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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苑
　　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外交家，他的文学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他也是一名忠诚刚毅的革命英杰，面对侵略者，他奋勇抵抗，彰显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就是司马文森。
　　在桂林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库里，司马文森和他的著作资料被展示在墙上。作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被载入桂林红色文化史册中。
　　从17岁就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到抗战时推动战时文艺运动、领导武装力量，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从事党的对外宣传、对外交流工作，司马文森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豪情。
　　柳亚子曾为他题诗：“伟矣文生社，扶余霸业同；文章推司马，意气属元龙；民众翻身起，幼小革命雄；青年能韧造，影响到无穷。”
　　郭沫若也为其题诗：“薰风解愠海之涯，任辇南来文毁家。后乐先忧吾岂敢，平生志趣在兴华。”

　　胸怀大志，从菲岛童工到“左联”战士
　　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1916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劳动人民家庭。1928年，12岁的他就跟随家人到菲律宾做工，备尝劳动的艰辛。1931年回国后，他就发奋读书，想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命运。
　　高中时期，司马文森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互济会”。1932年，他参加共青团，任共青团泉州特支委员会委员，以笔为枪，在多家报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193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刊地下党《赤色群众报》，传播革命思想；领导南区农会，组织武装斗争，干扰国民党对闽西苏区的围剿。
　　1934年秋，泉州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司马文森身份暴露后转移到上海。经左联党团与厦门中心市委核实，他参加了“左联”法租界党小组，任组织干事，负责暨南大学和江湾农民文艺小组，成为“左联”最年轻的战士，逐渐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1937年，司马文森在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工作，负责职业青年和学生团体的救亡活动。是年8月，《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司马文森成为这家报纸的撰稿人、记者、编辑，直至1941年停刊。1937年底，他随救亡日报社同仁转战广州，与文艺界友人一起创办抗战《壁报》总站、文艺通讯员总站，发起文艺通讯员运动，倡导、组织抗战报告文学的写作，揭露敌人暴行和汉奸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弘扬抗日英雄事迹，将抗战文艺的种子播撒到工厂、农村、战壕，组织民众同仇敌忾共同抗战。

　　结缘桂林，点燃激情岁月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在广州从事救亡运动的司马文森于1939年春转移到桂林，在这座美丽城市续写他的激情“战歌”。
　　到达桂林的第二天，司马文森便接受了党的安排，到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担任指导员。当时，桂林的文化抗战氛围，让司马文森激情澎湃，他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文艺事业中。
　　在桂林期间，司马文森大力支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的工作。该协会自1939年10月成立以后，司马文森连任六届理事会理事，分别担任出版组、组织部、儿童文学组负责人。文协桂林分会发起组织的各项活动，司马文森都事无巨细，带头参加。当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时，他和夏衍等人分别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上著文表达愤怒之情。
　　为了培养文艺青年，协会曾主办了两期文艺讲习班，司马文森主讲了《文艺写作过程研究》等专题。他还积极参加文协桂林分会发起的“保障作家合法权益运动”，和茅盾、田汉、胡风等一起被推选为九人领导小组成员，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对其压制民主、破坏宣传和出版自由的罪行，从而保障了作家的创作自由和合法著作权益。
　　除了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他还热心参加各进步文艺团体举办的座谈会，及时指导、推动桂林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他应邀参加戏剧春秋社主持的《国家至上》《包得行》演出座谈会，出席文艺创作社熊佛西主持的“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

　　情定桂林，创刊《文艺生活》
　　因为工作的关系，司马文森在桂林结识了同样投身抗战宣传洪流的革命战友雷维音。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加上身处桂林这个美丽浪漫的地方，于是两人互生好感，情定桂林。
　　1941年7月1日，司马文森和雷维音结为革命伉俪。9月，抗战时期的重要文艺期刊——《文艺生活》在桂林创刊。司马文森担任主编，妻子雷维音则是他的好帮手，承担了文稿的初选、初校等工作。《文艺生活》始终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并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因内容丰富、立场坚定，深受读者拥护，尽管有国民党严苛的图书审查，但销量从创刊的4000册，两年内激增近20000册，成为国统区抗战进步文艺的一面旗帜。期刊封面上的手写刊名——“文艺生活”，即是郭沫若所题。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一刻千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剧作，都是在《文艺生活》上初次和读者见面的。
　　1941年，桂林乃至整个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出现低潮，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更好推动下一阶段的文艺工作，司马文森以文艺生活社的名义，主持召开了“1941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并邀请田汉、邵荃麟、艾芜、宋云彬、杜宣、许之乔、孟超等诸多在桂林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到会。大家各抒己见，为当时桂林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出谋划策。那次会后，司马文森将座谈会记录认真整理，并全文发表在《文艺生活》杂志上。全文既是对1941年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的回顾、总结，也对新的一年文艺运动指明了方向。
　　对于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事业，司马文森也是一名热心者。1940年，他具体负责文协桂林分会出版部儿童组工作后，紧接着就在当年的11月、12月两个月中，主持召开了“当前儿童读物之优缺点”“儿童文学座谈会”“儿童戏剧座谈会”“儿童戏剧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的会议，并撰文批评轻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工作的错误倾向。例如，他在《夜记》文中谈道：“少年读物的编纂供应问题，现在似乎又重新地引人注意了……不过，我们也不应以它的量的众多为满足，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质是否已经比从前提高了，能否满足我们青少年读者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带头创作了《菲菲岛梦游记》《渔夫和鱼》等一批童话故事，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1943年国民党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文艺生活》被停刊。1946年，司马文森在广州复刊《文艺生活》，雷维音得到父亲支持，承担了四万元开办费，才得以复刊。

　　在桂五年多，创作兴盛时
　　司马文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均有佳作，而尤以小说的成就最为卓著。他一生中共创作7部长篇小说、10部中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6部童话故事，而抗战时期便创作了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集4部、童话故事5部。其数量之多，不仅在其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他的文学作品内容有的揭露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腐败，抨击封建恶势力，有的反映伟大的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表现年青一代的成长，还有的表达平民百姓的爱情生活。
　　作为我国报告文学写作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司马文森在报告文学写作上独树一帜。《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给予他高度评价——“他的特写、报告文学注意写人，表现手法类似小说；他摘取的是大时代急剧变幻中的某一片段或细微的事件，采取的是散文形式的写法，因此富有自己的特色”。
　　身处战乱年代，司马文森的文章是在日寇轰炸下的紧张繁忙工作之余写成的，他认为：“我们这次的抗战，意义非常重大，每一片段、每一细节的记录，只要它是真实的，都足以作为历史纪念碑的珍贵材料。自己既生活、呼吸在这动荡的气息中，且又是力所能及的，替历史留一点痕迹，供今后抗战史家参考，似乎也很必要。”因此，即使在混乱的局势中，他宁可丢掉其他东西，也要把稿件背着跑。
　　据不完全统计，司马文森的文学创作中，有近400万字是抗战纪实文学。《抗战时期司马文森在桂文学创作成就》一文这样评论：“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散文、战地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创作方式，在战时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仍成为文学史上有价值的战时报告文学中的名篇之一，对促进我国文学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在桂林的五年多时间，是司马文森创作的高峰期。他以在广东、广西以及四战区的经历、见闻，写下大量抗战纪实文学作品。茅盾评价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战斗力、有现实感。此外，他在桂林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在桂林短短的五六年，他创作发表了上百篇（部）作品，出版了17部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集和中长篇小说及童话故事。
　　1944年，湘桂撤退，根据南方局指示，司马文森带领桂林文化支部的同志撤离桂林，到桂北融县、罗城一带与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青年挺进队。他把国民党散兵统战整编为抗日别动纵队，和本地的自卫队协同作战，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他又赴广州继续革命事业。
　　1949年9月，司马文森成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并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党的香港文艺、电影、新闻出版、对外宣传工作十年，曾在香港担任《文汇报》的主笔兼社长。1955年开始，先后担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亦文亦武，拿起笔能写，拿起枪能打，始终冲锋在前。因此，司马文森不仅被视作文化大家，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革命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