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
□本报记者 杨湘沙
桂林日报
作者：
新闻 时间:2024年03月04日 来源:桂林日报
图①：位于阳朔的曹邺读书岩，至今仍是读书人的圣地。 （资料图片）
图②：桂林逍遥楼前的李靖雕像。
（资料图片）
图③：桂林出土的唐朝时期青釉金翅鸟形构件（现存桂林博物馆）。 王晓莉 摄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桂林当然也不是。
如前所述，汉武帝时期，大概在公元前111年左右，岭南地区由秦划分的三郡被改成了九郡，统一由交州管辖，而原来秦朝桂林郡的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兴安、灵川、临桂、阳朔、永福、鹿寨等地，被设成了始安县。
此时始安县的县治不在今天的桂林城区。据专家考证，当时的治所在今天的兴安县境内。因此，桂林城真正成为一地的行政中心，实际上是从三国时的甘露元年（265年）开始的，吴帝孙皓设置了始安郡，而始安的郡治和县治都设在了今天的桂林城区。
大概可以这么说，今天桂林城的起始当从三国时算起，两晋南北朝时期，桂林如同一头蛰伏的小兽，大部分时间都在吃了睡睡了吃，偶尔会站起身子睁开惺忪的睡眼打量一下这个陌生的世界；隋朝命短，在桂林城后面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起不了多大的浪花，真正开始起浪的时间，可能还是要从唐朝算起。从这时开始，小兽逐渐成长起来，在整个岭南地区，也是可以时不时龇一下犬牙、挥一挥爪子的了，让人不敢轻视。
小兽能够一步步长大，乃至最后成为国宝，追根溯源，当得益于秦朝开始的中原人口的涌入，而涌入人口的质量又决定了桂林城的发展质量。高质量人口的进入，在唐朝时效果最为明显，大量知名官员和文化人的到来，时间或长或短，都给桂林带来了不一样的影响。
这些来桂林的名人，虽然大多是被贬来曾经被称作蛮荒瘴疠之地的桂林，但名人毕竟自带光环，桂林的发展也因此提速。所以说，人口才是最大的生产力。
在中原的这口大池塘里，这些人的离去如同石沉大海，难以掀起什么波澜，但他们一旦来到桂林这么个偏远地区的小地方，就如同一块石头扔进了一口一直不波的古井，而且还是一块接一块，你说兴风作浪可能夸张了点，但泛起的涟漪，却也是一波接一波地四散开去，以桂林城为中心，影响了广袤的周边地区，桂林就此开始焕发出了无穷的生机。
所以，聊桂林那些事，最让人上心又上头的，可能还就是唐朝了。前面我们聊过了灵渠的修缮，桂林城的营建，桂柳大运河的开发，也聊到了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李渤、李商隐、柳宗元等名家大咖，这都是一些更偏重细节的东西，如同历史的碎片，也许下面我们可以从更大的角度聊一下唐朝时桂林的整个社会风貌了。比如说经济状况，比如说书院的建设，比如说因底层反抗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等等。当然，还有佛教在桂林留下的印记。
要想富，先修路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因为有五岭的阻碍，唐朝时桂林的陆路交通并不算发达，但水路却颇值得称道。当时的桂林城，有了漓江、湘江、桂江等大江大河的加持，想不发展都难，完全称得上是老天赏饭吃。当然，灵渠的修缮，桂柳大运河的开发，这中间的主观能动性也居功至伟。
对于桂林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古人看得很清楚。白居易就说桂州“东控海岭，右扼蛮荒”；唐任华在《桂州送苏伺御序》中说，桂州“南临天池，东枕沧溟，西驰戕牁，北走洞庭”；唐萧昕在《送桂州刺史序》中也认为桂州“居五岭之表，控两粤之邻”，妥妥的交通枢纽战略要地，除了对控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具有重大意义之外，对于卫护中原王朝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对桂林的地位进行过如下分析：
广西之地，不必无所事于天上，然欲保据一隅，幸天下不为我患，则势有所不能。何也？始安之峤，吾境内之险也，桂岭左右，可飞越者不一处，伐岭峤之材，浮湘水而下，席卷衡永，风趣长沙，则湖北必动，湖北动则中原之场势通矣。昔人言，用闽浙不如粤东，用粤东不如粤西，何也？其所出之途易，而湖南之险与我共之也。
这段话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退，有险可守，进，则出击方便，山上砍点木头竹子做成船或竹排，从兴安一路顺流而下就去湖南“风趣”去了。歇口气，有心的话，还可以顺着长江漂去湖北。实际上，当年黄巢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号称几十万大军的队伍，就是乘着竹筏过全州北上的。
唐光化三年（900年），桂州总管府升格为静江军，原来的桂管经略使刘士政升官，当上了节度使。作为静江军治所的桂林，此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自然就更加重要了。这易出难进的地理位置，在日后的历朝历代中，桂林待遇一旦上去了，想下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因为灵渠和桂柳运河的勾连，唐朝时桂林的水路交通相当通畅。交通便利的同时，带来的当然是商业的繁荣了。据古籍记载，今天城区的中华路一带，“南北行旅，皆集于此”，可以想见当时桂林城的热闹景象。所谓流量就是硬道理，这情况古今一同。
虽然无法彻底还原当时桂林民间经济的热闹景象，但从古人的字里行间，我们大概还是能看到一些端倪。
比如说大历十二年（777年），桂州都督李昌巎平定潘长安的西原少数民族起义后，曾经给二十多万俘虏发放耕牛和粮食种子，让他们各自回老家谋生。虽然有学者认为李昌巎的做法有后世文人粉饰太平、志在打造朝廷高大上形象之嫌，但无论如何，出现耕牛和粮种的字样，起码说明当时桂林地区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有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不再是原来上山打猎或者下河摸鱼，有一顿没一顿的状态了。
唐张籍在《送严大夫之桂林》一诗中，曾经写道：“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这说明当时的桂林地区，种植桂花，养蚕织布，已经相当普遍。养蚕收获的是丝。但据本地学者考证，当时的桂州真正出名的不光是丝绸，还有以麻纤维为主要原材料制成的蕉布、葛布等，统称“桂布”或“桂管布”。
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陕州刺史韦坚曾经在长安开了一个“水上交易会”，让全国的商家用船载着各地特产前来交易。而当时桂州出产的蕉布、葛布、蚺胆、翠羽等也在其中。蚺蛇胆可以入药，这在多山的桂林并不稀奇；至于翠羽，到底是翠鸟的羽毛还是指青绿色的茶叶，记者也不敢确定，留待有心人慢慢考证。不过，韩愈在《送桂州严大夫》一诗中也是说过桂州“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的，家家户户都能拿出翠羽来，似乎更有可能是茶叶？
关于桂布，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诗：“桂布白如雪，吴绵软如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把桂布和当时著名的吴绵相提并论，这评价不可谓不高。唐文宗时，左拾遗夏侯孜也是桂布的忠实拥趸。据《太平广记》记载，夏侯孜常穿着用桂布制作的衣服上朝，文宗好奇，问及缘由，夏侯孜回答说这布厚实，可以“欺寒”，结果文宗“亦仿着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事一点都不奇怪。但满朝皆着桂布，也是值得桂林的织户们骄傲了，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桂林的纺织业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而在矿冶业方面，唐朝时的桂林也值得一提。
据《广西史稿》一书记载，1980年，在陕西蓝田县出土了一件唐代鸳鸯绶带纹银盘，盘底刻有“桂管臣李杆进”的字样。学者认为，这个银盘当为桂州一带所产的贡品。而唐开元年间，曾有地方官员以桂州所产铜镜作为贡品进献朝廷的记载，也证实了当时桂林的手工业水平不输中原。据《旧唐书》记载，唐武德五年（622年），唐朝曾在桂州设置钱监，铸造出来的铜钱轻重大小适宜，颇受各界好评。新中国成立后，在桂林曾经出土过大批唐代铜钱和铅开元钱，这也说明唐代时的桂州在铜、铅矿的开采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家里有矿，心里不慌。唐代桂州的滑石矿也在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滑石具有抗菌、保护皮肤和黏膜、利尿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龙胜的鸡爪滑石矿上发现了古采矿场，还出土了一块刻有“唐宝应二年”（762年）字样的废滑石器，这不禁让人很是好奇，唐朝时的滑石矿矿主是否就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淡定模样？
此外，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朝后，桂林的陶瓷制造业也相当发达。比如说，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南郊柘木镇上窑村发掘了三座创烧于南朝晚期、盛于隋唐、衰于北宋的青瓷磁窑。众多出土的瓷器，哪怕只是碎片，也说明唐代时，桂州地区的瓷器生产水平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唐人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中曾经描述过当时桂林夹城（有陈可环主持修建）的盛况：“增崇气色，殿若长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至于那些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在桂林落脚的南北行旅，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比如漓江下游距离桂林六十多公里的阳朔，就因为身处桂林和昭州（治所在今天桂林辖下的平乐县，李商隐曾在此为代理刺史）之间，盛唐时期已成为“士官胥吏、黎民商贾，夹川而居”的大型圩镇，全县登记在册的有五千户。以一家五口计，那也是上万人聚集的港埠。所以，唐晚期这里走出了桂州三才子之一的曹邺，也在情理之中。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不是？
通过漓江水系在商品流通和交通运输上所发挥的重要枢纽作用，唐代时，桂州成为了岭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上的地位，在岭南都无可替代。这一点，从唐朝时桂州辖下县的数量仅次于广州一事上，也可略见一斑。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桂林城的崛起，时也，命也，谁也挡不住。
教育才是百年大计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桂林就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但在当年这块土地上，还是生活着无数的土著人群。
秦汉时期，今天的桂林地区范围内主要是百越的分支之一西瓯族的活动范围，当年跟秦始皇的大将屠睢打仗的就是以这个民族为主力的。因为擅长渔猎，熟悉地形，把秦军弄的也是十分狼狈。
据《南齐书》记录，当时包括桂林在内的整个岭南地区，“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本地学者分析认为，从东汉至隋唐时期，桂林地区的俚、僚等民族，其中一部分逐渐融入到了汉族中去，另一部分则逐渐演变成现代壮侗语族的壮、侗、黎、水、仫佬等民族。今天的桂林山区依然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楼居山险”，但随着各民族间的融合，这与当年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种族的划分向来十分复杂，几十上百年下来，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怕是唐朝老大李渊、李世民的李家，也并非纯粹的汉族。所以，倒也不必在种族划分一事上过于较真，反正都是中华民族。
根据本地学者考证，唐朝时桂林地区除了中原迁过来的人口外，主要生活着俚、僚两个民族。中原迁过来的人口，受中原文化影响，文明程度较高，带来的是更高等级的生产力和农业文化，条件好点的依水傍城而居，差点的就在郊区开荒种地；而俚、僚民族则大多居于山间，以渔猎为主，但也与城镇人口有了货物的沟通。
“俚”这个名字，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出现在东汉。俚，也叫里，《后汉书》李贤曾专门解释道：“里，蛮之别名；今呼为俚人。”从史料记载来看，三国时期，桂州俚人的社会发展还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万震的《南州异物志》里记载：俚人“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自古及今……民俗蠢愚，唯知贪利，无有仁义道理。土俗不爱骨肉而贪宝货及牛犊，若见贾人有财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妇，兄亦卖第。”这段文字听上去十分不堪，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俚人已经有了部族首领和人口买卖，但各占山头，不尊王法，还是十分的原始；另一方面，对耕牛的重视又说明他们对传统农业的理解已经在逐渐向汉族聚集地区靠拢。
僚，作为民族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人张华的《博物志》。该书记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书中还记载了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奇事，母亲怀孕生子的时候，都在水边，生下来后就放在水中，浮起来的就养，沉下去的就由他而去。老天，人生的浮浮沉沉，难道就从这里开始？这也确实够原始够粗粝的了。
除了俚僚之外，桂州境内其实还有“莫徭”，也就是后来的瑶族。瑶族遍布桂州各处，人数众多。但和传统意义上的俚、僚不同，瑶族已经有不少人进入到平原地区谋生。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桂州的俚僚当中本就含有瑶族。
记者注意到，目前的学术界对岭南地区俚僚说法不一，有很大争议。有人说俚是俚、僚是僚，也有人认为俚僚实际上指的就是俚人，僚是泛称。所以，讲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时候，甚至还会用上反犬旁的獠字，在中原文化人眼里，终究还是充满了贬义，是落后、没文化的代名词。
不过，这也是当时的现实。哪怕到了唐朝，中原文化人陆续来到岭南，来到桂州，潜移默化间，这里的文明程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当地土著和地方政府的冲突依然此起彼伏，络绎不绝。毕竟，先进文明发展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扩张，必然会和落后文化所在地产生剧烈的碰撞。
所以，读《资治通鉴》，除了看到皇室大家绵绵不绝的争斗外，我们还会时不时地看到从字里行间跳出来的一些记录：不是这里的俚人反了，就是那里的僚人杀地方官员了。这样的记录，文字虽然极少，但几十年一个周期，总让人扼腕长叹。所谓天道好轮回，何曾饶过谁。
隋唐时期，桂林这边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一直都有，比如说：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桂州俚帅李光仕聚众起义；
唐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始安郡数万桂州僚人在欧阳倩的带领下，攻州占县；
唐大历二年（767年），桂州僚人聚众攻占桂州，此时李良逃跑；
唐大历三年（768年），万重光联络临桂等9县僚人起义，攻打官府；
唐开成二年（837年），桂州僚人起义；
唐乾符六年（879年），桂州瑶民响应黄巢起义；
……
桂州身处岭南偏远之地，时不时地冒些烽火，常令李家的中央王朝有鞭长莫及的无力感。但桂州又和鸡肋不同，毕竟这里是大一统王朝不可忽略的战略要地。哪里起火了，人手军资不够，就派能干人去招抚吧。所以，就出现了李靖这样的战神，先兵后礼，好好整肃了一番岭南大地；也出现了桂州都督裴怀古这样以礼服人的雅士，让欧阳倩等僚人心服口服，“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尽来款附，岭外悉定”。当然，令狐熙隋朝任桂州总管时，兴建城池，开设学校，动员俚僚子弟入学读书，则似乎更高一筹，当地俚僚“夷风大改，颇亦识皇化”。看来，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远来说，教育真的才是百年大计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下一次，也许我们可以再聊聊教育和佛教对桂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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