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4年07月12日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本报记者 杨湘沙

　　如前所述，北宋初期，最令今天桂林人上心的人物，余靖算一个。
　　余靖作为主力，解决了侬智高的造反问题。当狄青们敲着得胜鼓、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返回中原花花世界后，偏偏余靖被留在了桂林修城墙。狄青有没有公报私仇的成分在内？这种可能性很大，你要说一点都没有，记者都不敢相信。毕竟早年余靖就在皇帝面前讲过狄青的坏话，说他一武将而已，打打杀杀可以，但要治理一地，力有不逮，弄不好还会添乱。
　　从这件事情来看，狄青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你不是说我只会打杀嘛，那好呀，我打杀完了，你余靖全才，厉害，那你就留在桂林打扫战场吧。于是余靖又在号称岭南“瘴痢之地”的桂林呆了些年头。所以说，东西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离地三尺有神明，雁过留声，谁知道你说过的话，当时是没事，过得十几二十年，人家会不会一直惦记着、再来个秋后算账呢？余靖在这上面是吃了些亏的，但是有苦难言啦，所谓有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在狄青的强势面前，陈尧叟算是摆正了姿态：既然吃了黄连，就装哑巴呗。
　　然后，陈尧叟算一个。
　　作为史上最显赫家族——三兄弟，三个进士，两个还是状元——之一的陈家老大，陈尧叟在桂林干了不少实事，尤其是在改善桂林的医疗卫生环境，并且在给桂林百姓指明种植苎麻的发展方向上，到现在都还被桂林的有心人念叨。
　　离开桂林后，陈尧叟职业生涯最高峰的时候做过宋真宗的宰相——陈家这三兄弟，有两个当过宰相，不服不行啊——但对于桂林人来说，陈尧叟的这个宰相，远不如清朝陈宏谋的宰相那么亲切，毕竟陈宏谋本身就是桂林人，和陈尧叟这非典型桂林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倒是陈尧叟曾经担任过的群牧制置使一职，可能更让桂林人上心。
　　开创马政第一人
　　群牧制置使。
　　制置使这个官名，现在没有，但在当年，却经常出现，大抵就是一个部门的首脑。顾名思义，又制又置的，既立规矩又负责置办，有钱有权，当然，也会有势。
　　群牧制置使，是群牧司的长官。群牧司，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部委办局的下属机构，负责全国的畜牧业——在当年，主要业务就是战马的培育和交易。这个群牧司是景德四年(1007年)设置的，听上去好像不痛不痒的一个部门，但考虑到这是历朝历代首次设置的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部门，而首任正职就由陈尧叟来兼任，也足以说明陈尧叟在宋真宗心目中的地位了。
　　北宋时期，太祖、太宗两朝战事频繁，到了宋真宗这里，也不能例外。事实上，整个宋朝包括南宋在内，不管是所谓的外战还是内战，都没怎么消停过，因此部队对军马的需求一直很大。经过仔细考虑（也许没怎么仔细），宋真宗就让时任枢密使的陈尧叟兼任了个群牧制置使的位置。按照有关学者的考证，在中国职官史上，陈尧叟首开了制置使的先例。后因他以枢密使加平章事的任务过于繁重，一度免去了制置使的职位，但军马戎事是国之根本，一段时间后，宋真宗觉得别人办不好这事，又把陈尧叟叫了回来。
　　陈尧叟是个负责任的人，他没有辜负真宗的期望，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还真把本可以由副使主持的工作一力揽下，除了拟订群牧司日常工作的相关条例外，还著有《监牧议》这样高屋建瓴的法律法规条文。陈尧叟此举首次系统性地建立了宋朝的马政。所以，专家曾经指出，如果要谈宋朝马政的规制，当首谈陈尧叟。而一说到宋朝的马政，这里面又离不开桂林在其中的地位。
　　北宋后期的军马业，与唐朝时期相比，其实已经下滑得很厉害。一是北边和西北的几个养马基地都归了别人，二是宋朝丢了北边的大片土地，又没能力拿回，善于审时度势的众多官员包括皇帝在内，更关注的是如何过好眼前的日子，马政自然是被耽误了的。
　　大势是这样，但门面总还是要撑一撑的，所以，当时曾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奋战在一线的边军缺乏战马。好马不是没有，有啊，全在禁卫军那里，也就是皇帝的身边，离前线很远，距红尘很近，虽然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但是威武、光鲜啊，足以光耀大宋的门楣。
　　当然，这种乱象主要出现在北宋后期，当然也包括南宋在内。实际上，在北宋初期，朝廷对马政还是相当重视的，管理起来也颇有成效。作为第一任群牧司老大，陈尧叟功不可没。至于后面的混乱局面，原因有很多，但陈尧叟已驾鹤西去，怪也怪不到他头上了。
　　北宋马力得益于此
　　纵观历史，中原王朝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对峙中，兵力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在马力上总是略逊一筹。要知道，长期与中原王朝相爱相杀的，是一群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粗野的汉子和奔驰的骏马，这注定了塞外民族在骑兵环节上，与中原人相比有着巨大的天然优势。每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或许不缺兵，但一定少马。怎么办？先天不足，后天来补呗。
　　比如说，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初期，时常会出宫逛逛兜兜风，但手下想找几匹毛色一致的高头大马来拉车都找不齐，就很尴尬。痛定思痛之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霍去病卫青大军与匈奴决战漠北时，除了拥有十四万负责冲锋杀敌的骑兵外，连后勤部门专事运输的马匹都以十万计，帝国强大的国力和马力这时已经站得住脚了。
　　再比如说，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的时候，手头不过千余匹战马，搞得李渊不得不拉下面子和突厥人亲热，然后突厥人一高兴，就给了两千匹突厥战马。好在李渊的民族成分本就很西北化，因此在交往过程中，并没有种族歧视的心理障碍让他为难，而得到的两千匹突厥战马，更是意外之喜，让李渊父子得到了翻倍的收益。
　　李渊的儿子们中，李世民是带兵打仗最多的一个，他除了知道手下大将的重要性之外，对胯下马力的重要性也深有体会。哪怕是后来主要精力放在执政上，了不起跟魏征打打嘴仗，已经甚少跟外面干仗了，李世民还是不忘发展国内的马政。据悉，贞观末年的时候，帝国的战马已经有七十万的存货，就问怕过谁？
　　到了赵匡胤兄弟这里，情况起了变化，有好有坏。
　　坏的是，幽云十六州不在辖下了，没有办法像汉唐帝国那样拥有北方广袤的牧场，马业自然大受打击。好处是，赵家兄弟并非刘李那样白手起家，赵匡胤可是从他的老东家北周皇帝那里接手了不少好家底。据悉，在统一战争中，赵家兄弟也是发了不少横财的，光是吞并北汉的过程中，就缴获了四万余匹战马。
　　有钱哪会嫌多？太祖太宗之后，到了真宗这里，马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在原来的飞龙两院基础上，增设群牧司，统筹全国的马事。其次出台了很多细化的规定，从法律意义上规范了群牧司的工作。
　　如前所述，群牧司的首任长官，就是陈尧叟，这个曾经前后十余年不断出入桂林的广西转运使。按史料记载，真宗时期，曾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考核、奖惩措施，比如说“死亡率十分之三以下给予赏钱，四分五分以上不赏，八分以上定罪处理”。又比如说为出自南方的马匹建造凉棚、挖掘深井，并在保护牧地、牧草方面出台详细的规定。再比如说，严惩那些敢于残害牧马、偷盗马尾的人……真的细之又细，能读完都算你有文化。
　　牧马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让北宋初期的马政执行力度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对马匹的繁衍生息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面，我们隐约能看到陈尧叟的手笔。据悉，真宗时期，宋朝存栏和在外奔驰的马匹总数量接近三十万，虽然尚不能和汉唐时期相比，但已经是个庞大的数目了。
　　南宋岭南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毫无疑问，宋朝初期，陈尧叟为帝国的马业发展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宋朝的马事经营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但是国营马场的弊病，机构庞大，冗员过多，成本居高不下，尾大不掉，依然让宋朝的马政和宋朝的朝政一样不可避免地在尚未攀上最高峰，就开始走起了下坡路。尤其是到了南宋后，当北方为金人所据，西边又有西夏人所迫，作为重要交通和战略物资的马匹，其传统来源已基本被彻底切断时，这一尴尬局面更是愈演愈烈。怎么办？
　　这个时候，南宋统治者把目光瞄向了西南方向。“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桂林本不产马，但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次又成为了南宋马纲的焦点所在。
　　据《桂林交通发展史略》一书记录，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当时的提举广西峒丁首先上书朝廷，建议在广西求购马匹，随后又请求朝廷买广西战马运送到首都临安。因为“比岁不逞之徒，多以金银市马，鬻于群盗，故马踊贵”，使得“神武诸军皆缺马”。于是在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令广西经略司从韶州拨款30万缗在广西购买战马，分为八等，最佳者高度超过四尺七寸，价格定为十五千，高四尺一寸为最低等，价格定为十三千。结果总共买到1500匹，其中以300匹赐岳飞，200匹赐张俊，1000匹运送到临安。当时广马也有十分驵骏的，能日行400里，但价格昂贵，达黄金20两。官方有定价，故只能望而却步。绍兴七年(1137年)，广西给南宋朝廷进献出格马（即比上述八等马俊者）十匹，皇帝留养一匹专用，十分赏识，对待从说：“朕所留一匹，几似代北所生，广西亦有此，马之良者不必西北马知”。此前在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曾赐名将韩世忠广马7匹，可见宋高宗所言诚为可信：广西有良马……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大抵可以知道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当时民间包括盗匪在内，有很多人买马，而且买就买吧，还哄抬物价，搞得军方缺马——真是无语凝噎，却道天凉好个秋……南宋时，国力弱到了这等程度？
　　盗匪买马可以理解，民间买马干什么呢？之前北宋时不是这样的，起码首都的马匹供应还基本正常，百姓出行，富裕一点的，甚至可以打个“马的”——多少可以解释一下民间买马的用途。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也就是说，当时在京师乘坐出租马，最远大概也就一百文而已——今天在京师打个的，不出城的话，估计要不了这个价？据说，当时普通人一天的伙食费在二三十文，看来，能打上马的，也不是一般人。
　　其次，从1133年开始，朝廷开始从广西买马，谁叫中原的马贵呢？广西马分八等，最好的为四尺七寸。按照宋尺约等于0.31米来算，四尺七寸约等于一米三。这个高度是符合宋朝能打仗战马要求的。至于差一点的，拉货或者配给非主力部队，也聊胜于无。
　　第三，当时广西马确实不贵，最好的马也不过十五千，约相当于十五两银子。而当时由国营马场养出来的战马，一匹的成本普遍在五百两左右，高下立判。
　　第四，广西马矮是矮点，但综合素质并不差。宋高宗“广西有良马”的话不可全信，毕竟下面的人可能有偷梁换柱博老大高兴之嫌，但给名将岳飞三百匹马，再怎么偷怎么换，可能都挨不起这个成本吧？辛弃疾到潭州（今长沙）当知州时，也曾到广西买了五百匹战马，算上路费和其他开支，一共花了五万两银子。相当于一百两一匹，也算是豪横、舍得下本了。
　　所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南宋时期，岭南的马市蔚然成风。虽然主要交易都发生在南宁地区，但往中原走马，还是绕不开桂林。当时朝廷所买的军马，首先要送到广西的首府桂林，经严格验查合格后，才能运往首都临安。毕竟1135年的时候，曾经突发过瘟疫，所有的马全部“疫死”，教训十分深刻。
　　无论如何，因马市而带来的大量货币的流通，与当时的盐政一样，给广西和桂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助力。聊宋朝时桂林的经济，除了陈尧叟开创的苎麻产业链以外，南宋的马纲显然也是绕不开的。
　　此马非彼马
　　按照谢启昆的《广西通志》记录，岭南（主要指广西）自产小马，每匹的价格十余两上下，真不贵，质量跟江浙、湖广两地所产马差不多。但设在南宁的马市，从大理等西南地区交易来的马匹，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大理地连西戎，故多马”，虽然和广西有交易，又以广马的名义卖去朝廷，但“其实犹西马也”。而宋朝初期，西马可是宋朝战马的四大马种之一，身材高大，即使和大理马杂交，可能平均身高略有下降，却又继承了大理马耐力持久的基因，怪不得在当时颇受南宋军方青睐。
　　关于大理马，这里面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既然叫大理马，那南宋王朝通过广西和大理国交易的必定是大理马。这话既对也不对，因为宋朝拿到手的确实是大理马，刚开始，广西的官员也确实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到大理和当地进行交易。但有趣的是，这些大理马，后来都过了一道手，而且并非大理国商家的手。这过一道手的，是一个名叫自杞国的小国家。因为做中间商赚差价，而且服务工作做得到位，这个小国家由俭入奢，经济起飞，富了一百五十多年，直到蒙古军队到来才最终消失。
　　自杞国成立于1100年，刚开始只是在大理国和宋朝之间苟且偷生的一个小国家。但自杞国的皇帝很会来事，先是向北宋称臣，然后励精图治，很快就混成了西南仅次于大理国的二哥。后来得知北宋灭亡，自杞国又第一时间向南宋称臣，见风使舵的速度相当快。宋高宗决定在广西大批购入马匹后，在南宁开设了马市，还在正常的四司之外专门设置了提举买马司这个机构。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还算顺利，但到了后来，大理那边就不怎么配合了：马，我们是卖的。送货上门，我们是不干的。南宋也没有什么办法，但南宁到大理的路实在太难走了，费时费力，成本居高不下。
　　这个时候，自杞国嗅到了商机。他们告诉宋朝人，我们也有滇马，马种和大理马一样，质量有保证。最重要的是，大理人不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但我们可以。毕竟，从地图上看，自杞国就横亘在南宋和大理的领土之间，而且，自杞国人善走山路，送货成本极低。于是，自杞国从大理国大批量购入大理马，转手卖给南宋，成为了大理和宋朝的中间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自杞国走上了一条快速发财致富的金光大道。
　　据说，最高峰的时候，自杞国把握了南宋在岭南地区四分之三的马匹交易额度，每年贩给宋朝的大理马多达1500匹，现金结算可以，用盐、帛来抵马钱，也不成问题，相当的灵活。
　　这个自杞国所在的位置，大部分在今天的贵州省境内，实际上，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就曾将自杞国命名为贵州，据说这也是贵州省的由来。
　　广西的马市，曾经一度造福了当时的贵州，这可能是今天很多人都没想到的。当然，一报还一报，后来蒙古军队灭大理攻击广西时，自杞国帮广西硬扛了六年，也令人唏嘘不已。
　　至于开宋朝马政先河的陈尧叟，这回显然又得到了我们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