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日报 -08版:桂林故事-2025年0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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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1944——苦难的大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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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1944——苦难的大疏散

桂林日报新闻时间:2025年01月07日来源:桂林日报

　　图①：1944年桂林大疏散时期，火车车身上有粉笔写的留言，车厢底下躺着难民，这是那个特殊时期才有的特殊景象。

　　图②：流亡的民众拖家带口，勉强挤在火车车厢与车轮之间的狭窄空间里。

　　图③：公路上有从北往南撤退的军车和军人，也有肩挑手提离开桂林的难民。

　　图④：湘桂铁路上的火车已然成了难民营。（本版图片均由秀峰区档案馆提供）

　　□莫菡栖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急于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实施“一号作战计划”，豫湘桂战役全面铺开。在日渐紧张的战争形势下，从6月到9月，桂林发布了三次疏散令，3个月间，人口近60万、一度热闹繁华的桂林因兵燹彻底沦为一座空城，这就是无限凄惨的桂林大疏散。

　　疏散前：繁华的桂林城
　　随着华北、华东、华中的陷落，大量的沦陷区机关、工厂、商号迁来桂林，桂林人口骤增，由战前的6万多人增至50多万人。城市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市场需求。各地商号不断迁入桂林，各种商品和服务日益丰富，各种娱乐消费场所也日益增多。商业的繁荣自然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邻省银行纷纷在桂林设立办事机构，开展业务。据统计，截至1944年，除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外，桂林还有广东、广西、湖南、福建、上海、金城、中国实业、兴文、中国工矿、新华等11家银行，金融业务非常发达，且各个银行都有盈利。桂林由相对落后的小城市逐渐成为西南大后方商业发达、社会繁荣的大型城市。除此以外，由北方南下而来的不少文化机构和大批文化名人来到了桂林。据统计，抗战时期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及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学者、教授等著名文人学者之多，有一个时期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学者、记者、编辑、出版人等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两三百人。1944年，欧阳予倩、田汉等进步文化人还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聚集西南8省文艺团队演出剧目60多个，活动轰轰烈烈。这一时期桂林还经常性地举办各类音乐、艺术和美术展览活动，几乎平均每年都要举办30多个画展。街头经常有千人大合唱和万人大合唱。李济深曾说，桂林是当时“江南唯一繁盛之地”。有文章记录了当时桂林的繁华程度：
　　“抗战以后，外省人士与机关之迁来络绎不绝，人口激增，市面顿呈活气，市政处亦加紧进行建设工作。于是重要街道都成立柏油马路，自来水、自动电话都在敷设之中（注：截至1944年桂林陷落时，桂林是当时广西唯一有自动电话的城市）。而摩登商店亦与日俱增。华美之旅馆，堂皇之饭店，新式之戏院，应时之商品(如冰激凌咖啡啤酒等)现在几乎应有尽有。尤其特别而刺激较深的，半年以前，走在桂林市街上者，不是灰色制服之男女、公务员与学生，便是大布之衣的老先生和太太小姐们。洋装革履，烫发时装之男女，可算绝无仅有。现在大不相同了，除了灰色衣外，很多穿长袍大褂的绅士模样的人物，高跟皮鞋长旗袍的太太小姐。从前坐洋车的人都不大见，现在风驰电掣般的汽车，和油光碧绿的绸丝包车，亦不绝于途，可以说桂林大变了。”大疏散以前，桂林呈现出异常的繁荣。

　　6月26日：第一号疏散令
　　1944年5月27日，由华中日军发动进攻，拉开了长衡会战的序幕。6月18日，长沙失守。6月22日，距离桂林350公里的衡阳保卫战打响，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24日在桂林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部署广西防守要务，宣布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以韦云淞为司令的桂林城防司令部。6月25日，韦云淞在省府大礼堂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讨论桂林疏散事宜。6月26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布第一号疏散令，谕告政府机关、学校和民众及早疏散撤离桂林城。
　　桂林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仓库、商店、银行纷纷开始撤离。桂林交通原本尚属方便，西行有火车，南下有民船，此外还有公路汽车。但撤离的人实在太多，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到处是人。小部分人沿漓江水路撤往昭平、黄姚、八步，或沿柳江水路撤往融安、罗城；大部分人沿湘桂铁路南撤柳州，再转撤桂西北河池南丹，再到独山、都匀。最乱的就是火车北站和南站，车站上人山人海，挤满了人塞满了行李，火车开行已无定时，每一辆车都塞得满满的：车顶上，机车两旁，甚至车厢下面都坐着人。车厢过道堆满行李，椅背上也坐着人，更多人拥挤着一天一夜地站着。人的呼吸、汗臭，加上小孩子的便溺，形成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许多人根本坐不上车船，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不只是桂林市民，还有众多从北往南逃难的难民。老百姓并不明白疏散的真实意义，对他们来说疏散就是“跑日本”，就是逃难，而逃难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拖儿带女，肩挑手提的背井离乡，疏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大难临头。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7月12日刊载了古曼的《在疏散的日子里》：
　　在一个星期内，桂林疏散了三十多万人口，街道似乎比以前冷静了一些，商店的货架空了不少，有的干脆停业了。到处都是大贱卖和大廉价，做生意的人想捞回一点钱作逃难盘费，老牌不扣的国货公司也七折发售日用品，物价的确下降了，但买的人并不多，手头上稍有几个钱的人，都在作逃难的准备，谁还有余钱来买东西呢？
　　故衣摊、香烟摊和卖旧货的摊子却一天多过一天，由丽泽门外故衣场起沿着三多路出榕荫路、桂西路一直到桂东路尾端，满街都是这些摊子，价钱比平时便宜很多。摆香烟摊子的有些是香烟厂的工人和职员，烟厂倒闭了，没有钱发遣散费，便发了香烟，但倒霉的是大家都在终日惶惶，仿佛连抽香烟也减少了。
　　一般新书店这几天来简直是“门可罗雀”，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岗位。《大公晚报》和《广西晚报》在6月下旬先后停刊，各日报由7月1日起一律缩小幅改出半张，日报出得很迟，每天都要到中午才能看到，因为许多器材都运走了。
　　人，能走的走了很多，器材能动的也动了不少。最后彷徨无计的是一般被裁撤的机关职员、工厂工人和店员。他们中有的拿到了千多元的遣散费，但一家数口，简直是寸步难行。这种遣而不散的人，在留桂的人口中占着很大的比例。
　　由湘桂铁路涌来了大批大批的难民，是由长沙衡阳等地来的。开始逃难的时候，也许还有几个钱，但一逃再逃之后，到桂林时已经一无所有了。湖南会馆里住满了难民，连会馆附近的骑楼下也睡满了人。他们一心以为跑到桂林之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谁知道桂林当局在7月初下令所有难民和乞丐限三天之内一律离境，这一着，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他们已经再也无力走动了，许多湖南难胞都异口同声说，“以后死也不逃难了”，有一部分打算冒险回老家去。他们说：“死，还是死到家乡去！”
　　中南路最热闹的马路上，一个难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大约4岁，一个还在吃奶，他们坐在人行道上，面前放着一张纸，写着：“丈夫一年未回，无力养活孩子，愿意出卖，要大要小，任君选择。”这是多么惨痛的画面啊！
　　针对这次大疏散，中共中央作出了周密部署。1944年7月8日，董必武给周恩来发电报：“一、敌已越衡阳，向西南前进，桂林震动，纷纷搬家。我们对该处疏散分两部分，廖夫人（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柳亚子各五万元已汇出，叶夫人（指叶挺夫人李秀文）十万元另设法汇。对文化人(约二十人)已派李亚群去桂秘密办理，对无法走的人予以帮助，如愿留的则鼓励他们留，帮助疏散家属，限期三个月留桂林，完毕，则期满回来，否则办完即回。三月后，敌被阻零陵线则李回，只留二十万由狄超白、邵荃麟、张锡昌三人办理，并已把政治形势的估计及党的政策等告李转知桂林方面。二、柳、廖等向桂东南之八步转移，柳已去。三、任公李济深拟也向梧州撤退，这是他们新的出路，并酝酿已久，他们开始不要做得太突出，仍以抗战口号斗争，不要正面攻击蒋。四、闻余汉谋暗中表示，若粤汉湘桂皆失，是愿留敌后。”
　　中共中央在7月25日给董必武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廖、柳三家宜多接济，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大批文化人开始撤离桂林。

　　9月8日、12日：连发第二、三号疏散令
　　衡阳沦陷后，日军沿湘桂铁路长驱直入，大举进犯广西，9月4日发动进攻湘桂线，桂林已是岌岌可危。9月8日，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出第二号疏散令，机关开始大撤退。12日紧接着发布了第三号强迫疏散令，要求所有桂林居民在14日正午前离开，如疏散期满仍然私自滞留在市内者，则以汉奸论处。同一天，美国飞虎队陈纳德下令破坏桂林机场，随后，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撤离桂林。
　　6月底第一号疏散令后，因见日军并没有来，许多人又回到了城里，因此，9月份的桂林城里仍有40多万人。省府机关分批乘火车前往宜山，市政府在15日迁往临桂的两江(后再迁往罗城)。据黄旭初回忆录载：“十二日到柳州，赴桂的火车已不易搭，十三日偕四十六军黎行恕军长乘汽车行，傍晚到桂，城中已完全疏散完毕，市上只见军人，不见平民，省府职员，惟各厅处长委员等候晤我，其余已分两批上了火车，第一批已开行前往宜山。夜间，我参加张司令长官在白公馆召集的会报，多是与防守桂林有关的事。十四日晨间，知道我第九十三军昨夜放弃全县撤退，烧弃子弹一百五十万发和粮米一大批（军长陈牧农后被正法），张司令长官原催省府早日疏迁，而省府第二批人员上了火车两日还不能开行，我只得力催铁路当局，必须这列车开出后我才离桂。我已无暇到车站视察情形，不知有多少列车开不出？但省府的车都难开如此，也就可以想见普通民众的车困难是不可想象了……”
　　最近离世的女作家琼瑶6岁时随家人沿湘桂线逃亡，途中得到一位叫曾彪的连长的帮助，千辛万苦抵达桂林。抵达两天后，随着战火的蔓延，桂林再次紧急疏散。曾连长的部队奉命“死守桂林”，不能与琼瑶一家同行，他便派部下到火车上，为琼瑶一家抢占位置，送他们上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道道地地地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者。“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之间，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碾为肉泥。
　　紧急疏散的最后一天(即9月14日)爬车离开桂林的桂师学生植恒钦在《难忘的一九四四》一文中，写下他的经历：
　　北站也是人的海洋，我从人缝中挤进站台，刚好有一列车厢停在那里，人们都从车窗爬进去，我和立达中学的几个同学，也随着人流从窗口爬进车厢内。车内人挤人，行李架也有人，可说是没有松动的余地。小孩被挤哭，老人被挤喘着气，可是没有人埋怨，没有人辱骂，只有互谅互让之声，只要车内还能容得下，有人要爬上车，车内的人就帮着拉，站台上的人就帮着推，大家都理解这是在逃难。停在轨道上所有的车厢都挤满了人，车顶上也坐满了人，车下也架起床板躺着人。人坐在车内，待了一天一夜，火车丝毫不动。车站那边传来消息说，车站没有煤了，只能烧枕木了，但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把列车开出去。第二天上午来了火车头，把停在轨道上的所有车厢连接成长龙，用三台火车头拉，一台在前，一台在中间，一台在后，这是即将陷落的桂林开出的最后一趟列车……车到六甲快要进隧道时，我们看见有几只人手吊在洞口上端的小树上，但未见人头和人身。司机说，前几天有好多人爬上车顶，前面堆放行李，车过隧道时，行李被隧道口刮过来，人被车厢轧断了，人死手留在那里，死了不少人，现在车站禁止难民爬车顶了。
　　相比火车上的惨不忍睹，乘不上车船的民众也构成了一幅幅凄惨的流亡图。数十万难民像决堤的水一样四处奔流。人山人海的难民，在一片哭声之中拖儿带女东逃西走，却不知哪里才是终点。从湖南到桂林，从桂林到贵州，难民流离满途，到处都是饿死、病死者的尸体。据1944年11月4日《天行报》刊登的消息：“湘桂路战事爆发，桂林市民多向平乐方面疏散，除少数能乘搭车船外，多作步行，由桂林至连县韶关方面，沿途步行疏散者不下十余万人。”
　　作家秦牧、吴紫风夫妇用一根木棍穿过行李包，一前一后掮着，徒步跋涉，睡路旁盖稻草，与乞丐为伍，与尸体为伴，忍饥挨饿，备受煎熬，好不容易才抵达贵阳、遵义，走过了作家一生中最悲惨而又最重要的历程。与他们经历相类似的文化人数不胜数，作家王鲁彦更在这疏散的颠沛流离里贫病交加，病逝于桂林。
　　作家黄药眠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下18000行的纪实诗《桂林的撤退》：
　　有些人头发像刺猬/有些人则眼睛里含着/惶恐的余光/有些人在路旁叩头/向路人告地状/有些人则退隐在屋角/闭起了眼睛/沉默无言/有些老太婆/为怀念他的孩子/而哀呼着上天/有些妇人/为思念她们丈夫/而揩拭着/绯红的砂眼/孩子在母亲怀里/张着饥渴的小唇/但母亲没有了乳/只是滴着一连串的泪/还有那些生病的人/明知是绝望了/痛苦地咬着衣襟/恳求着/谁来结束他的生命
　　经过这个史无前例、万般凄绝的大疏散之后，桂林彻底成了一座空城，城内只有与逃亡民众逆向而行的军队。之后的时间，就是用血肉之躯一寸山河一寸血死守这座空城的桂林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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