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4年05月11日

天生丽质难自弃 □本报记者 杨湘沙 文/摄
　　如前所述，公元971年，赵匡胤的大将潘美指挥军队从韶州长驱直入攻克广州，擒获南汉王刘鋹，押送京师。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潘美就平定了岭南。随即朝廷任命潘美与其副手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使。五月，任命潘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972年，潘美兼任岭南道转运使，虽然可能驻扎在广州，但依然与桂州有脱不开的关联。按照史书记载，这一年，土豪周思琼纠聚民众依仗海域叛乱，潘美讨平他们，岭南于是安定了下来。
　　从此，桂州正式进入了赵宋时代，而这个赵宋时代，按照学界的考证，桂州在岭南的地位和各方面的发展，要比盛唐时更上一层楼。

　　唐之道，宋之路
　　我们知道，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王霸之气侧漏，虎躯一震，大杀四方，各路豪强大部分都被纳入麾下。但也有不服气的，需要赵匡胤亲自到场或者派任务下去，因此还是比较忙的，无暇顾及疆域区划。到了他弟弟宋太宗这里，也还是没有大的改变，就像唐朝初期沿袭很多隋朝的政策一样，太宗为方便管理，也是将全国划分成道。当时共有十三道，即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这个时候，广东和广西还没分开，全部属于岭南道。
　　如你所知，道，是唐朝的制度设计，各道长官为观察使。
　　起初，观察使是京官，由朝廷御史台派遣，用来监察地方行政，后来在地方待久了，才渐渐演变成了地方首长。不过，唐朝中叶以后，朝廷式微、藩镇做大，各地藩镇所辖之地虽也称道，但机构设置早已破败不堪，道已名存实亡。
　　在适应了一段时间后，宋太宗在道的基础上，将天下重新划分成路。路的设立、演变，也有个过程。到997年，始定天下为十五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这个时候，广东和广西终于分开了，自成一体，而且，从当时的地图来看，广西的疆域明显要比广东大，因为偌大的海南岛，此时也在广南西路的辖下。那么，作为广南西路老大驻地所在的桂州，它的重要性显然比唐朝更加显赫。
　　1020年，宋朝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增至了十八路，真宗将西川、峡西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等四路，江南路分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
　　1074年，机构再次扩大，增至了二十三路，神宗将淮南路分为淮南东、西两路，陕西路分为永兴军路、秦凤路，京西路分为京西南、北两路，河北路分为河北东、西两路，京东路分为京东东、西两路。
　　1105年，徽宗将京城开封府设为京畿路。至此，大宋天下共有二十四路。
　　这也是老套路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吃官家饭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机构只会越来越臃肿，不多挖些坑，那么多的萝卜往哪栽？
　　当然，学者分析认为，就总体而言，相较唐之道，宋的路兼顾了地理、经济和人文的差异性，划分更加科学也更为实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北方，南方国土得以进一步细化，北宋的江西、福建等地已和今天的版图非常接近。此外，将吴越地区独立为两浙路，以皖南及周边徽文化核心区为江南东路，淮河下游为淮南东路，这在地理、风俗、语言、经济形态上，对今日区划仍有很大的影响。
　　资料记载，宋制，路在朝廷之下，州、县之上，承上启下，位置显赫。每路有四套班子，设有四个司：转运使司，简称漕司，长官为转运使，负责财赋；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长官为提刑官，负责刑狱；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长官为常平使，负责仓储；经略安抚司，简称帅司，长官为安抚使，负责军事。
　　据悉，这四套班子四个司都是中央派出机构，各司长官也并非地方官员，而是京官。在地方，四司之上并没有领导机构或个人，四司分别对中央相应部门负责。如此设置，路的财、政、刑、兵等分属不同机构和个人掌管，互相尊重，但也可以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权力中心，也就不会对中央构成威胁。四司长官中，以转运使最为显赫，地方财政赋税都掌握在其手中，并由其转运到朝廷——从潘美在担任山东南道老大的同时，还兼任岭南道转运使，大概可以知道朝廷对转运使的看重——同时，宪司和仓司还保留监察官员的职责，因此路也被视为监察区。
　　简言之，相比较汉之刺史、唐之道，宋之路的最大特点是，分责设立、独立行事、无中心化，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
　　宋朝建立以后，岭南也不能称作一块安居乐业的胜地，毕竟民族矛盾依然存在，阶级剥削不可避免，文化冲突也没有彻底化解。所以，大规模的战争没有，但小范围的争夺却此起彼伏。
　　比如说侬智高自立为仁惠皇帝，就给赵宋王朝带来过不小的麻烦。虽然赵氏强大，很快将侬智高的影响力消弭于无形之中，但这次农民起义所带来的冲击，也不得不让赵家重新思考对岭南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
　　根据史料记载，平定侬智高之后，北宋王朝为了加强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除了穷兵黩武以外，也采取了很多更见效的怀柔政策，“参唐制，析其部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推其雄长者为首领……”一套世袭的土司制度就此成立——说到底，也还是以夷制夷的老套路。
　　平定侬智高的是狄青。
　　狄青这一仗打完后，“诏狄青分广西邕、宜、融为三路，用武臣充知州，兼本路安抚督监，而制经略安抚使于桂州”。按照本地学者的考证，到了这个时候，真正的老大，已经不是四大班子中的转运使，而是握有兵权的帅司老大——经略安抚使。
　　经略安抚使多以文臣充任，又兼掌军事，故一般称为帅臣，而桂州，就是宋朝时帅府所在地。桂州，就此成为广南西路的帅府所在地，这种地位，显然已经比唐朝时更为重要。

　　时也命也，舍我其谁
　　宋代的桂州北连湖广中原，西通云贵大理，南达雷琼交广，既是广南西路的帅府所在地，也是水陆交通枢纽。
　　说到水路，自然离不开灵渠。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灵渠命运多舛，总是在使用、年久失修、再次修缮的宿命中不停地轮回，就和中原的政权更迭一样。1059年，李师中任广西提点刑狱时，意识到了灵渠的重要性和现状的不堪，便和众多前任一样，又开始了整改工作。按照清嘉庆五年辑《广西通志》记载，此时的灵渠，“岁久石窒舟滞”，南北漕运受阻，李师中便“发遣县夫千四百人”，并“与石怀玉、孙约等亲率其徒，燎石以攻，既导既辟，作三十四日乃成废陡门三十六，舟楫以通”。都用上火攻之术了，目的是消石拓宽河道，还建了三十六道陡门，灵渠显然比以前更好用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水运的成本低啊。当时广东的海盐，由珠江溯桂江运至桂州，不仅供应整个桂北地区，而且由灵渠入湘江，能北销到湖南永州衡阳等地。至于其他货物的流通，也要依托灵渠的通畅。南宋时，朝廷更是明令兴安、灵川两地的知县兼管灵渠，灵渠要是有问题，那可是要打板子的，被人诟病，参一本，丢官不算，脑袋都有可能不保。这下算是把灵渠正式纳入财政支出了。
　　各种外力的综合推动下，整个宋朝时代，桂州的水运十分忙碌，也极大地促进了桂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师中主持修缮的灵渠，比过往的灵渠水利工程更加完善，让当时桂州的地位也因此更上一层楼，成为宋朝出兵镇压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反击交趾入侵提供物资支援的后方重要基地。这一点，跟唐朝时相比，其军事地位已经完全不同——毕竟唐朝时，从名义上来说，交趾（今天的越南）还属于中原王朝的版图。
　　有宋一代，驻扎桂林的帅府成为广西最为重要的军事机构，虽然名称偶有变化，但其职权、地位始终没有多大变化。这个时候，在桂州乃至广西主政的老大，已经从当年的被贬官员变成了真正拿得起、有担当且正当年的实力派官员，这些官员的到来，显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桂州的经济文化军事发展。广南西路和帅府的设置，让桂州由一个岭南郡县小城，跃升成了广西会府，变成了岭南大都会。而在这当中，我们总是能隐隐约约感受到兴安灵渠的影响力。
　　这是水路的力量。
　　实际上，到了宋朝，桂州的陆路也有了长足进步。这一点，我们也许从中国古代的邮驿制度的演变中看出些端倪。
　　为了政令畅通和官员、军队往返，作为国命之所系，历代中央政权都高度重视邮驿的管理——没办法，在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纸质文件或者口谕的传达，还真的只能通过邮驿，而邮驿系统的效率，往往能决定很多大事件的走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实行接力传递，毕竟当年的欧洲一个人跑完全程马拉松报捷，充其量也就四十多公里，但中国的版图何其辽阔，跑死十个人都可能还没出省，这肯定不行。为了提高效率，接力传递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但是接力传递也增加了很多中间环节，这就需要有专门的管理机制来做保障。据载，秦朝的接力通信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次行”，也就是按路途的远近依次传阅——呵呵，也不怕别有用心的人以讹传讹？或者方言不同，上千里的路途过后，话还是原来的话吗？所以，就有了第二种方式“以邮行”。也就是将文书交邮，通过接力传递发往指定地点。为此，秦朝还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通信的法律：行书律。对文书的传递程序和制度作出了严格细密的规定。
　　汉代的制度基本沿袭秦朝，由于文书多为竹简，体积大重量沉，因此由马车运递，到东汉时，因为战事频繁，为了提高效率，以快马代替了传车，虽然运载量下降不少，但速度确实有了质的提升。据悉，车传每天只能跑七十里，一个马拉松全程都不到，但马传就不一样，一个昼夜能跑三四百里。
　　可以这么说，邮驿的盛衰与封建王朝的兴亡是相互依存的，路通才能政通，政通才能人和嘛。隋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邮驿的繁荣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完善的邮驿组织。驿路四通八达，制度和法律系统完备，据学者统计，盛唐时全国共设驿一千六百三十九个，从事邮驿的人员两万多人，规模空前。有意思的是，隋唐时期，按照朝廷的规定，官员间可以互通私信，对官员之间借邮驿之便附寄私信采取的是默许态度。这也算是官员的一种福利吧，柳宗元在柳州混得凄凉的时候，向朝廷大佬抱怨，是否也假公济私了一把？
　　到了宋朝，邮驿制度又在前朝的基础上有了不少改进。
　　这些改进措施里，最大的变动就是将邮和驿进行了专业的分工。驿所（馆驿）成了招待奉使官员的机构，官员持驿券，按职位高低享受不同的待遇。单人间，还是通铺？有得扯。当年柳宗元去柳州任职路过桂林的时候，曾在城北的望秦驿住过，但那是唐朝，很有可能住的是通铺，应该没宋朝时这么好的待遇。而且可以随意在墙上留诗，显然管理制度也没那么严。
　　与驿所相对的机构叫递铺，专门负责传送官方文书。史料记载，宋朝以前，邮驿是由百姓负担的一种差役，到宋朝时则以临时工也就是辅兵取代，并组成专门的邮递机构，也就是递铺。按照传递邮件的紧急程度，递铺的业务分成三种：步递、急脚递和马递。这和当年我们的邮政加急快递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种业务，构成了宋朝规模庞大接力传送的专业通信网络，当中马递的速度最快，据说一天最快能跑五百里，在一千多年前，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速度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宋代驿馆又属于交通系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并非仅用于邮递。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套行之有效的驿馆管理制度，比如说驿馆所有应用物品全部造册，张榜公布，让过往使用者共同监护；再比如说，严禁官员长期占用馆驿房舍，禁止越级谋取待遇，无故在馆驿逾期逗留，都要挨板子，甚至流放一年……据史料记载，当时桂林著名的桂林馆，规模宏大，就建在静江府治西面。这是广西都会之府的驿馆、官方的招待所，“四门之大可以方轨，庭之广可以合乐”——这明显要比望秦驿奢华很多。柳宗元曾经住过的那个驿站叫望秦驿，到宋代时已经更名为桂城驿，明代则改称东江驿。
　　总的来说，一个地方的兴盛，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地理位置，二是外部大环境。
　　灵渠的进一步修缮，让桂林的水路交通重回巅峰状态；而宋朝完善的邮驿制度，尤其是驿馆的完善，让桂林的陆路交通也呈现出与过往层次完全不同的繁华。至于外部大环境，这里面可能与边疆少数民族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有关——当然，脱离中原版图的交趾环伺在侧也是重要因素，时有骚扰，常令中央政府咬牙切齿不已——这当中，侬智高的起义，应该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重要事件。侬智高横扫两广地区，虽然最后败在了狄青、余靖手里，但这也让宋朝皇帝开始重新思考堪称宋朝大后方的广南西路的战略布局。这个时候，有战略纵深，又有水陆交通便利的桂州，自然就成了朝廷在岭西的战略大本营。
　　时也命也，桂州就此横空出世。其重要地位，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基本上都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