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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文军

　　黄埔策源在桂林
　　1921年12月，孙中山督师北伐，于王城设大本营。当时的桂林，集结了粤、滇、黔、赣、闽、桂等省的军事力量，大部分军队在孙中山抵桂之前已经驻扎数月之久。由于军人素质良莠不一，多次出现骚扰地方、强占民房，甚至军人火并的事件，而旧桂系在被粤军击败后，很多部队化身为匪，劫掠村镇，百姓苦不堪言。12月9日下午，桂林市民500余人开会商议后，至大本营向孙中山请愿，陈请事项13条，其中就有收抚溃兵土匪和明令驻桂各军退出学校商店民房等。孙中山表示：“方今之政府乃中华民国人民之政府。政府受制人民之下。无异于人民之公仆，人民所请愿之事，政府当尽力为人民办之。”
　　面对北伐情势和市民请愿，孙中山把整顿军队、加强军人革命精神培养，提高到了关系事业成败的地位。
　　一天后，12月10日下午，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千余人在王城礼堂召开欢迎会，桂林各界绅民列席者百余人。在这次军民联席的欢迎会上，孙中山作了《军人精神教育》的重要演讲。
　　孙中山指出，军人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孙中山认为，革命若要成功，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今日而言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他以苏联为榜样进行了对比，认为苏联军人的信仰是革命成功的关键，中国军人当效法之：“试观俄国新政府，彼之革命发生，尚在我后，其成绩较我为优”“彼俄国之新政府，名为劳农政府，实即农工兵政府，其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吾国今日之军人，倘亦具有主义及目的，决心改造新中国，其效果必在俄国上”。
　　而军人精神的三要素，为智、仁、勇。“智”，在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务、知彼己”，认清军人卫国卫民的职责。“仁”的目的是救国救民，不是忠于一人一姓。“勇”即“长技能”“明生死”，熟练各种军事技术，“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他号召北伐军将士发扬智、仁、勇的军人精神，肩负革命重任，完成救国救民的非常大业。
　　孙中山在桂林整军过程中进行的军人精神教育，对团结教育北伐军队，提高官兵思想觉悟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北伐军中的热血青年如叶挺、叶剑英、张发奎、薛岳等，数年后在北伐战争中崭露头角。时任军官教导团教官的叶剑英亲耳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深受启发，抗战初期，他在《忆孙先生在桂林》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在争取、教育、改造旧军队方面所做的工作：“要领导这些军队，要团结这些军队，去和北洋军阀进行坚决的战争，就必须给这些军队的将士，以政治上的教育。使他们知道革命军队与普通军队，在政治立场上、战略战术上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给他们注射一些新的血液，树立新军队的精神。孙先生在桂林对各军将领所进行的精神讲话，是每一个统帅所当服膺的。受过孙先生亲口训诲的人们，在当时也许有些人不十分了解孙先生精神训话全部的真义。在今天看来，特别是十多年来，不断的在革命斗争中工作的同志，自然会深深的知道孙先生的大智、大仁、大勇，已成为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创造新中国的人民所朝夕奉行不倦的真理了。”
　　12月下旬，孙中山在大本营接见了由张太雷陪同来桂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条建议：第一是改组国民党为紧密联系工农群众的政党；第二条就是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为革命奠定武装的基础。孙中山对这两条建议当即表示赞同。
　　可以说，马林以苏联革命经验，提出创办军校的建议是非常切中时弊的，也与孙中山的军人精神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对当时中国的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催生了黄埔军校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事政治学校。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于广州，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为加强对黄埔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蒋介石将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及苏联顾问高和洛夫、鲍罗廷等人的演讲、训词亲自选辑，汇成一书，请孙中山作序。孙中山没有作序，而是将其在桂林演讲的《军人精神教育》录于卷首代序，这篇演讲稿因此成为统一学员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出版后，该书作为政治教育第一部教材，发给全校官生研读，“此后黄埔精神之铸成与发扬，实基乎此”。
　　孙中山在桂林四个多月时间，以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桂林人民，国民党桂林支部由几十人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桂林进步青年追随孙中山，踊跃报名参加，黄埔第一期500名学员中，桂林青年就有10多人，其中包括黄锦辉等优秀的中共党员。
　　百年风云，回望初心，无论是孙中山桂林整军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对黄埔精神形成的影响，还是马林在此首次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忠于理想信仰的军事干部的最初设想，以及桂林人民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崇敬和追随，桂林，都堪称黄埔军校的策源地。
　　黄埔办校在桂林
　　17年后，黄埔终于再次与桂林结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落户桂林。第六分校的前身是新桂系在南宁创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又称南宁军校，主要为培养桂系的军事干部。1937年7月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抗战前线急需大量兵源，更需要一大批中下级军官。此时全国军事政治已统一于中央政府，在南宁的第一分校易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校长，委任俞星槎为分校主任。分校各期的学员亦按总校的排序冠名，招生范围也从广西扩大到全国，并招收归国华侨青年。
　　1938年1月，日军4次空袭南宁，南宁分校校舍、营房几被炸毁，并造成人员伤亡，全校人员疏散到乡下，教学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乃奉命迁往桂林李家村（今奇峰镇）。李家村是清末广西新军的营地，革命先驱蒋翊武、蔡锷均在此工作过。营地依山傍水，地势平坦，相思江蜿蜒流过，山麓有很多天然岩洞可供防空，是部队学习训练的好地方。1938年初，南宁分校将校部及步兵队先移桂林李家村，并开始建筑校舍。部分学员在柳州的江西会馆、粤东会馆等处训练学习。李家村新校舍落成后，留驻柳州的学生也全部迁至桂林校部。1938年3月初，黄埔各分校重新排序，南宁分校改称第六分校。第六分校历任主任均为中将，分别为：俞星槎（1938年3月至1938年底）、黄维（1939年初至1940年初）、黄杰（1940年5月至1942年12月）、甘丽初（1943年6月至1944年秋）、冯璜（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
　　桂林李家村校区建成后，相思江以东的部分叫东营房，是入伍生的营地；河西部分叫西营房，是学员队的营地，东西营区以浮桥(后改石桥)相连。该校址能满足两个总队约3000人的学习训练用。但遇学员人数超过容量时，则营房场地仍不足安顿，六分校因此在平乐设有教学区，平乐至今仍有黄埔路，为当年六分校学员创建。
　　第六分校的一大特色是华侨和回族青年多。尤其是回民大队，自第15期开始，每期都面向全国招收回族青年入校训练，人数300至600人不等，在当时全国军校中绝无仅有，这是白崇禧以“兴教建国”的名义，向蒋介石请示设立的。首期回民大队共有600余人，被编为第六分校第15期第6总队第2大队。此后至1945年第六分校被裁撤，连续招收了五期回族学生，共计有2000多人。这些回族子弟毕业后被分配到抗日前线，不少人光荣牺牲，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六分校的在校学员不仅学习军事技能，还参加了军事实战。豫湘桂战役中，1944年5月，第六分校第19期学生军，在甘丽初主任的率领下，于龙虎关阻击了企图进犯广西的日军，歼敌300余名。
　　衡阳沦陷后，桂林全城疏散，第六分校西迁，先迁至宜山怀远镇，再转移至凌云县。抗战胜利后，第六分校奉命裁撤，至1946年夏裁撤完毕，第六分校结束其历史使命。从1938年至1945年，第六分校毕业生共12660人，其中包括陈光舜、黄辛波、吕永久等中共党员。

　　黄埔遗痕在桂林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黄埔军校第六分校搬离桂林80周年。对于发展飞速的中国来说，80年的时间已经是沧海桑田，我们还能搜寻到当年的黄埔遗痕吗？
　　当年与黄埔有关的建筑，如北伐大本营孙中山元帅官邸、第六分校营房等，均已无存或者改建为新建筑，不过，在桂林的一些崖壁之间，还保存有黄埔遗痕。
　　1.俞星槎题第六分校校舍落成纪念石刻
　　石刻刻于雁山区奇峰镇原黄埔六分校东营区、李家村东南一片较为平整的天然崖壁上，宽155厘米、高277厘米。碑面仅粗錾，表面凹凸不平，字口雕刻较浅，又有局部石材崩落，辨识、拓印不易。现能分辨的内容为：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校舍落成，官生□□□务□□植树纪念。
　　　　　　　　　　　　俞星槎题
　　俞星槎(1893—1940)，原名咏裳，浙江东阳人。1916年8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38年3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一任主任，6月授陆军中将军衔，12月改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参谋部(参谋长林蔚)副参谋长。1939年10月赴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级参谋室主任。1940年6月30日在重庆因车辆坠崖身亡。其子俞渤为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飞行员，后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12月驾机起义回到人民怀抱。
　　经过数月紧张施工建设，1939年1月，李家村校舍正式落成，在柳州进行入伍训练的第15期学员步行回到桂林，全体教官学员一起进行校园扫除并植树纪念，当时俞星槎虽然已经卸任了第六分校主任，改任桂林行营参谋部副参谋长，但仍以分校建设者的身份，在分校旁边的山崖上题刻了这件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摩崖石刻，这标志着黄埔军校正式落户桂林，并开始源源不断培养军事干部，为抗战前线输送各种军事人才。
　　2.罗卓英题“介石岩”石刻
　　就在俞星槎题第六分校校舍落成纪念石刻上方、半山腰的一个山洞岩壁上，有罗卓英题刻的“介石岩”摩崖石刻，石刻宽302厘米、高70厘米。内容为：
　　介石岩。民国卅三年，罗卓英
　　罗卓英(1896—1961)，原名东蕃，学名卓英，广东大埔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毕业，参加东征、北伐及西征，屡立战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参与指挥淞沪会战、南京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1941年以第九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身份指挥上高会战，几乎全歼日军第34师团，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1942年4月，罗卓英任远征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入缅协助英军作战。1943年末军委会组建东南干部训练团，系为接受美援、训练陆军各级军官使用美式武器而设，蒋介石自兼团长，罗卓英任教育长，负责具体的团务工作。干训团团址亦设在李家村，与第六分校相邻。
　　罗卓英任东南干训团教育长期间，曾邀请参加西南剧展的抗宣九队在李家村岩洞内演出《杏花春雨江南》，并为西南剧展捐款二万元。当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亦是东南干训团团长的蒋介石多次来到李家村，为此，罗卓英在第六分校旁某山洞岩壁上题刻“介石岩”，并赋诗。
　　3.“中山顶”石刻
　　既然黄埔军校的校长有了纪念石刻，作为黄埔军校创始人的孙中山自然更不可少，从“介石岩”往上攀登直至山顶，一块镌刻着“中山顶”三个大字的石刻赫然在目，这件宽约2米的石刻位于山顶无遮无挡，风化严重，字口已经非常浅(甚至导致“顶”字填色错误)，而且上下款被人为凿掉，只能依稀看出上款的“中华民”三字，不过从罗卓英的“中山顶”题诗来看，这件石刻显然刻于第六分校时期，而且很可能也是罗卓英手笔。诗云：
　　危亭孤耸插苍穹，五岭峨峨指掌中。
　　登顶一呼天下应，昂头四顾众山崇。
　　风云动荡看奇变，河岳英灵仗反攻。
　　东望紫金山色黯，收京拨雾誓精忠。
　　从诗句内容来看，“登顶一呼天下应，昂头四顾众山崇”，显然，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和黄埔军校的创始人，在国军将领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巧合的是，三件第六分校摩崖石刻大体位于同一座山，石刻位置却有意无意地有高低之分：俞星槎题刻位于山脚，介石岩位于山腰，而中山顶位于山顶。分校主任、军校校长和黄埔创始人，就这样通过石刻的上下关系，呈现出不同层级的身份地位。
　　没有结束的结语
　　黄埔军校是近现代中国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桂林与黄埔的渊源，其实远远不限于以上内容，黄埔一期的桂林籍学员黄锦辉、李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烈士，秦霖、吴展等桂林籍的著名抗日英烈也出自黄埔。第六分校首创的回民大队和招收的众多华侨学员，体现了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各民族各群体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凝聚成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些都是百年黄埔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经验。
　　新时代的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爱国、革命”黄埔精神，团结凝聚包括广大黄埔同学、后代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大义为先，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图①：“中山顶”摩崖石刻。
　　图②：孙中山(右三)出席粤、滇、赣三省军人欢迎会并作《军人精神教育》演讲，左三李烈钧，右二胡汉民。
　　图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鸟瞰。
　　（本版图片由尹文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