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5年12月23日

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二战胜利成果 　　□新华社记者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人类以数千万生命的惨痛代价击溃法西斯势力，捍卫了文明底线，并在战争废墟上缔造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以期永绝战祸。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逆潮流而动，公然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妄言一出，举世哗然。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向世界发出了极其危险、极其错误的信号。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有共同的信念：任何试图否定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坚定不移。
　　（一）
　　中国南京博物院深处，一只老式挂钟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时针与分针定格在那个永恒瞬间——9时整。表盘上醒目的字迹——“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会场用钟”，如无声惊雷，穿越八十载时空，至今仍在激荡回响。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在此7天前，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签字投降。两份沉甸甸的投降书，将日本侵略者的罪责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确认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铁证。台湾回归中国，正是这一秩序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略殖民台湾50年，其间罪行罄竹难书，是台湾历史最黑暗的一页。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将窃取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归还”二字，既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更是对法理地位的标定——台湾本属中国，日本窃而据之，理当归还。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随后加入，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明确“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这份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为台湾回归中国提供了不可动摇的法理依据。日本在投降书中明确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至此，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日本投降书》，构成环环相扣的国际法链条，证明台湾的法律地位问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已经彻底解决。这一历史定论，经由战火淬炼、用鲜血铸就，任何否认和挑战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国际共识，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前提和基础。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此后中日之间签署的三个政治文件，均确认了上述立场。这是日本对中国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然而，高市上台后不久，便公然发表一系列涉台谬论，创下日本战败以来作为日本领导人的多个恶劣“首次”：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些挑衅言论，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面对中方严正立场和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高市不思悔改，竟试图借所谓“旧金山和约”，煽炒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所谓“旧金山和约”，是在排斥中苏等二战重要当事方的情况下，对日本单独媾和而发表的文件，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禁止与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也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无论从程序上还是效力上，都不具备对台湾主权归属作出处置的资格。
　　历史铁证如山，法理昭示天下。台湾的归属有史可考、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不因政治操弄而动摇。作为曾经的殖民侵略者，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唯有直面历史、深刻反省、真诚道歉，绝无置喙之权。高市妄图以“存亡危机”为幌子、以武力介入为威胁，挑战台湾回归中国这一二战胜利成果，其实质是要否定战后国际秩序，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招魂。
　　（二）
　　高市之流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谬论根植于战后日本始终未能彻底清算的军国主义思想土壤，脱胎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的复辟图谋。
　　要看清高市言论的本质和危害，就必须追溯这一思想毒瘤的历史根源。
　　日本战败投降后，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本应接受彻底的清算。《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转向——从削弱、去武装化转向扶植、重新武装。
　　在美国庇护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半途而废。原本以驱逐日本政界、经济界、言论界中军国主义分子为目标的“公职追放”政策被中止，大量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坛。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岸信介。这个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商工大臣、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关押的军国主义余孽，竟在“公职追放”解除后重返政界，并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还魂”的标志事件。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战后的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不彻底的清算，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空间。数十年来，这股势力从未停止为军国主义招魂、否认侵略历史、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图谋。
　　在历史问题上，他们企图借参拜靖国神社等行径，为侵略历史翻案。靖国神社在战争期间是日本军国主义控制军人精神、煽动“为天皇尽忠”的工具。1978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合祀于此，靖国神社彻底成为美化侵略战争、供奉战争罪犯的场所。此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络绎不绝。高市公开称靖国神社是“和平之社”，近20年来几乎每年前往“拜鬼”。
　　在教育舆论领域，日本右翼大肆推行历史修正主义，为侵略罪行“洗白”。他们宣称日本是为“自存自卫”而发动战争，把正视历史、承认罪责污蔑为“自虐史观”，把否认历史、美化侵略反包装成“正常国家”的表现。1997年，日本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伙同右翼政客不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侵略”中国被改成“进入”中国，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战争暴行被贴上“事实存疑”的标签……2022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教育和爱国》，深刻揭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施压教育行业、篡改教科书的真相。
　　在军事安全领域，这股势力利用各种借口为军事扩张“松绑解套”。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这一和平条款的侵蚀。从海湾战争结束后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到阿富汗战争开始后派自卫队舰艇为美军等供给燃油，首次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再到伊拉克战争中向当地派兵，首次向处于战争中的外国领土派遣自卫队……日本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被一步步掏空。
　　这一进程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明显加速。2015年，日本政府强行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规定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时，若被认定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便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条款从根本上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为日本军事力量“由守转攻”打开了法律缺口——而这，正是高市今天用以威胁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所谓“依据”。
　　从战犯复出到修宪扩军，从参拜靖国神社到鼓吹“台湾有事”——这条清晰的历史链条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从未被根除，一直伺机卷土重来。
　　（三）
　　在战后日本历史教育长期偏差所累积的认知扭曲达到临界点的“气候”下，在右翼势力裹挟日本政治生态演化蜕变的“土壤”中，一个妄图将复活军国主义推向明面的危险政客走向前台。
　　高市的右翼底色由来已久。她长期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等铁证如山的日军战争罪行，对日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河野谈话”和就侵略历史道歉的“村山谈话”表达不满，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媒体还披露，她曾与新纳粹组织头目合影，并为以纳粹为榜样的《希特勒的选举战略》一书写推荐语。
　　高市长期抱有反华遏华思想，甚至伙同各种反华分裂势力打造小圈子。她以视频连线、窜访台湾等方式多次与台湾当局头面人物相互勾结，上台后以日本跨党派挺台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核心成员为“选才库”，启用大量“亲台派”政客。高市还伙同日本国会内支持“藏独”“东突”“蒙独”以及鼓吹“人权外交”的议员组织负责人，共同设立反华性质的“议员联盟”。
　　这样一个偏激政客走到今天，很大程度得益于安倍的“栽培”。在历史认知、修宪扩军、对华政策等核心议题上，高市被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曾在内阁担任要职，但高市在自民党内始终缺乏政治根基，此前两次竞选总裁均以落败告终。然而，深陷“黑金”丑闻的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接连失利，急需寻找一剂能够重新凝聚保守派选民的“猛药”挽回颓势。于是，这个曾两度败选的政客，在自民党政治危机中被侥幸推上了首相之位。
　　对于初登权力顶峰的高市而言，迎合右翼、制造对外紧张，是巩固其脆弱执政根基的捷径。当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元大幅贬值，民众生活负担加重，国债利率攀升，债务问题严重，社会不满情绪日益累积。在此背景下，挑唆外部矛盾以转移国内视线，是屡见不鲜的政客手法。这既是向党内右翼势力纳“投名状”，也是向国内民众制造“外部威胁”以转嫁执政危机的拙劣伎俩。
　　内有困局需转嫁，自认外有“靠山”可依附，高市的如意算盘打得精细。
　　多重因素作用下，高市毫不掩饰地高速推进其危险议程，上任不到一月就迈出安倍等之前右翼领导人都不敢迈出的一步：以在任首相身份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武。同时，高市内阁推动大幅增加防卫费，提出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着手推进《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试图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暗示研发核动力潜艇，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桩桩件件，其目标昭然若揭，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日本的“重新武装”。
　　在历史和法理事实面前，高市不仅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收回谬论，反而变本加厉。这充分证明，其涉台言论绝非一时失言，而是蓄谋已久的公然叫嚣，是一贯政治企图的集中暴露。在日本有识之士看来，高市至少存在两个致命的误判。
　　其一，误判国际形势。日本《朝日新闻》社论尖锐指出，在美国努力稳定对华关系之时，高市缺乏“大局观”，严重损害日本外交利益。还有评论指出，高市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绑架美国为其冒险行为“买单”，不过是一场危险的政治豪赌。
　　其二，误判中国决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高市公开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越的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必然受到中方坚决回击。
　　“作为首相，却给国家带来危机。”日本资深政治家、众议员小泽一郎的批评，也道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忧虑。
　　（四）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押着惊人相似的韵脚。
　　回望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的谎言包装下，对亚洲邻国实施了惨绝人寰的侵略。从南京城下30万冤魂的哀鸣，到华北平原上“三光”政策下的焦土；从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的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到东南亚丛林中无数劳工和战俘的累累白骨……这段野蛮残暴的历史，成为人类文明永久的伤疤。
　　军国主义的本质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其内在逻辑是极端的民族优越感、对外掠夺的贪婪以及对武力的盲目迷信。它将国家机器变成杀戮工具，将普通民众裹挟进战争狂热，最终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把日本自身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今天高市等人的论调，与二战前夕日本军部煽动战争的逻辑何其相似！当年，他们鼓吹“满蒙生命线”，以此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如今，他们炮制“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试图将中国的神圣领土再次纳入日本的“安全防线”。这种地缘政治的贪婪，这种对他国主权领土的觊觎，这种“生存空间论”的翻版，无不散发着军国主义幽灵的腐朽气息。
　　如果说现实挑衅是军国主义幽灵的“借尸还魂”，那么扭曲史观则是其赖以生存的“精神毒蛊”。这绝非简单的无知，而是蓄意的歪曲；不是外交方面的失言，而是政治层面的阴谋。剖析其荒谬逻辑，对于认清日本军国主义本质至关重要。
　　所谓的“受害者叙事”，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嘲弄。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记忆上患上了严重的“选择性失忆症”：他们极力抹杀日军的侵略暴行，却利用广岛、长崎的核爆经历大打“悲情牌”，妄图完成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置换。这种逻辑本质上是对因果关系的倒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早已盖棺定论，日本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始作俑者。诚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所言，核爆终结了罪恶的战争，而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直接责任。
　　所谓的“侵略有功论”，则是美化暴行的无耻诡辩。右翼势力至今仍在兜售“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陈词滥调，试图将血腥的侵略粉饰为把亚洲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义举”。历史事实早已给出了响亮的耳光：仅在中国，3500万军民的伤亡、无数城市的废墟、数千万人的流离失所，难道就是所谓的“解放”？资源被劫掠、劳工被强征、文物被盗抢，这种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与杀戮，岂能用“共荣”来洗地？这分明是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
　　所谓的“切割历史责任论”，更是企图逃避国家责任的“政治赖账”。从安倍晋三声称日本人“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到高市加速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其核心企图是与历史责任作切割。然而，在国际法理与人类良知面前，这种论调根本站不住脚。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及《中日联合声明》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日本的国家责任是法定的、持续的，不因政权更替或时间流逝而自动消失。试图通过“切割”来卸下罪行，抛弃承诺，是对受害国人民的二次伤害，对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
　　12月1日，德国政府宣布将新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暴政下的波兰受害者。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铭记历史、正视过去，永无止境。”
　　同为二战战败国，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不仅在言语上认罪，更在行动上落实——严厉打击新纳粹主义，在学校教育中详细讲解纳粹暴行，向受害者进行实质性赔偿。正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言，以“审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确对待本国历史“不会失去朋友，反而将会赢得朋友”。
　　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对侵略历史的否认和美化，不是简单的历史认知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走向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个连历史都不敢正视的国家，何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五）
　　历史的审判台前，任何试图掩盖真相的谎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正义的聚光灯下，任何企图颠覆国际秩序的野心都将无所遁形。
　　一个在历史问题上拒绝深刻反省、在军事扩张上野心勃勃的日本，将是地区和平的最大不稳定因素。事实上，高市的倒行逆施已在日本国内、地区和国际层面引发强烈反弹。
　　于日本自身，高市背弃和平承诺，撕裂社会共识，令民众忧心国家将重蹈历史覆辙、再度深陷战火。多名前首相接连批评高市言论“轻率”“越界”；多党派议员和民间团体指责其背离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基本立场，称她“没有资格担任首相”；学界和媒体警告其鲁莽行径令日本外交陷入孤立、经济面临冲击；大量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集会，高喊“不要战争”。
　　在地区层面，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制造紧张、挑动对立，破坏确保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发展的战后国际秩序。俄罗斯外交部就此评论：“日方不仅不反省其近期言论的错误，而且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拒不承认二战结果。”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要求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展现真诚反省和负责任态度，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新闻发布组组长佐敏吞谴责高市对日本侵略罪行毫无悔意、不负责任，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指出高市言行“威胁亚洲和平，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挑战”。
　　世界范围内，高市妄图重拾日本以捏造“存亡危机”为借口发动战争的危险历史剧本，再次唤起国际社会对军国主义的惨痛记忆。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高市错误言论极具破坏性，无益于日本自身安全，更破坏整个地区安全。英国前议员乔治·加洛韦指出，如果日本想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定引发中国和世界人民愤慨。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认为，日本现政府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塞内加尔官方报纸《太阳报》等多国媒体刊文指出，这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极端政治操作”。
　　今天的世界格局早已不同往日，今天的中国也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始终致力于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绝不会有任何妥协退让。任何试图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都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80年前，面对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8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更有决心、有能力守护来之不易的正义与安宁。
　　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可亵渎。
　　从纽伦堡到东京，国际社会以审判的方式为那场浩劫画上句号，以法理的力量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基石。这一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思想内核，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为法律依据，凝结着数千万生命的惨痛代价，承载着“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共同理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绝不容任何势力肆意践踏。
　　和平发展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让和平与正义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