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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信孺（1177年-1222年），字孚若，号紫帽山人，兴化军（福建莆田霞皋）人。其父方崧卿为当朝宰相叶颙的女婿，曾在桂林为官，著名的校勘家。方信孺九岁能文，被当时的著名学者、诗人、南宋四大家中的杨万里和周必大视为天才。嘉定六年（1213年），方信孺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在桂林从政六年，政声颇佳，并且以保存至今的25件题刻，成为桂林石刻作品最多的古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标识之一，今天的龙隐路上，立有方信孺的雕像。
　　方家父子和桂林颇有渊缘。父亲方崧卿系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曾在桂担任广西转运判官，当时方信孺就曾随父亲来桂林住过。所以嘉定六年（1213年）到桂林任职，其实已是方信孺第二次来桂林了，而这一呆就是6年。方信孺初到桂林，就受到了桂林百姓的夹道欢迎，据说这得益于父亲方崧卿20多年前在桂林多行善政，赢得了民心。而为了彰显父亲的功绩，同时也为了警醒自己，方信孺重新修缮了父亲办公的地方，定名为“世节堂”，并请好友、南宋名臣易袚书写，刻在了龙隐岩上，借此表达自己继承父亲廉政为官家风的决心。
　　史料记载，方信孺在桂为官期间，确实也像父亲一样获得了民心。“政简刑清，所至不扰”，不滥权，不扰民，这已经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了。方信孺曾在象山西南麓筑“云崖轩”（唐时为温灵庙），成为当时桂林文人重要的聚会场所——明代此处被改建成“范方祠”，以纪念范成大、方信孺为桂林民生和桂林山水推广所作出的贡献。至清朝时又被改为“云峰寺”。1852年，太平军北上途中围攻桂林城，曾于象鼻山顶用火炮轰城，当时的攻城指挥部即设在云峰寺中（该寺抗战期间被毁，1979年重建。1966年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桂林任职期间，公事之余，方信孺几乎走遍了桂林的各处景点，留下了各类题刻25件，是在桂林留下题刻最多的人。据有关方面统计，计有题名10件、题诗7件、题榜6件、题记2件，皆以山水纪游石刻为主。方信孺的题刻囊括了多种书体，当中包括12件楷书、5件行书、3件草书，另有篆书3件、隶书2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方信孺的石刻地点几乎遍及桂林的各处山水名胜，但又以现在七星公园范围内为最，包括龙隐岩、龙隐洞的5件和普陀山七星岩的2件，今人将方信孺的雕像安放在七星公园南面的龙隐路上，也算是适得其所了。
　　宋代桂林旅游盛极一时，刻石纪游成为宋代山水游览的一种时尚和普遍现象。这与当时的特殊环境和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宋代抑武扬文，文人地位显著高于武将，这也使得宋人热衷于舞文弄墨，遇山水名胜，莫不以文载游，以文记游，更以能镌刻于石上为幸事。
　　据文物专家介绍，今天七星公园内的月牙山龙隐岩、龙隐洞，存有石刻205件，其中宋代104件，占石刻总数一半以上，史称“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他岩未之有也”。这样的地方，自然不会被方信孺错过，实际上，方信孺特别沉醉于此，多次流连，且赋诗盛赞此处“石上参差鳞甲动，眼中在处画图开”“满溪流水半溪花”，其欣喜之情溢于笔端。
　　作为一代诗人，方信孺与前辈、曾任静江知府的范成大一样，留下了不少歌咏桂林山水的诗文，“曾榜武夷九曲，何如桂岭七星。水石小容螭隐，烟云长带龙腥”，七星岩、龙隐洞风光呼之欲出；而刻于虞山舜洞的《古相思曲》，“相思长相思，相思无古今……五弦毋庸绝，四海谁知音”更是借情言志，被人称作世间传情达意的最精美华章之一。
　　对于桂林人来说，方信孺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政务和诗词上，他对桂林山水之美的发掘和推广也与前辈范成大一样居功至伟：范成大在伏波山修建了癸水亭、正夏堂、进德堂，在月牙山建造了骖鸾亭，在七星岩前筑了碧虚亭，在屏风山修葺了壶天观、所思亭，还在1174年修复了朝宗渠，从而开拓了许多新的水陆景点，为桂林山水营造出了“景在城中，山在水中”的妙境。而方信孺也筑石闸，修石堰，修复范成大时期的朝宗古渠，引灵溪水入阳江，补充西湖水量，形成了“波光分破湖千顷，瀑影斜飞水一洼”的绝美景象。这也应该是明代桂林人为范、方二人立“范方祠”的主要原因了。
　　嘉定十年（1217年），方信孺离开桂林后，先担任大理寺丞，后改任淮东提刑，兼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境内）知州。在真州任上，方信孺积极备战，防范金兵南侵，实施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举措，让真州城池在金兵的铁蹄下得以保全。史书记载，山东李全因缺粮聚众造反，方信孺秘密派人走海路赠送粮草，以德服人，使其归附宋廷。此后李全率军与金兵作战，屡立战功，方信孺的识人之明委实让人赞叹。不过此事也引起了朝臣的猜忌，加上后来方信孺弹劾豪吏，致使谗言嫉恨相继加身，最后被朝廷训诫，连降三级。但方信孺坦然以对，随即返回莆田故里，并终老于此。
　　史家黄仲昭曾高度评价方信孺一生的不俗功绩，挚友刘克庄则感叹方信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进不得伸其有用之志”“有才而无命，有志而无时”。一代大才，生不逢时，有志难伸，46岁便病死乡间，颇令后人唏嘘。
　　上马提枪 下马挥笔
　　　　方信孺（1177年-1222年），字孚若，号紫帽山人，兴化军（福建莆田霞皋）人，是个上马提枪、下马挥笔的大才。嘉定六年（1213年）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在桂林从政六年，政声颇佳，是在桂林留下石刻作品最多的古人。明人曾建“范方祠”以纪念范成大、方信孺为桂林旅游所作出的贡献。
　　方信孺少年时期，就展露出了不俗的文采，被当时的学界名人视为奇才，但他第一次为官，却是个武官，在番禺当上了县尉。能当上这个官，这里面当然有父亲方崧卿的影响力，不过方信孺在剿匪一事上还是表现出了智勇双全的一面：曾经有海盗上岸抢劫商贾，方信孺闻信带兵去抓，海盗们见势不妙想驾船逃跑，谁知发现船没了——全被方信孺命人事先悄悄地撑走了——结果全部落网，一个都没跑掉。
　　《宋史·方信孺传》中，对方信孺其它事迹着墨不多，却用了大量篇幅记录他在开禧三年（1207年）三次出使金国议和的经过，“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虽然是前方打了败仗，内忧外患之下，南宋无力再战，不得不议和，导致这个使者的身份并不光彩，但方信孺却表现得不卑不亢，死守底线不放，刀兵牢狱威胁没用，许以高官厚禄也不上钩，软硬不吃，绝不出卖国家利益，弄得金人恼羞成怒，最后不得不让南宋皇帝换了个人来再谈。等换了个人再谈的时候，金人又突然很想念这个胸中有丘壑、骨里有气节的年轻人，谈判的细节还没敲定，就开始打听起方信孺的情况来。能让敌对一方都如此尊重的人，显然不是一般的人。
　　代替方信孺出使的人叫王柟，在与金国谈好条件回朝后，他丝毫不居功，却跟朝廷说起了方信孺的功劳，说这次和谈最终能谈成，全靠方信孺前三次出使打下的基础，因此建议朝廷方面重新给方信孺记功。这也是被贬一段时间后方信孺能重新出山到地方任职的重要原因。
　　史书记载，方信孺性子豪爽，视金钱如粪土，经常请朋友聚会喝酒吟诗，“所至宾客满其后车”。前期如此，当属方信孺真性情流露，后期被贬回老家后依然如此，“营居室岩窦，自放于诗酒”，则应与官场龌龊、报国无门、内心苦闷有关。据传，1222年冬，方信孺病重临终前，曾叫人挂了张诸葛亮的画像在屏风上，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凉感叹。《宋史》中记录：方信孺后期“赀用竭，宾客益落”，身故前的穷困潦倒令人扼腕长叹。
　　方信孺工诗词，著有《南海百咏》、《南冠萃稿》、《南辕拾稿》、《曲江啸吟》、《九疑漫编》、《桂林丙》三集、《击缶编》、《好庵游戏集》刊行于世。
（记者杨湘沙 整理）　　

　　图①：位于龙隐路上的方信孺雕像。
　　图②：刻于方信孺雕像旁的《古相思曲》《西江月》。
　　图③：位于龙隐岩的“世节堂”石刻。
　　图④：位于象鼻山西南麓的云峰寺旧址。明朝时这里是“范方祠”，以纪念范成大和方信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