步衢卅一电称，已在兴安县属唐家司地方拿获该犯蒋翊武及同行之唐寿臣、覃得胜。”
　　其次，1913年9月21日《新闻报》载《粤西截获蒋翊武详情》云：“蒋翊武由湘带从人三名，行李二担，肩舆一，潜入桂界。已过全州秦旅长防次，无人查觉。行至全州、兴安交界唐家市冷水铺地方，蒋忽步行，肩舆随后。路人询舆夫‘尔等抬何人轿子？’舆夫答云‘抬民国开国功臣武昌起义之蒋大人，自湘来此。’路人惊，报防营，哨弁立追之。搜出手枪一支，子码多件。从者唐、覃均就获，逸去其一，交秦旅长讯，明确是蒋翊武。”
　　其三，唐兆民根据黄贯臣、王冠英、荣伟绩等目击者的回忆，在《蒋翊武被捕地点考订》一文中说：“癸丑秋，蒋公只身乘肩舆南来，道经七里铺，为巡防队侦知，尾之而行，向暮，抵唐家司，宿陈永盛伙店。巡防队藉口旅客携带毒品，要求兴安县议会驻唐家司分会派员前往眼同检查，许之。在蒋公行李中，搜出黄金白银甚多，巡防队官兵谓此非寻常旅客所能备，当别有来历，乃加逮捕，解系桂林，旋被害。”
　　以上三条体裁不一、来源不同的史料明确记载，蒋翊武的被捕地点为兴安县唐家司。唐家司(今塘市村)位于兴安县城北约七公里，与当时的全州县境相距不远(界首镇时为全州、兴安交界处)，是湘桂驿道与湘江交汇的要冲，明代在此设巡检司，清代设塘汛。秦步衢的部队虽主要驻防全州，亦派巡防队在此设有关卡。
　　根据上述史料以及陈荆、许和均等人的回忆，可以大致勾勒出蒋翊武被捕的情形：蒋翊武更唐姓扮作商人，以唐寿臣、覃得胜为轿夫，乘轿进入广西，本来已通过秦步衢设于全州的主防区，但经过唐家司时易震建议蒋翊武下轿步行，引发巡防队怀疑，遂进行盘查拘捕。一行四人中，仅易震侥幸逃脱。在此过程中，部下覃得胜暴露了蒋翊武的身份，所以蒋在狱中写给黄贞元的信中有“易震误我，覃连升害我”之语。

　　解全解桂
　　1913年8月29日，蒋翊武在兴安县唐家司被拘捕后，押往全州县城秦步衢营部进行审讯，囚禁于江西会馆。据蒋翊武好友、时任全州知事的万武回忆：“癸丑夏，(蒋)赴桂林，道出全州，不幸被巡防营统领秦步衢所执。斯时，余正任全州知事。某日，有弁来借重刑具，讶而问之，弁曰‘巡防营获蒋翊武主仆，其行囊中黄白物甚夥，闻蒋为极峰以重金所购者，若论功必邀不次之赏云云’……秦即令人导往羁所，见则赫然蒋公也。”蒋翊武误认为自己是在全州被捕，其原因就在于唐家司紧邻全州，以及其被捕后曾押回全州县城。
　　秦步衢确认蒋翊武的身份后欣喜若狂，马上电告桂林陈炳焜和南宁陆荣廷，同时越级致电北京政府邀功。9月1日，蒋翊武身加全副刑具，被押往桂林。由于当时未通公路，一行人沿100多公里的驿路步行，至3日方抵桂林。
　　4日，陈炳焜致电陆荣廷称：“蒋翊武及从人覃得胜、唐寿臣等已于江日（3日）解到桂林，当即讯据供称前后叛乱事迹，直认不讳。除将供词、相片另文呈报外，谨先电闻。”据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贲克昭回忆：“蒋公解至桂林，陈舜老（即陈炳焜）命押于余之团部。蒋请见舜老，舜老藉词却之。”万武亦回忆：“蒋锒铛至桂，陈不予接见，命营长贲克昭腾屋羁押，刘家正为招待，嘱优遇之。”
　　按说陈炳焜与蒋翊武有旧交，为何推辞不见？万武解释道：“余星夜赴桂，拟说陈师长炳焜释蒋，因陈尝同情我党，且与余有深交也。陈谓秦步衢获蒋氏，除电报师部外，并同时电京报功，故须等候复电，再作处理，酌情度之，已难援手，如欲释蒋，势必反袁。言毕面有难色。”
　　除了万武，蒋之友人及同志如黄贞元、李执中闻其被捕后，也曾试图营救。李执中立即驰电武昌给蒋翊武曾经两救其命的某某，请他向黎元洪求情。但黎元洪表示“他人可逭，翊武不可逭”。
　　蒋翊武毕竟是民国开国元勋，在当时有极高的威望，对于如何处置蒋翊武，广西当局也不敢冒昧。他们一方面给予蒋翊武一定的囚禁“优遇”，一方面加强戒备，多次电告上级进行请示。
　　《新闻报》载：“桂林王观察使狮灵攻讦柳州军统刘古香一案已人心惶惶，现又截获蒋翊武，押在城中，胆小之辈以桂林距湘甚近，深恐湘人中之蒋党潜来劫夺，多相惊畏，故日来稽查外来奸宄，十分戒严……惟桂林各报一概禁止登载此事。故蒋被获数日，人多无知者。”
　　9月2日，陆荣廷以长文分电北京袁世凯总统和武昌黎元洪副总统，大意是：根据国务院8月8日电，奉大总统令缉拿蒋翊武，当即电令地方文武从严侦缉。现据派驻全州的秦步衢8月31日电称，在兴安县属唐家司抓获蒋翊武及两名随从。已电令秦旅长严密管押，应如何处置请指示。
　　黎元洪次日即致电袁世凯，大意是：昨天接到陆都督的电报称，拿获蒋翊武请示办理。蒋翊武自称鄂豫招抚使，私刻关防，广发布告，逆迹累累。他在湘鄂一带党羽众多，如果这次不杀掉，日后终为巨患，建议下令请陆都督从速执行死刑。
　　当时正值王狮灵告发刘古香准备二次革命，广西面临军变，而南宁的都督府又于9月1日遭到炸弹袭击，陆荣廷急于解决蒋翊武这块烫手的山芋。见北京政府还没答复，9月5日再次电报催促袁世凯和黎元洪，大意是：据陈炳焜4日来电称蒋翊武及从人覃得胜、唐寿臣等已于3日解到桂林，蒋对前后叛乱事迹直认不讳。究竟应当如何处置蒋翊武，请总统们尽快指示。
　　接到陆荣廷这第二份电报后，袁世凯没有再犹豫，命令国务院下达了格杀令，并于当日电复黎元洪：“已饬陆都督执法枪毙，藉昭炯戒等因，特达知照。”
　　作为武昌首义的总司令，蒋翊武与湖北都督黎元洪政治上曾是盟友，但黎元洪对曾经战友的态度是欲除之而后快，“武昌三武”之一的张振武正是死于黎手。李执中对此评论说：“武昌光复，翊武功最巨，以名分故推黎氏。翊武何负于黎氏，而必欲杀之？事之不可以理解者，此其尤也。现在黎氏屡起屡踬，身败而名亦尽裂，是为中外所不齿。”
　　根据陈炳焜之电文，蒋被捕后，当局曾拍照上报，照片为万武和王其相拍摄，亦成为蒋翊武遗像。这张1940年黄旭初题“革命先烈蒋公翊武遗像”上，蒋翊武双目炯炯，英气逼人。遗像下方万武有记云：“中华民国二年癸丑，公由湘来全，为驻军所获，被害于桂林丽泽门外，死难事实已详载《逸史》第一册。此像乃就义前一日所摄，因年远色退，请名画家黄养辉君重写，虎虎如生，非鬼神呵护，那能如此？公九泉有知，亦应含笑也。”

　　从容就义
　　蒋翊武在狱中情形事迹，多有回忆著述，本文不再赘述。关于蒋翊武就义之时间和情形，以往人们或说法不一，或语焉不详，就义时间就有10月9日和9月9日两种说法。
　　就义时间被认定为10月9日，其根据大约来自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湖北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以及1944年《中国国民党史稿》所载《蒋翊武事略》，二文对蒋翊武广西纪行大略相同，最后都写到：“民国二年十月九日，袁世凯杀蒋翊武于广西。”这两种民国权威书籍对之后的蒋翊武研究影响深远，以至于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的文物保护标志碑的说明，以及桂林博物馆通史陈列都曾采用了这个日期。
　　然而，黎元洪9月12日致开封张都督电和20日致上海郑镇守使的电报均称，蒋翊武已于佳（九）日午后五时被提出，验明正身，立行枪毙，并于刑后拍照。1913年9月23日《新闻报》载：“伪鄂豫招讨使蒋翊武在桂林兴安县界截获，押在第一师司令部等情已叠志报端。兹悉九月初九日早间，司令部奉到都督转奉大总统电令，饬即就地正法。”因此，1913年9月9日才是准确的就义时间。
　　关于蒋翊武就义的具体情形，万武云：“下午四时，刘家正备饭，佐以白兰地款蒋，蒋有醉意。饭罢，即押赴丽泽门外行刑。刑场监视员是营副黄沛然，监斩员是营部副官陆云高，士兵环立，观者如堵。蒋在刑场，着纺绸衫裤，从容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演讲革命真谛，慷慨激昂，锐不可当，听众动容，有闻而痛哭失声者。执行兵士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排长某见状惊惧，恐生他变，递出手枪向公身后击之。呜呼！公遂与世长辞矣。蒋公在羁所时，余与友人王其相为蒋公拍照，蒋公殉难后，陈炳焜命以中将礼殓之，余素得血衣一袭，以及相片、红毡等物交王其相保存。某年，王曾以衣物在桂林展览。现王君已归道山，此至可宝贵之遗物，已不知流落何所。余仅存者为蒋公之画象也，此为名画家黄养辉所作，栩栩如生。一九五七年，沪上当局征求革命先烈事迹，余即以之捐献。”
　　不过，由于万武所述信息来源难考，成文又在多年之后，回忆不一定准确，其中不乏刑场演讲等演绎情节。以下军方目击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似更可信。
　　据当时供职桂林镇守使署的李炳奎回忆：“考先生临行之日，陈使先予办备棺木、军服全套、洋毡一张等物，并以自乘之舆，与先生坐赴刑场。先生出署时，令士兵佩齐服装，列队署前，举枪致敬，先生举手答礼。其从容就义，视死如归之决心，尤非平常所能及也。”
　　谢振民引时任镇守使署军需王叔弼的回忆云：“宴罢，用肩舆将蒋送往丽泽门外刑场。是日刑场上地面设有大红毡，执行者嘱蒋端坐其上。押赴刑场之士兵的一排人，作一字形排立于蒋之后面，当由执行之军官高呼一声‘立正’‘敬礼’！在士兵举枪向蒋敬礼时，执刑士兵的枪弹，亦同时向蒋射出，一个辛亥革命的首义英雄，就在此时，作了光荣的牺牲。”
　　岳森引奉命行刑者贲克昭的回忆则称：“临刑之夕，余预置酒为之饯行，蒋知之固询余，余始以省命告。蒋公遂请余购纸墨，且多置酒，并不令余同席饮，余从之。迨后酒尽三升，所备纸亦已书完，其中言国家事及其奔走情形甚详，并处分家事无巨细，遗余读之，痛泪夺眶岀。见余设备简单，意殊不悦，顾余曰：‘余一中将也，应有一连之仪仗兵，且须有军乐队，尔不知之耶？’余应之曰：‘此间无军乐，当多用鼓号兵代之，仪仗兵则遵先生之命。’蒋公欣然。稍间准备如仪，即赴刑场，蒋公从容不迫，若无事然。唯一顾及其老仆，辄为动容。行刑之后，余心至为不安。”
　　1913年9月23日的《新闻报》报道称：“兹悉九月初九日早间，司令部奉到都督转奉大总统电令，饬即就地正法。当经看管该犯之步兵第一团团长贲克昭盛设筵席，请蒋饮宴。蒋高谈阔论，毫无所怯，由午至申始散席。用三人肩舆抬出丽泽门外（向来刑人之处）。蒋在舆中，口中刺刺不休。斯时市中人如潮涌，喧挤异常，不知其作何说。到法场，使坐椅上，地铺红毯，先由某某二君持一纸高声读与蒋听，乃系饬惩之命令也。宣读毕行刑，连击二枪而死矣。时九月初九日申末酉初也。”
　　以上，目击者李炳奎、王叔弼、贲凤亭的回忆与当年《新闻报》的报道并无互相矛盾之处，与“刑后复拍照”的照片可互为印证，显示蒋翊武就义前的确受到一定的礼遇，而蒋面对死亡镇定自若，就连袁世凯治下的《新闻报》也称“毫无所怯”。蒋之牺牲，虽非万武所描述的慷慨就义，但也是从容赴死，体现了一名革命者的高尚气节。

　　丰碑永峙
　　蒋翊武就义后，当局亦给予一定礼遇，“监视官为购备上好棺木一具，若在他省可值价二三百金，在广西向产良木、价极廉贱之地亦费六十金，其余亦从厚殓，候其家属由湘前来运回。”由于时局混乱，蒋翊武的棺柩一直停在北门外虞山之南薰亭，直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身死之后，其好友杨道馨“始获与诸同志迎公柩归葬岳麓，开会追悼。未几，余复在省议会议决，咨请湘政府拨款一万二千元，为公修墓、铸像。”
　　被捕的两名蒋翊武随从，在其就义后并未释放，也被关押至1916年方解回原籍。后来覃得胜死于唐晋棠之手，唐寿臣则为王正雅毙命。在唐家司侥幸逃脱的易震后任醴陵知事。
　　1921年12月，孙中山督师北伐，在桂林设大本营。为纪念蒋翊武的功绩，下令在其就义处建造纪念碑，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大字，并嘱胡汉民作记。1963年，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被公布为第一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初秋夕阳里，蒋翊武在桂林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从容就义，身后留下一座丰碑和一条以其名字命名的道路——翊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