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5年08月15日

桂林保卫战：以寡敌众的殊死抵抗 　　□本报记者苏展 文/摄（翻拍）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末期。受挫的日本法西斯开始做最后的挣扎，疯狂调动侵略武装进攻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线，妄图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干线。1944年10月29日，日军开始进攻桂林。美丽的桂林城遭遇一场空前浩劫。
　　1944年10月28日—11月10日，中国守军以国军联合地方民团共不到3万人，为保卫桂林，与日军10余万兵力展开殊死战斗。这就是桂林人民至今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的战役——桂林保卫战。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再次翻开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历史上属于桂林的重要一页，一同回顾这场战役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
　　不到3万桂林守军面对日寇10余万精兵
　　1944年秋，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桂林因其扼守西南咽喉的战略地位，成为日军必争之地。当时，日军第37、第40、第58三个精锐师团及关东军部队10余万大军沿着湘桂铁路分兵南进，直扑广西北大门全州，压向桂林城。
　　“我家本在黄河边，鬼子打来逃南京。都城血泪仇未报，行乞长江别乡亲。幸有西南山河在，求生流落漓水间。桂林若是沦陷了，浪迹天涯到何年？”这是当时一支宣传队伍编的顺口溜，声调凄凉，道出了当时桂林城居民的处境与心声。
　　战云笼罩下，桂林民众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所有学校、团体纷纷兴起抗日热潮，各种宣传队伍上街演讲；十字街广场、阳桥、依仁路等处设有献金台，人民群众纷纷捐献，就连年长的乞丐、擦皮鞋的孩子、卖报的报童、人力车夫等都献上自己有限的所得；军队和民工在城郊挖战壕、修碉堡；机关、学校忙于搬迁，而许多热血青年都自愿留下，参加各种抗日组织，有的要求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改变桂林城防拨款计划，正在修筑的城防工事无法继续进行，蒋介石却依然给桂林守军下达了“死守三个月”的任务。
　　当时的桂林是广西省府，也是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的“大本营”。蒋介石这一通操作，明白人都知道他又在消极抗日，并欲借日本人之手削弱“新桂系”。于是，“李白”也决定“保存实力”，撤走了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决定“牺牲小部，保存大部”，以便将来继续与蒋争权夺利。
　　1944年9月12日，广西省政府发出第三次强迫疏散命令，要求全体居民马上撤出桂林城。昔日繁华的桂林城50万居民顿时疏散一空，战争的乌云笼罩在桂林城上空，只留下不到3万桂林守军面对日寇10余万精兵。
　　七星岩八百壮士殉国
　　几年前，电影《八佰》上线后成为近年最受欢迎的抗战影片之一。在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中，也有一段感人的“八佰”故事。
　　1944年10月29日，战斗首先在漓江东岸打响。留下的守城部队是国军第31军131师、第46军170师及地方民团。
　　战役开始时，日军从桂林外围的猫儿山、屏风山各线进行火力试探。负责镇守这一片的是国军第31军131师391团。随后，日军陆续增加兵力，凭借坦克、重炮和飞机的火力优势，以数倍之众持续对桂林守军阵地发起进攻。漓江东岸的阵地相继失守，漓江大桥被炸断，市区无法增援江东阵地。
　　391团残部和其他一些被打散的作战单位，加起来有1000余人，其中有伤员300多人，他们被迫撤离至普陀山七星岩内，于洞口构筑工事，继续抵抗。
　　此时，日军竟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发动化学战，释放大量毒气入洞内。洞内顿时成为人间地狱，毒气重于空气，呈气团状扩散，从高处流入岩洞。守军瞬间落泪、呕吐、呼吸困难，最终大多数人因毒气丧生，仅少数躲在深处幸免于难。1945年战后清理岩洞时，823具遗体姿态震撼世人：有的卧射，有的坐射，连长紧握马缰与战马同死，防毒排战士倒地仍保持警惕姿势……广西当局将搜寻到的823具烈士遗骸合葬在普陀山博望坪，碑铭“八百壮士之墓”。80多年来，“八百壮士墓”作为中华民族气节的象征，受到无数参观者的祭奠悼念，这里也成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三将军”的桂林绝唱
　　在七星岩中殉国的“八百壮士”主要来自国军第31军131师391团。当时131师除了391团，还有392团和393团。这两个团由师长阚维雍亲自指挥，负责镇守城北地区。
　　1944年，阚维雍44岁，家中有一妻子，育有三儿一女，上有八旬老父。当他接到桂林守城的命令时，知道自己此去凶多吉少，但同时他又是义无反顾的。
　　战役打响后，阚维雍亲临前线指挥杀敌，打退敌人数次进攻。由于敌众我寡，战力悬殊，我军多处受挫，伤亡惨重。
　　1944年11月9日，当800余战士被困死七星岩洞中，桂林城已经被敌人渗入。此时外无援兵，情况紧急。这天下午，城防司令官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当晚突围，弃城而去。阚维雍却提出不同意见，他不愿弃城，建议改变战术，调整部署，继续守城，誓与桂林共存亡。但此建议并不被司令官接受。
　　会议结束回到师指挥所后，阚维雍选择举枪自尽，悲壮殉国。他留下的绝笔诗这样写道：“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桂林保卫战发生在抗战末期，当时国民党军队经历了不少大规模战役，无论输赢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对于有经验的高级将领而言，一场战役的风险是可以预估的。面对桂林保卫战这一双方实力相差如此之大的战役，当时许多将领产生“恐日”情绪。在开战之前，桂林城防司令部的组建也并不顺利。但这里面却有一位将领是主动请缨要求上战场的，此人叫陈济桓。
　　陈济桓是“桂系”中的一名老将，只是在43岁那年，他因不慎坠马伤足，变成跛脚。抗战时期，因跛脚不便出征，他常引以为憾。在桂林保卫战爆发前，他的职务是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负责为前方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此时，陈济桓主动请缨守卫桂林，家中夫人分娩在即，他留下一封家书写道：“……吾无以报国，惟有五尺长躯耳。桂林存我存，桂林亡我亦亡。吾意已决，不成功便成仁。”他叮嘱妻子：“生下来的孩子，无论男女，我若守城胜利取名‘可卫’；若桂林失守我亦战死，孩子取名‘可伟’。”
　　桂林城防司令部决定突围那天夜晚，陈济桓率领随身官兵数百人向桂林西郊进发，突围过程中被敌人发现，陈济桓不幸左臂和面部中弹倒地。卫士们拼死将其抢回隐蔽地，欲给其包扎伤口，但他却示意不必了。他自知身受重伤不可能再随队突围，那样只会给战友们增加负担。他掏出一支钢笔和一张名片，写下遗言：“职口臂受伤，不能脱离阵地，决定自杀成仁，免受辱。”并印上鲜血指模，交给身边黄姓卫士，然后掏出随身配枪，扣动扳机，子弹射向自己右侧太阳穴。与阚维雍一样，陈济桓以这样的方式以身殉国。他是桂林保卫战中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参与桂林保卫战的将军里，年纪最小的是吕旃蒙，湖南省零陵县(今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他年少即有志从军，曾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后又进陆军大学深造。1944年，当吕旃蒙接到调任31军少将参谋长随军驻守桂林的命令时，他欣喜若狂。此时他39岁，家有一妻一女，女儿刚4岁。
　　如上文所述，桂林保卫战因“蒋桂”之间的博弈，导致临战之前军队将领调动频繁，面对这九死一生的战役，一些将领是想着办法调离前线，国民党上层也是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亲信和爱将调离桂林。当时，作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打算将吕旃蒙调到宜山上任。然而，吕旃蒙却拒绝了上级的好意，反而向上级请求“驻守桂林，与敌决战”。
　　临行时，他向妻子周成益告别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我这次与日本鬼子作战，死了也是光荣的。”并表示，此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如果自己牺牲了，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会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1944年秋天，日军逼近桂林，周成益随十六集团军工读学校避到三江少数民族地区。11月桂林失守，每天都有撤下来的部队经过三江，周成益便每天带着孩子在路旁等候吕旃蒙回来。日日等，夜夜盼，她最终却等来了丈夫牺牲的噩耗：吕旃蒙率部与日军血战，最后战死在德智中学（今桂林三中）附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位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于桂林普陀山博望坪修建了三将军墓、纪念塔和纪忠亭，以供后人瞻仰。新中国成立后，“三将军”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场无法忘记、不能忘记也不敢忘记的战役
　　1944年11月10日，桂林城陷入敌手。桂林，成为抗日战争中我国最后一座沦陷的省会城市。
　　敌人侵入桂林，开始大肆破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内城外尸横遍野。
　　毒气等化学武器在国际上早被明确禁止使用在战场上，而日军侵占桂林期间，不仅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杀伤性毒气，对无辜的平民百姓亦使用同样狠毒手段。据统计，日军侵入桂林期间，在城区内外使用毒气杀人的惨案不胜枚举。如位于市郊的临桂县属五塘洞村山寨，在1944年11月日军的一次扫荡中被毒气致死超200人，有10余户人家全部被毒死，在庙岭马埠江村附近一处岩洞熏死躲在洞内的村民74人；在阳朔，日军在观桥岩塘村硝岩用毒气熏死27人，在竹桥熏死26人，在笔架山熏死14人；在平乐老虎岩熏死10多人，在东宫岩熏死20多人。这些史料都是日军杀害桂林民众的有力罪证。
　　日军对待俘虏极不人道，俘虏每日要做10个小时的修路、修桥及掩埋尸体等工作，夜间还要服侍敌人做烧水、洗澡、洗衣等奴隶工作；日军有时还将俘虏手脚捆绑，置于地上，将饭菜放在较远处，逼迫其匍匐就食，形同畜生一般，敌人以此取乐。每到一处，妇女常被轮奸至死，抢劫民财更是常事。
　　桂林地势山多洞多，许多百姓躲进山洞避难。敌人每搜罗山洞时，多用火烧洞口，入洞后又是一通“清洗”，有时就干脆于洞外施放毒气入洞，将人活活毒死在洞内。
　　敌军撤退时，破坏更甚，居然专门成立了带编制的“烧杀队”，每到一处，便肆意烧杀。“烧杀队”工作后，还有“检查队”。这个“检查队”专门负责检查“烧杀队”工作是否做得够彻底，若任务完成不达标，还会受到处分。
　　沦陷之前，桂林城有房屋5万余栋，而此役之后，仅剩余400余间，房屋焚毁达99%，繁华桂林几乎一夜“归零”。
　　桂林被占领后，桂林人民从未停止过对侵略者的反抗。在中共桂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桂林先后建立了十支抗日武装队伍共700多人，与日寇作战50次，共毙伤日军140余人。
　　1945年7月，桂林沦陷近8个月后，中国军队发起了收复桂林的战斗。由汤恩伯指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0军和第94军各一部，从7月初开始以钳形攻势，分别由西北及西南方向向桂林推进，先后切断日军南至梧州的水陆交通、北入衡阳的铁道，逐个击破日军外围据点，并成功于当年7月27日收复了桂林。桂林在沦陷200多天后得以光复，成为中国最早光复的省会城市，并且是唯一在日本投降前由中国军队主动收复的省会城市。
　　这就是桂林保卫战的前后经过。即使这一段历史已经被反复述说无数次，但每每提起，依然令人愤恨不已。而日军在桂林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整个中国抗战历史中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场至今我们都无法忘记、不能忘记也不敢忘记的战役。反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是沉溺于仇恨，而是为了在深刻地理解苦难与辉煌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让历史的灯塔照亮我们通往和平、尊严与繁荣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