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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记者 李晋荣 周仕兴 王瑾雯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这是作家巴金抗战期间在桂林写下的文字。
　　1938年，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炮火席卷大半个中国。大好河山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瓦砾参差、人烟萧索。斯时，边陲小城桂林，因交通区位之故，暂时免遭兵燹。发达的造纸业，比“陪都”重庆宽松得多的政治氛围，使桂林暂时成为文化的归乡。
　　“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此时来到桂林的田汉，更像一名威武的军人。
　　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只田汉，郭沫若、茅盾、巴金、欧阳予倩、夏衍、艾青、胡愈之、范长江、马君武、梁漱溟、李四光、何香凝、徐悲鸿等，纷纷加入战阵。
　　进步文化人犹如候鸟，会聚到当时政治气候适宜的桂林。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4年，桂林会聚的文化名人不下千人。桂林书店、出版社林立，报纸、刊物琳琅满目，文化团体宛如雨后春笋，被誉为“抗战文化城”。
　　下面这组数据，更能佐证这一称谓：49家印刷厂月排字量超4000万，2000余种图书在桂林诞生，仅文艺书籍就超千种。书店、出版社激增至20余家。今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均在此扎根。《救亡日报》《大公报》等11家报刊开辟“漓水”“南方”“救亡木刻”“音乐阵线”“半月新诗”等各类专栏，茅盾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就是在桂林出版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在桂林成立。除新闻界，文学、艺术、戏剧、体育、教育各界也纷纷在桂林成立抗敌协会和组织。这些遍布桂林各条文化战线的组织，引领着成千上万文化工作者和民众，形成了一条强大的文化统一战线。
　　在这样的沃土中，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文化人怀着国仇家恨，在桂林筑起一座座抗敌的文化堡垒。他们以笔为枪，以舞台为炮台，将每一个文字、每一节音符、每一幅画卷，化作射向敌人的子弹。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段饱含着炽热爱国情感的诗句，就是艾青1938年在桂林写就的。
　　在桂林，艾青还曾写下《死难者的画像》《纵火》《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诸多饱含国仇家恨的诗作，声讨日寇累累恶行，引领民众燃起不屈的战斗豪情。
　　抗战期间，作家巴金曾三次来到桂林。他用文章记录日军侵略铁证：散文《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和《写给读者》，小说《火》《还魂草》……真实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当时面临的巨大灾难。
　　他在《做一个战士》一文中，为文化战士做定义：“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下转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