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州三才子之殇
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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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4年02月06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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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芦笛岩景区里的赵观文雕像。
图②：雕像旁的赵观文生平简介。
图③：桥头村村口的巨岩，上刻“桥头村”三个大字，旁有三行小字“唐朝昭宗皇钦定头名状元赵观文故里金钟山”。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中原文化的辐射，加上众多被贬官员南下的影响，整个唐朝，桂林的文化水平提升迅猛，而桂州三才子的横空出世，更是说明桂林本土文化人已经开始迅速崛起，彻底摆脱了之前蛮荒瘴疠之地的落后形象。
桂州三才子，三人走的都是科举之路，但性格不同，追求不一样，最后的结局也大相径庭，令后人唏嘘不已。
临桂的曹唐中没中进士还存在争议，失意于官场后，他走了一条避世的路，却成了晚唐游仙诗的代表性人物，成就斐然；阳朔的曹邺，确实是考中了进士的，并入世很深，在官场很是混了些年头，但最后还是输给了腐败的朝政，无奈之下辞官归了故里，不过曹邺的诗文却也在晚唐时期因为浓重的底层关怀情结，备受后人景仰。所以，后人评价说“桂林在唐有二曹诗人，皆负重名于时”，或说“唐季诗人，粤西独推二曹”，地位相当尊崇。
如果以存世作品和仕途所得来衡量，三人里面，可能反而是考中状元的赵观文最令人惋惜。传世作品极少，仕途也不如意，对于桂州或者说广西史上的第一个状元来说，难免有遗珠之憾。
寻找赵观文
赵观文的出生地一直存疑。有说他是临桂人，后来迁到桂林城区的，也有说他其实就是桂林郊区芦笛岩附近的人，但当时，该地确实归临桂管辖。无论如何，他是桂林人。
有关他的生卒年月、身世故里等情况，唐代的史书中鲜有记载，即便是《唐登科记》的赵观文条目中，也未提及他的身世与故里。
记者之前曾经就此做过一番检索考证，并写过一篇《寻找赵观文》的文章，里面有如下记录：
……名人故里之争古已有之，为了防止以讹传讹，聪明的桥头村乡邻先贤一百多年前就在赵观文出生地立碑，以防后患。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乡贤的先见之明。其实，之前的一些古诗文中，我们也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九月，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府知府范成大，在其《鹿鸣燕诗并记》中，曾以赵观文和王世则两状元鼓励八桂举子，其中有“桃花春浪脱渊鱼”的诗句，意指赵观文是桂林西北郊的桃花江畔人氏。而后句“月宫移种新栽桂”则是附和赵观文之后宋朝状元王世则的《桂诗》：“我向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
《桂林晚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有如下记录：
……明代张鸣凤撰写了《桂故校注》，记载了赵观文重试中状元之事，但有关其生卒，只写道：“赵观文，临桂人，乾宁二年状元及第。”赵观文是临桂人还是桂林郊区人，这个争议倒是很好解释，因为桥头村早期就曾属于临桂辖区。到了清代，《临桂县志》曾经四次修本，编纂官员也多次走访收集县史。有康熙二十五年本（佚）、嘉庆七年本（称旧志）、光绪六年本和光绪三十年本。而在嘉庆七年本的《署宅》中，有这样的记载：“赵观文故宅在石城西门外，旧址为临桂县学（编者按：即唐代城西的迁莺坊。令狐綯曾经为了纪念曹邺，将曹邺曾居住过的阜财坊改名为迁莺坊）。一在城北飞鸾峰下，遗址犹存……”
这意味着，嘉庆七年修志的编纂官员，曾根据南宋范成大《鹿鸣燕诗并记》的提示，去考察过桃花江上游的飞鸾峰，认为这里就是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的故里，并特别说明其“遗址犹存”。而这飞鸾峰下的赵观文故里，即是今日芦笛岩附近的桥头村。
明代的包裕也曾有诗提到：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学界普遍认为，清嘉庆七年后，赵观文的故里被公开定为在飞鸾峰下了。
光绪三十年本《临桂县志》的《署宅》篇中，先是转载了旧志上有关赵观文故宅的条目，并在《飞鸾峰》条目下写道“飞鸾峰在城北三里，唐赵观文故里（新采）”。从中可知，参加这次修志的官员又到飞鸾峰下进行实地考核了。
此后的1947年11月30日，桂林文史前辈林半觉先生也曾经造访过飞鸾峰下的桥头村。当时这里的行政村名叫五权村。造访中，林先生看到了一件“赵状元故里”碑和一处赵观文的残墓穴。
据《桂林晚报》该篇文章讲述，抗战时桥头村南头确是有件清光绪十一年的“赵状元故里”纪念碑。村里老人证实，那立碑的八人都不是赵观文的直系后人，而是当时相邻的于家庄、桥头村、肖家村、小山脚村和鲁家村有文化的乡绅所立。他们是根据前人的传说，说这飞鸾峰下在唐代曾飞出一名龙头状元，为纪念先贤和策励后人，大家合议筹资，镌碑立示。立碑处是昔日桥头村的村口石板路古道旁。可惜，桥头村曾经在抗战中幸存的“赵状元故里”纪念碑，还是在1958年被毁了。今日桥头村村口刻有“桥头村”以及“唐朝昭宗皇钦定头名状元赵观文故里金钟山”等字样的巨岩，乃是近年所立。
根据其他史料推测，赵观文出生在桂林郊区的桥头村，但后来也应该在桂林城中住过。据载，那位主持修筑桂林夹城的陈可环任桂州都督时，特地将赵观文所住街坊改名为进贤坊。看来，以改街道名或立牌坊来纪念名人的风气，古今一同。
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
虽然相比起曹唐和曹邺来说，赵观文的考试成绩最好，起点更高，但他这个状元头衔，得来也是惊险。
唐乾宁二年（895年），春闱初试放榜后，朝廷录取进士二十五名，张昭宪位居榜首，赵观文仅列第八。不过，这个榜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有猫腻，因为早就有传言称主考官崔凝有营私舞弊之嫌，天平节度使张褆为儿子张昭宪打了招呼，张昭宪遂拔得头筹。
这种给主考官打招呼的事情在晚唐并不罕见，比如说李商隐考了很多年进士都不中，最后要靠令狐綯（宰相令狐楚的儿子）明里暗里给考官打招呼，才算是进士及第。
但李商隐的才情确实有过人之处，而张昭宪虽通文墨，才情却着实一般，在长安城里，这事大家都知道。更要命的可能是，你招呼一两个大家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偏偏这次招呼了很多个，甚至把头名都圈走了。机会本就不多，你一句话招呼走了，我没了，大家当然不乐意，于是事情就闹大了，最后传到了皇帝昭宗的耳中。
唐昭宗李晔这个人，初期也曾奋发图强，试图重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史料记载他即位后厉行节俭，下诏削减了宫中的一些不必要开支，并大力提倡道教，重视学校教育，提高儒学的地位和作用，还曾命宰相孔纬负责兴修学堂、修缮孔庙。在人才的选拔工作上，李晔尤其重视，“梦寐英贤，物色岩野，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俱美之人”。所以，听到有人居然敢在考试中营私舞弊之后，昭宗的愤怒可想而知。这显然已经触到了他的底线，于是立马下诏于武德殿重试，撤了崔凝的职后，命翰林学士陆扆主试，并亲自阅卷。阅过全部试卷后，李晔钦定赵观文为第一。
北宋宋祁、欧阳修等合撰《新唐书》中对唐昭宗做过如下评价：“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及其大势已去，适丁斯时，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为人明隽，初亦有志于兴复，而外患已成，内无贤佐，颇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乱……”
这段文字比较好懂，大抵就是时也命也，李晔虽有重整江山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当然，也直接指出了李晔的短板：在识人能力上有欠缺。用人不当，越搞越乱。那么，作为状元的赵观文一直不被李晔重用，是不是就和李晔的这项能力短板有关呢？
关于重新考试，史书记载李晔前前后后说过三段话：
首先是在《赐新及第进士敕》一文中，决定“今月九日于武德殿祇侯”，全员进行覆试。
其后在《覆试进士敕》中详细讲述了覆试的原因：“如闻近年以来，兹道寝埌。鷃多披于隼翼，羊或伏于武皮。未闻一卷之师，已在乔迁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惩。昨者崔凝所考定进士张昭宪等二十五人，观其新进文书，虽合程度，必虑容请托，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轩，观其实艺，爰于经史，自择篇题。今则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慕西汉之辞彩，无愧彬彬。”
最后，李晔讲述了之所以钦定赵观文为状元的原因：“既鉴妍媸，须有升黜。其赵观文、程晏、崔赏、崔仁宝等四人，才藻优瞻，义理昭然，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所试诗赋，辞艺精通，皆合本意。其卢瞻、韦说、封渭、韦希震、张螟、黄滔、卢鼎、王贞白、沈崧、陈晓、李龟桢等十一人，所试诗赋，义理精通，用振儒风，且蹑异极。其赵观文等四人，并卢瞻等十一人，并与及第。”
这后两段话的大意就是，之前所定的二十五名进士，以张昭宪为首，不乏滥竽充数之人，这中间肯定存在“打招呼”的问题。如今既然分出了好丑，自然得有奖惩。赵观文等四人的诗歌赋论，辞藻优美，又深通义理，对周边事物观察仔细，借物言情用法极妙，辞艺精通，“皆合本意”。
对于被刷下的一干人等，李晔也有说法：“其张昭宪、孙溥、李光序、李枢、李途等五人，所试诗赋，不副题目，兼句欠次，且令落下，许后再举。”以后还可以再考，没有一棍子打死，算是给了点面子。但另外几个没啥实际本事的就没什么好颜色看了，“其崔砺、苏楷、杜承昭、郑稼等四人，诗赋最下，不合格式，芜类颇甚，曾无学业，敢窃科名？浼我至公，难以滥造，宜令所司落下，不令再举”。这四人从此被断了科举为官之路。在当年，这处罚也算不轻。
至于那个受贿的前主考官崔凝，李晔也在《覆试进士敕》一文末尾做了交代：“其有崔凝爵秩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柄，且乖选慎之图，辜朕明思，自殆伊咎。委中书门下行敕处分奏来。”
也就是让有关部门处理后上报。处理意见出来后，李晔又下了一道《贬崔凝合州刺史敕》的敕文，措辞严厉地指责崔凝“假我公器，成彼私荣。既观一一之吹，尽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
把这个刑部尚书知贡举贬到四川省合州这样比桂州都不如的地方去当一个刺史，相当于把一个京城的副国级大员直接贬成了偏远地区的厅级官员，而且最后还死在了合州，这次的处罚表面上算是平息了学子之怒，但私下里如何，谁也不好妄评。
飞鸾峰毓赵观文
这个崔凝的胆子也忒大了些，难道他不知道最后还会有殿试这道环节吗？殿试的时候，张昭宪经得起李晔的盘查？不过，这倒是成就了赵观文的美名。
从当时的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赵观文的评价。晚唐诗人褚载（褚遂良的后代）在《贺赵观文重试及第》一首七律中称赞赵观文：
一枝仙桂两回春，始觉文章可致身。
已把色丝邀上第，又将彩笔冠群伦。
龙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烧始见新。
今日街道看御榜，大能荣耀苦心人。
“邀上第”“冠群伦”“大能荣耀苦心人”，这足以说明当时的文人是充分认可赵观文才学的，在他们眼里，赵观文是名副其实的状元郎。用李晔的话来说，赵状元自然就是“名实相符之士，艺文俱美之人”。
与赵观文同榜录得进士的黄滔是该科考试舞弊案的受害者之一，对于赵观文，他也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写了一首《和同年赵先辈观文》的诗：
玉兔轮中方是树，金蝥顶上别无山。
虽然回首见烟水，事主酬恩难便闲。
称赵观文为先辈，一是钦佩赵的才气，二是人家考试名次确实比他靠前。诗中黄滔隐晦地表达出了当年与赵观文一同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无奈和对赵观文善意的建议：社会复杂，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歇着。
六百多年后，明代正德二年(1507年)，一位年届古稀、在外省做官的银发老翁回到桂林，兴致勃勃地游览了伏波山还珠洞后，颇有所悟，随即乘兴挥毫，写下七律一首，并请人刻于洞壁之上。诗云：
岩中石柱状元徵，此语分明自昔闻。
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
应知奎聚开昌运，会见胪传现庆云。
天子圣神贤哲出，庙郎继步策华勋。
留诗的老翁名叫包裕，桂林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历任抚州推官、监察御史、贵州巡按、云南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佥事等职。有感于桂林已经三百多年未出过状元，在伏波山试剑石（也称状元石）前有感而发：前有桥头飞鸾峰的赵观文，后有永福巢凤山的王世则，桂林该再出一个状元了。
包裕曾做《桂林五贤祠记》一文，将赵观文与曹邺、王世则、唐介、陶崇并列为桂州五贤，其中对赵观文的评价相当之高。
诗中所说的飞鸾峰，是一座位于桥头村旁的石山，前有飞鸾桥通往芦笛岩景区。村口靠路边的位置，有一块巨石，上边刻有“桥头村”三个大字（唐朝时也曾叫赵家庄），旁边还刻有三行小字：“唐朝昭宗皇钦定头名状元赵观文故里金钟山”。记者咨询过相关人士后得知，飞鸾峰，因其山形像一口悬置的钟，旧时也曾名金钟山。
世人对赵观文的才情评价颇高，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赵观文留给后人的仅有一篇孤文，连其殿试的诗歌赋论都无处可觅，这不能不说是桂林史学界的一大遗憾。这篇孤文是赵观文应桂州长史朱韫新修尧舜祠落成时之邀所写的《桂林新修尧舜祠祭器碑》：
大哉尧舜！真风不弭。以圣禅圣，不子其子。举贤登庸，投凶御魅。化匪逆人，羶宁慕蚁。大功渐著，南巡脱屣。九疑雨沉，巷梧云起。伟欤元踪，遗于桂水。苍生思之，牢醴千祀。俎豆礼缺，元侯克备。发挥古典，骈罗雅器。三献得仪，雍容剑履。教人为臣，可达深旨。翠山稽天，红轮出地。得君皋陶，千载意气。中兴有常，无令伊耻。
这篇四字一组的颂文，表面上是抓住尧舜帝“以圣禅圣，不子其子”的高尚品德来做文章，其实，何尝又不是赵观文内心里对高尚道德品质执着追求的真实反映呢？
应该说，唐昭宗李晔初期对赵观文还是非常赏识的，毕竟是他亲手选中的头牌。但据史料记载，赵观文因为秉性刚直，终不为李晔所重用，在“侍讲学士”任上一直未得寸进。这可能也是欧阳修说李晔想用人、但屡屡用人不当而最终局面失控被臣子所杀的原因之一吧。
“侍讲学士”名义上好听，在皇帝身边工作，可以“通天”，却是个无权的虚职，只是做皇上的阅读顾问，帮皇帝解答古书中的疑难而已，不能参与政务大事，更不用说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虽说交往的圈子高大上了，但如果没有皇帝的平台支撑，又融不进高官权臣的圈子，很难有所作为。而赵观文自恃正直，不善于逢迎，不但对专横跋扈的宦官刘季述横眉冷对，而且还经常违逆时任宰相崔胤，因而遭到排挤、打压也就不奇怪了。最终怀着“穷则独善其身”的孤愤心情，和前辈曹邺一样，托病辞官回到了桂林。至唐代覆灭，五代纷起时，赵观文更是志在归隐，终不复出。这可能也是史书上不见赵观文卒年的主要原因。
曹唐修仙以避俗世，曹邺入世有求却不可得，赵观文既不想避世，也无法入世，比起前两人，其实是更悲哀的结局。但既为刍狗，你又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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