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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湘沙
　　如前所述，1234年，这是个风云际会的特殊年份，称得上是南宋历史的一个节点。之前一年，蒙古军进占金朝南京。这年正月，宋将孟珙率军2万，配合蒙古军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完颜守绪自杀，金亡。一下子两个大敌皆去，内有给邹应龙带来屈辱的史弥远，外有骑在南宋头上百余年的金国，邹应龙的心情应该是舒畅的。嗯，处江湖之远，亲历流离失所之痛，旁观天下大局，也观了十年，是该出山了。这个时候距离邹应龙离开桂林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1219年，接邹应龙班的是江西人胡槻。
　　这胡家不简单，胡槻的老爹胡泳曾一路跟随被贬中的父亲四处流浪，和张栻差不多，奔波中也得了一身学问。胡槻的爷爷胡铨，更是南宋名臣，当年也是硬扛秦桧，公开请求皇帝斩秦桧头的硬汉子。胡槻的弟弟胡榘，也当过正部级领导，官至尚书，只不过因为跟史弥远走得太近，后世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不好轻言。
　　胡槻帅桂期间，还牵出过另外一个名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对桂林的影响力一点不比胡槻小。这个人叫刘克庄，南宋著名的诗人、词人和评论家。胡槻请他来桂林做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刘克庄却也在桂期间留下了七八十首诗词作品，不是一般人。向胡槻推荐刘克庄的，是刘克庄的福建老乡方信孺。你看看你看看，那段时间，好像哪里都有方信孺的影子，到处都能见到福建人的影响力。

铁打的桂林流水的官
　　从1219年胡槻来桂林接邹应龙的班，到1234年金亡，这十五年间，南宋西北边局势相当复杂。虽然桂林远离蒙金战场，但你要说一点都不受影响，那也不太可能。俗话说唇亡齿寒嘛，唇不亡，漏点风，牙齿也会酸得让人直咧嘴。
　　实际上，蒙古觊觎金国地盘之初，南宋很多有识之士就看到了其中潜在的机会，认为联蒙抗金是个不错的办法。但如你所知，宋朝皇帝一届不如一届，麾下臣子也在争权夺利或者观念相左中消耗掉了大量人力物力，都认为自己才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方，争的是这个！而在选择是和是战之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台，双方谁也没有占到便宜，倒是扎扎实实地便宜了别人。
　　蒙古人最初的策略就是想联合南宋干掉金国，毕竟宋金两家是世仇。蒙古遣使通南宋，最早是在1214年，也就是嘉定七年，成吉思汗派了三人带着文书和地图来试探南宋。在古代，给地图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我把这些地盘送给你，你派兵配合我打仗。打谁？当然就是打西夏、西辽和金国了。大概在1205—1218年间，这是成吉思汗发动对邻国侵掠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包括三次征西夏、伐金和灭西辽等战役。在这期间与南宋暗通款曲，其用意很直接：哪怕你做做样子，在东南方向给我拖拖这几家的后腿，那我也好打很多。但是当时南宋的守将不敢接受，开禧北伐败了还没几年呢，没有皇帝或者当权宰相的授意，谁敢跟金国的敌人亲密接触？
　　1214年，是桂林老大管湛和赵崇宪交接班的那一年。管湛和赵崇宪估计不知道这回事，隔得太远。此时，管湛和赵崇宪的注意力应该还主要集中在广西边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包括赵崇宪之后的邹应龙也是。但是当时读书做官的人，信息来源渠道还是有的，所以才会有1224年的时候，守孝三年的邹应龙重新复出，已经可以跟宋理宗侃侃而谈该如何经营和蒙古以及金国关系的问题了，并且深得宋理宗赞许——1224年的时候，正是成吉思汗派使臣到临安的那一年。之前一年，南宋曾正式派遣苟梦玉出使蒙古。也是从那以后，双方使者开始往来不断的。
　　这个时候，蒙古的诉求只是想跟南宋联兵伐金。学者认为，这本是一个有利于南宋的好机会，奈何经历了数次北伐失败的惨痛经历后，怯懦的南宋不仅不能善用这一机会，反而首鼠两端，将自己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和金则鞑疑，交鞑则金疑，交金、鞑则山东疑”（这里的山东指的是李全乃至于所有叛蒙仇金而归降于南宋的所谓“北人”）。这也怕，那也怕，一副忍气吞声还有点小心思的俏媳妇模样，抬不起头来，只能在感时伤怀的情绪中唉声叹气，坐秦淮河两岸，看青春的流逝。
　　除了看不清金蒙的形势外，在对待来附的北方人民一事上，朝廷也不能妥善安置以壮大自身实力，确实做得很差，让以宋人血统自居的这些人心里头拔凉拔凉的。这一点上，在桂林当过领导的方信孺是有远见的。之前我们就聊过，山东李全因缺粮聚众造反，当时已离开桂林前往真州任职的方信孺看到了其中的关窍，便秘密派人走海路赠送粮草，以德服人，让李全看到了希望，因此归附宋廷。此后李全率军与金兵作战，屡立战功，方信孺的识人之明和大局观着实让人钦佩（李全后来与蒙古作战兵败又叛宋，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里面未尝没有南宋朝廷的责任）。不过方信孺此举引起了朝臣的猜忌，毕竟当时方信孺只是地方官员，碍于情况紧急，是先斩后奏的。所以，按当时南宋朝廷的德性，这还了得，还有王法吗？加上后来方信孺弹劾豪吏，被倒打一耙，最后被朝廷训诫，又是连降三级。天不怕地不怕的方信孺除了坦然以对，也没什么办法，只好返回莆田故里，并终老于此。此事不得不让人感慨，当时的皇帝和朝廷里，都是一帮什么人啦。
　　1227年，成吉思汗征伐西夏，蒙古军的一支部队在攻破金国临洮府后，顺手就南下拿下了南宋的几块地盘。史家认为，这实际上揭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蒙古人心想：哟，意外之喜啊，看来这南宋不太给力嘛。
　　1231年的时候，窝阔台遣使速不罕入蜀，要借道伐金，并且索取军粮。看得出来，这态度明显已经和1224年的时候不一样了。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四川方面还硬扛，甚至杀了速不罕，但在成吉思汗儿子托雷的威逼下，后来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就彻底怂了，还派人充当向导，带领托雷顺利通过了汉中。你看看你看看，南宋朝廷办事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该软的时候被冷风吹得硬邦邦，该硬的时候偏偏又被热风吹得软不拉叽的了。
　　这段时间，桂林倒是没什么大事，桂林老大的位置也一直在按照惯例走马灯似的换着人来坐。但隔岸观火，暗流涌动，积贫积弱的大局，也未必不让这些来自江浙地区的老大们心有戚戚焉。如前所述，邹应龙之后是胡槻，胡槻之后有钱宏祖，钱宏祖之后来了赵崇宪的弟弟赵崇模，然后是丁黼。丁黼干了一届后，端平元年，也就是1234年，金朝没了，南宋的宰相史弥远也没了，腾出手来的蒙古军队的箭头也正式对准了宋朝。所以，这段时期，桂林倒是混出了另外一副模样，后花园谈不上，更像是整个南宋的大后方。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聊这些故事之前，我们倒不如先聊聊胡槻的胡家，以及胡槻引进的人才刘克庄。

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
　　按照前人的记录，胡槻，“字伯圆，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铨孙。宁宗嘉定二年（1209）为江西转运判官。七年，为淮西总领。十四年，知静江府。十六年，除广西经略使。有《普宁志》三卷”（《全宋诗》）。
　　但关于他何时到桂林，还有其它的古籍记录，比如《全宋文·卷六四三八》中说胡槻“嘉定四年为江西运判，又为都司。嘉定十二年以右文殿修撰、经略安抚使知镇江。官至尚书”。
　　这两条记载，在胡槻何时来桂林的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偏差，记者更认可后一条记载。一是今天桂林龙隐洞里有胡槻的题名石刻，上面写道嘉定十四年的时候，胡槻已经有经略安抚使的衔头了；二是在《南宋制抚年表》一书中，清楚地记载了嘉定十二年（1219）的时候，胡槻已在静江府任上。
　　但是，就这些？
　　确实就这么多了，关于胡槻的记载，最多只能看到其它史料中旁敲侧击地提到他在桂林期间“有政声”。要不然，就是在众多提到胡铨的文章中，三番五次地看到胡槻的名字，而且，只是因为他是胡铨的长孙，人家才肯多费点笔墨说他，也是挺落寞的。
　　这也没办法，不管是他爷爷胡铨，还是他老爹胡泳，甚至他弟弟胡榘，历史上确实都要比胡槻的名气更大。比如说这爷爷胡铨，就号称“南宋四大名臣之一”。
　　胡铨不简单。建炎二年（1128年）考进士的时候，宋高宗曾亲自出题考大伙，胡铨应对御题问到的“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时，回答说：汤、武顺从民众而兴起，桀、纣顺应天道而灭亡。现在陛下起于干戈锋镝之间，外乱内讧，而策问臣下数十条，都质问于天道，而不倾听民众呼声……
　　外乱内讧？不倾听民众呼声？这就相当耿了，真敢说。
　　胡铨随后还在文章中说道：现在的宰相不比过去的晏殊，枢密、参政又不是过去的韩琦、杜衍、范仲淹……
　　这篇答问长达一万多字，说得是慷慨激昂，有理有据，把高宗看得都惊到了，心想这是大才啊，一度打算把他列为第一名。第一名是什么？状元啊。但说多错多，你把当朝宰相和枢密、参政都贬得颜面扫地还无法反驳，也太耿直了吧？你让别人以后怎么开展工作？于是就变成了第五名，状元郎的身份就此和胡铨擦肩而过。
　　胡铨此后在地方当小官的时候，张栻的老爹张浚设都督府，推荐胡铨任湖北仓属，但胡铨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去。这有点奇怪，因为张浚一辈子都在想着怎么跟金国干仗，收复失地，和秦桧的主张完全不同，而这恰恰和胡铨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干嘛不去呢？不过，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胡铨后来被贬，儿子胡泳一路跟随，连海南岛都待了好多年。这倒是和张栻一度跟着张浚到处流浪、到处求学的经历如出一辙。
　　1138年，金国遣使跟南宋谈判的时候，秦桧是主张议和的，甚至不惜卑躬屈膝。在一众反对议和的臣僚中，胡铨是言辞最为激烈的一个。他请求高宗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最要命的是，他还在奏疏中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宁愿投东海而死，也决不在小朝廷里求活。这语气，那是一点都不给高宗和秦桧留面子啊。
　　胡铨这篇奏疏后来被江湖广泛流传，就连金人也高价购来此书，看后连连称“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不过，在秦桧看来，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罪不可恕。大袖一挥，诏令除名，贬送昭州（今桂林平乐县）管制——总算是和桂林扯上了关系。这一次责罚虽然在其他大臣的周旋下，并未真正落实，而是改派胡铨去了广州监管盐仓，算是保住了公职。但以秦桧阵营的德性，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胡铨，于是，我们看到胡铨不停地被人弹劾，一路向南，最后在1148年的时候，被贬到了海南的三亚。我们都知道，当年的三亚可不是今天的三亚。这胡铨也算是够凄惨的了，因为再往南，除了跳海，就没地方可去了。
　　胡铨在海南待了八年，直到秦桧死了之后，才被允许在衡州监视居住。此后又过了五年，又才解除管制，获准随意居住。这一通打压，一压就是二十三年，直到宋孝宗上位后，胡铨方才重新进入体制内。
　　进入体制后，胡铨敢说话的耿直性子一点没变。在中书舍人任上，张浚的儿子张轼被赐金紫，胡铨一点没客气，直接命人收缴，并上奏说，不应当这样对待勋臣子弟。要知道，当年张浚曾经推荐过胡铨，算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你不合规矩的事情，老胡才不管你那么多呢。
　　胡铨各种各样的议论文还有很多，往往能引经据典，针砭时事，言辞锋利，堪称一绝，连后来的元朝宰相脱脱都说“张九成之策，胡铨之疏，忠义凛然”。正是因为这一桩桩的事情，让后人称胡铨为南宋脖子最硬的江西人。
　　在议论文的写作功力上，胡槻显然没有达到他爷爷的高度。胡槻的弟弟胡榘，虽然官做得比胡槻还大，当过工部和兵部尚书，但在这方面也是不及爷爷的。有学者戏言，这老胡家的政论功夫，大部分气运都被胡铨占了，留给后人的自然就少之又少。
　　不过，胡榘的名气还是要比胡槻大。一是一路做官很顺，也做得大；二是在庆元主政时，胡榘浚东钱湖、编四明志、兴办教学、修建郡城，惠政泽民，民立庙祭祀，尤其是大力修治浙江境内最大的淡水湖东钱湖，惠及百姓，至今仍被当地人称颂；三是胡榘被认为和史弥远走得太近，为“四木三凶”中的一员，因此被后世不爽史弥远的人所不齿。
　　看上去这是笔乱账，既能被民众立庙祭祀，又被归入史弥远得力亲信的“四木”之一，这里面有多少弯弯绕，到底该如何评价胡榘这个人，还真有些难办。鉴于胡榘本人没来过桂林，我们这里就不聊他了，但他在史上确实比胡槻有名。
　　实际上，就连胡槻、胡榘两人的老爹胡泳，也比胡槻有名。胡铨早年被贬到海南岛的时候，六岁的胡泳是一路跟着的，因为从小聪颖，后来被与父亲同列四大名臣的李光看中。当时被贬海南的李光把孙女即次子孟坚的次女李桂许配给他为妻。这是一段佳话，印证了那句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么看起来，总的来说，这老胡一大家子人里面，好像胡槻最不起眼。但在桂林人眼中，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要亲切得多。毕竟胡槻曾经在桂林工作过，关于他的记载虽然少了点，但真要较起真来，总还能找到他曾经留下过的痕迹的。更何况，他引进的人才刘克庄，史上那么有名的一个人，又让桂林人多了很多可以聊的话题，胡槻至少也是个伯乐嘛。此外，北边局势混乱复杂，能保持桂林这个大后方的稳定，哪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政绩，胡槻也算得上有功之人。就像人们在谈论山水的开发问题时，有一种观点颇让人深思，所谓最好的开发，就是不开发。
　　关于刘克庄，我们后面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