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路4号的抗战记忆
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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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3年10月24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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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救亡日报社旧址经过修缮、开放后，为进行红色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②：救亡日报社编辑部。
图③：救亡日报社的夏衍房间。
图④：旧址庭院全景。
□本报记者苏展 文/摄
开栏语：
自古以来，房子都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汉书·元帝纪》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人们有了房子，在这个世上就有了归属感。
桂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宋代开始，桂林就是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南会府”名不虚传。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桂林留下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它们被保存下来，如同一座城市历史与文化的“留声机”，静静地伫立在时光中，将过去的故事向今人娓娓道来。每一栋老房子背后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在2023桂林艺术节即将盛大开幕之际，为全面展现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浓厚的文化气息和文化素养，让八方来宾进一步了解桂林不只山水，更有深厚的历史与人文，即日起，本报特别推出《桂林老房子》栏目，与广大读者一同探寻“藏”在老建筑里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桂林曾一度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38—1944年)间，作为西南抗战大后方之一的桂林，书店、书局林立，先后开设的各类大小书店、出版社达220余家，发行了各类图书数千种，各类杂志240余种。先后在桂林出版的报纸就有20余种，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纸《救亡日报》是一份广受读者欢迎的报纸。走进如今位于太平路4号的救亡日报社旧址，时光似乎一下子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救亡日报》创刊并非在桂林。1937年8月中旬，日军海军陆战队对我国上海展开进攻。如果上海被侵略者占领，则日寇可以直接由长江逆流而上，直奔当时的国都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当时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是抗日救亡团体中颇具影响力的组织，国共两党决定利用这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出版一份报纸，配合军事抵抗。这份报纸就是《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成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
《救亡日报》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出任社长的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政治家郭沫若先生，总编辑由国共双方派遣，共产党方面为夏衍，国民党方面为樊仲云。这份报纸在内容方面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抗日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对当时号召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可是，就在《救亡日报》创刊不到3个月，报纸出版到85期时，上海守军撤离，这份《救亡日报》只得暂时停刊。上海失陷后，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香港和广州。鉴于广州在对外尤其是对东南亚华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郭沫若征得周恩来同意，决定将《救亡日报》转移广州出版。郭沫若、夏衍等先后经香港抵达广州。经过大家努力，报社南迁广州长寿路，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然而，就在当年10月底，广州又陷入日军的三面围攻之中，《救亡日报》被迫再一次开启“流浪之旅”。这一次便来到了桂林。
总编辑夏衍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1938年11月8日晚，夏衍坐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这一趟他是专门去向周恩来和郭沫若请示复刊事宜。
到长沙时，抗战正处于尤为困难的时期。周恩来给夏衍指示：“你来得正好，你去桂林和李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
李克农时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当时桂林已经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11月下旬，李克农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撤退到桂林，正式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李克农任桂林八办主任。
鉴于当时桂林为国民党桂系所控制，为争取《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出版，周恩来、李克农、郭沫若等人到桂林后对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进行了拜会，并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希望他们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李、白二人不仅表示欢迎，而且补助了一笔经费。
为筹集更多经费，夏衍奉命来到桂林与李克农商量后，决定赴香港筹款。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从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出1500元港币。这样一来，这笔钱确保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按时复刊和发行。
1939年1月10日，在我党多方努力之下，《救亡日报》得以在桂林再次复刊，报社所在位置便位于如今桂林市中心的太平路上。夏衍后来在他的长篇纪实《长途》中这样写道：“这正是1月10日复刊号的《救亡日报》，我惊喜了，得到朋友们的支援，经过社友们的献身的努力，这小小的报纸终于又在轰炸中出版了，我读遍了每一个字，我从每一个字里看出了一切支持这个刊物的朋友的热议和艰辛。兴奋使我一夜不能入睡，我睁着眼睛直等到天明。”
这里是第二个“八办”
《救亡日报》在桂林落脚后，每天围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等内容开展宣传工作。它广泛反映工、农、兵、学、商等各行各业抗日救亡活动，鼓舞抗日情绪，发挥人民喉舌作用，成为当时抗战大后方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
夏衍在报社建立了每日评报制度。每天一早报纸印出后，夏衍先校看一遍，从版面安排到新闻内容、形式以及勘误，他都一一用红笔批点，然后张贴在通道墙上让大家观看，用这个制度激发了整个报社的工作热情。
身为总编辑的夏衍也亲自参与报纸新闻的写作，他几乎每天不停笔地写，社论、短评、杂感、散文、通讯样样不在话下。两年多的时间，夏衍个人累计完成了450多篇社论，共计50余万字。他不仅文字功底深厚，且不挑时间场合，随时随地拿起笔就能写。在广州长寿路居住时，他的房间连一张小桌子也没有，他的大量文章就在沙发扶手上写成。报社同仁送他一副对联——“文章怀真理而俱来，脑汁比墨汁而齐下”。
《救亡日报》越办越好，不仅桂林，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西、香港、海外读者都喜欢看。从刚开始的2000份，到后来8000份甚至上万份，在当时而言是相当不容易的。
夏衍的卧室除了用于休息和工作之外，还成了接待读者和不同派别进步人士的一个据点。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党的一个派出机构，政治色彩浓，一些人士出于种种考虑不敢随便进入。但救亡日报社不一样，这是一个具有公开合法身份的单位，不少进步青年想投奔革命，就找到太平路上的救亡日报社，甚至找到夏衍房间。慢慢地这里便成了各地进步文化人联络和临时落脚的地方。
在当时而言，救亡日报社甚至起到了“八办”想起但是起不到的作用，这里成了第二个“八办”。
留下遗址成为如今
后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先发制人，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了新四军番号，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
夏衍坚持拒绝在《救亡日报》上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稿。结果，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秉承蒋介石重庆当局的密令，野蛮地查封了《救亡日报》。为避免遭遇更进一步的迫害，在上级指示下，夏衍和报社同仁不得不分批撤离了桂林。
这份在抗日救亡中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广泛传播真理，在桂林出版了2年多的进步报纸，从此结束了在桂林的战斗生涯。《救亡日报》的出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它创刊于上海，后迁广州，第三个时期在桂林。其中，在桂林办报时间最长，这一时期也是它最辉煌的时期。夏衍在回忆文章《随<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中提到，从广州到桂林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12个人，而在桂林办报两年，有了发行所、印刷厂，直到被迫停刊，太平路4号这里已经发展为一个近50人的据点。
时代变迁，岁月更迭。战火硝烟散去后，这里留下一栋坐东朝西的木结构两层建筑，建筑四面有3米高的烽火墙，进大门后有一块60平方米左右的庭院，一层分南北各两间共四房，中间是过道。旧址总面积为340平方米。如今大家所见到的房屋院落是2011年重新修缮过的面貌。
文史专家尹文军是当时参与修缮工作的成员之一。他向记者透露，如今的救亡日报社旧址在上世纪50年代便由桂林市人民政府划拨给海洋监狱（广西桂林监狱的前身），作为设在桂林的一个联络站使用。这个功能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进步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而渐渐弱化。此后一段时间曾作为监狱职工子弟的临时宿舍，直到2009年仍有两户退休职工在内居住。
其实，早在1984年，救亡日报社旧址就被列为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桂林监狱使用救亡日报社旧址期间，也曾投入资金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维修，但由于没有专项的经费，无法对旧址进行全面的维修。长期受雨水侵蚀和白蚁蛀蚀，房屋多处结构性构件出现糟朽、变形等情况，屋面、门窗、楼板等不同程度损坏，整座建筑一度被列为危房状态。
这一情况也在当时逐渐引起了关注。2011年，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与救亡日报社旧址的使用单位多次沟通，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进行修缮。修缮后移交给文物部门使用30年，并向社会开放。
“民国时期像这样比较简约、纯木结构的房子在桂林基本已经没有了。”尹文军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对于桂林这样的老房子特别关注。早在2009年，他便针对这个救亡日报社旧址制定了维修方案。“对于这个房子而言，因其本身构造并不复杂，维修难度并不大，修缮人员也基本是按照原样进行复原修缮，唯一改动的地方就是对建筑受力部分进行了加粗。”尹文军表示，像这样的老房子在当初建设的时候，由于物质条件缺乏，用料相对“偷工减料”，考虑到修缮开放后游客的安全问题，唯一改动的就是建筑主要的受力部分。
到2016年，救亡日报社旧址的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工作正式开启，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成为桂林市又一处以文化抗战为主题的参观游览景点，对桂林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以及桂林的红色旅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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