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4年03月05日

聚焦桂林经典系列报道之六 桂海碑林：千年辉煌石上看
　　□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
　　众人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殊不知桂林石刻也堪称甲天下。东晋以来，无数文人墨客、士大夫慕名来到桂林，登山临水，把转瞬即逝的灵感刻入山石。2500余件摩崖石刻、造像、散碑，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等30余处名山洞府，使桂林成为全国石刻数量最多的城市，也让“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的说法成为业内广泛共识。“诸山无一处无摩崖”绝非虚言。
　　在这些石刻中，最久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首推由龙隐洞、龙隐岩两处石刻组成的桂海碑林。摩崖殆遍、壁无完石、碑刻如林、精品如云，桂海碑林犹如一扇小窗，从中可窥见桂林长达1700余年的灿烂石刻史。
触摸崖壁上的历史静脉
　　“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岭南，题名、赋诗，摩崖殆遍”“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100多年前，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对桂林石刻给予了高度评价。
　　桂海碑林是桂林石刻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小东江畔七星公园月牙山瑶光峰南麓的龙隐洞、龙隐岩石灰岩峰岭上，古刻苍苍，壁无完石，仿佛一位白胡子的说书人，把过去千年间在桂林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曾任广西转运使的朱晞颜曾这样评论：“桂林岩洞，龙隐其最也。”石壁玉立、泓澄萦纡，加上有龙的传说，龙隐洞、龙隐岩自古都是文人墨客览胜抒怀之处。
　　唐宋时期，小东江水流充沛，文人墨客通常会乘舟沿小东江顺流而下，从南口进入龙隐洞中。再舍舟登岸，拾级而上到龙隐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欣赏两岸的奇山秀水，也可以临溪而坐，对饮新茗，吹奏丝竹管弦，感受山水清音之雅。这些，都有石刻为证——
　　宋治平元年(1064年)仲冬廿七日，广西提点刑狱余藻同转运判官孔延之、前安抚司勾当公事姚原道、新知龚州丁錞一起兴致勃勃游览了龙隐岩并留迹石上：“自寿宁院抵庆林观，少休风洞，上登栖霞洞，却下漾楫，泊龙隐岩，肴觞啸咏，日薄西渡。”
　　摹刻于龙隐岩上的《宋景通黄继道等七人龙隐岩题记》，则记录了古人游览龙隐岩后依依不舍分别的情形。那是宋绍兴庚午(1150年)农历九月十六日，黄继道等七个朋友“饯别于翛然亭。饭罢，游龙隐岩，过栖霞洞，登山临水，离思黯然，抵暮还湘南小酌”。
　　到了宋嘉定三年(1210年)，龙隐洞南边建了平亭（今已不存），宋代龙隐岩附近建起了释迦寺、骖鸾亭、环翠阁等建筑，明代建了怡云亭，龙隐岩和龙隐洞一带的游览内容更丰富了，也吸引了更多名人雅士到此地寄情山水，留痕石上。石刻群中，经典精品众多，如李渤、范成大之诗词；颜真卿、黄庭坚之书法；元晦、朱熹之文赋；吴道子之丹青作品等。
　　数据显示，龙隐岩、龙隐洞有唐至民国时期石刻213件，其中唐代1件、宋代111件、元代1件、明代42件、清代26件、年代无考32件。密密麻麻的石刻，将一个个历史横截面生动地展示在了今人眼前。
　　除了题诗作赋记叙雅集，龙隐洞、龙隐岩还见证了重大的历史时刻。借助它们，我们才得以触摸得到数千年华夏悠久历史的静脉。
　　龙隐岩内有一块《元祐党籍碑》，记录了发生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一次激烈的党派斗争。崇宁四年（1105年）宰相蔡京当权，他以反对旧党为借口，罗织罪名，打击异己。诸多后人熟知的文学大家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黄庭坚等309人被他列入“奸党”名单。宋徽宗赵佶亲自书写刻石，立于文德殿门之东壁；并令蔡京书写，在全国范围内刻石立碑，昭告天下。但到次年，皇帝就“固随感悟”下令毁碑，全国无存。93年后的庆元四年（1198年)，当初被列为元祐党人之一的梁焘的曾孙梁律，来到桂林为官，在龙隐岩内重新刊刻《元祐党籍碑》。这块碑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无疑是巨大的，它也成为后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入口。明人罗作在看完碑文后，感慨地赋诗一首：“元祐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语不休。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
　　从贬到褒，石无言却能传千古。时间检验出了奸佞与忠心，也让正直不阿的美德更显弥足珍贵。
　　在桂林有两块反映宋代中央政府与广西地方少数民族关系的代表性碑刻，一块叫做《大宋平蛮碑》，刻于铁封山西面；另一块叫《平蛮三将题名》，就在龙隐岩内。《平蛮三将题名》刻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碑高3.79米，宽2.40米，以楷书志之，仅用七百四十余字记叙了大将狄青、孙沔、余靖率兵南征平定侬智高起兵反宋的事迹。《平蛮三将题名》也于2023年与桂海碑林的另外三块宋代摩崖石刻《龙图梅公瘴说》《石曼卿等十六人饯别题名》《元祐党籍碑》一道入选国家文物局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石刻《龙图梅公瘴说》是一篇针砭时弊之作。碑文作者是北宋龙图阁学士梅挚，宋景祐初年任昭州（今广西平乐）知州。广西自古湿热多瘴气，被称为瘴疠之乡，昭州则是当时瘴疠最肆虐的地方。梅挚被贬到昭州后，向来体弱的他却并未被瘴疠侵入，由此他深感来自自然界的土瘴并不可怕，而官方的急征暴敛、良恶不分、宴请无度、侵牟民利、盛拣姬妾之乱象，才是致人毁灭的“瘴气”。于是，他撰成《五瘴说》，直斥宦者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帏薄之瘴。
　　挨着《龙图梅公瘴说》石刻的，是另一件宋代石刻《世节堂》。它的题写者是三次出使金国的官员方信孺。嘉定六年，方信孺由广西提点刑狱改任转运判官。他的父亲方崧卿也曾在桂林为官，并且留下诸多善举，颇得民心。嘉定八年，方信孺为了提醒自己像父亲一样常怀为民情怀，题写下“世节堂”三字。
　　
走好保护传承之路
　　诗情与山水同在，历史与岁月共存。桂林自秦建郡，两千多年历史辉煌灿烂，文化底蕴深厚。“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低落于元，荣于明清”的桂林石刻，是桂林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分布在名山洞府，与秀美的山水相得益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多年来，我市一直高度重视石刻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广大文保工作者“因搜览名碑殚精竭虑，因梯滑坠岩眉膝皆损，拓片被揭去不胜怅怅，拓碑而运木横架，为拓本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可谓不遗余力。
　　1964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龙隐岩、龙隐洞石刻文化，桂林市政府拨款整修龙隐岩，并在释迦寺遗址上建藏碑阁，建筑总面积327.87平方米，三层砖混结构，小青瓦顶。
　　1965年，释迦寺遗址改建藏碑阁工程完成后，将1963年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龙隐岩、龙隐洞摩崖石刻辟为“桂海碑林”，由文物管理委员会管理使用。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少人习惯将桂海碑林与桂海碑林博物馆混为一谈。事实上，桂海碑林指的是龙隐岩、龙隐洞两处摩崖石刻群，而桂海碑林博物馆则是立足于此建立的博物馆。桂海碑林博物馆建成于1984年。桂海碑林博物馆秉承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新建碑阁“拓园”，集中陈列了桂林市迁移或者复制的散碑、名碑50余件。其中包括李渤的《南溪山诗并序》、范成大的《复水月洞铭》等诗文；米芾《自画像》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米芾书画作品中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书法作品和唯一的绘画作品。
　　2001年，桂海碑林博物馆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风雨侵蚀，岁月变迁。石刻保护迫在眉睫，任重道远。从事了十余年石刻研究展示工作的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鲍刚介绍说，当前桂林石刻的病害与人为破坏是石刻保护的两个主要难题。石刻大多数刻在山石间，下雨过后石缝间会渗水，久而久之在化学作用下凝结成碳酸钙附着在石刻表面，造成石刻看不清楚的现象；岩石本体存在的裂隙又为可溶盐的渗入提供了渠道，造成石刻表层剥落。同时，石刻处在裸露的环境中，微生物等也会附着在石刻表面形成生物锈。还有就是承载着石刻的岩石可能松动、崩塌，这些都会对石刻造成破坏。
　　对此，我市依托桂海碑林博物馆、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多年来通过开凿排水引流槽、制作碑檐、建护碑亭、涂刷清漆、清理表面沉积物、清洗漆膜覆盖、保护性填色等对石刻本体进行有效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2004年开始，作为广西唯一的石刻专题博物馆，桂海碑林博物馆还开启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对桂林石刻进行数据采集。这项繁重浩大的工程一直持续了将近20年。
　　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吴文燕介绍说，石刻数据库的建立和数字化展示，对当下的石刻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桂林石刻主要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龙隐岩、龙隐洞、普陀山、隐山、西山、南溪山、虞山、铁封山等30多处名山洞府，方圆数十平方公里，使得展陈和观赏变得颇为艰难。目前，博物馆对摩崖石刻的采集数据工作已经完成了98%以上。在此基础上，接下来将计划建立整个广西的石刻数据库平台，让陈列在八桂大地上的石刻遗产生动地展现在每一位踏入博物馆的观众眼前。
　　“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如今，当我们站在山前、岩下、洞中，仔细辨认那些风蚀雨打过后的碑文，我们读的不仅仅是石刻这本“藏在山水间的编年史书”，更是在追溯着自己和这座城的来处。

不遗余力保护、传承与发展
桂林石刻
□吴文燕（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
　　桂林，不仅有闻名于世的山水，更具有千年璀璨的人文历史。桂林石刻就是一个生动有力的佐证。
　　桂林石刻文化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低落于元，荣于明清，可谓悠久而辉煌。最早的桂林石刻相关记载见于明代人邝露的《游虞山记》。东晋颍川人庾阐出补零陵太守时，作“虞舜像赞并序”，刻石于虞山，可惜该石刻已毁于历史风烟中。
　　作为桂林石刻的典型代表，桂海碑林共有石刻220余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件、民族关系等，形式有诗词、曲赋、铭文、对联、图像等，书体楷、草、隶、篆俱全。而桂海碑林博物馆是广西唯一的石刻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大家可以一睹古代桂林乃至广西石刻文化的历史进程。
　　桂海碑林入选首批“桂林经典”，我们感到很骄傲，同时也备感责任重大。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让桂林石刻经典永流传。
　　首先是秉承在保护中传承与发展的理念，保护好石刻文物，同时将传统展陈方式与数字化展示结合起来。桂海碑林博物馆内不仅有龙隐岩和龙隐洞中的诸多石刻，还集中陈列了桂林市迁移或者复制的散碑、名碑。从2004年开始，针对桂林石刻分布广泛、给展陈和观赏带来不便的问题，我们启动了数据采集工作。有了数字化的展示，市民游客就能够集中欣赏到散布在各处山头的石刻，也能够对桂林石刻文化的发展脉络有更清晰的了解。
　　第二，以开发石刻相关的文创产品、精心策划各类展览、举办公教活动等，加大石刻文化与保护的宣传力度。桂海碑林博物馆自开放以来，一直承担着我市对外宣传桂林石刻文化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们与七星区政府一道在龙隐路上打造了古代大型石刻长廊。当市民和游客漫步在长廊中，仿佛步入了历史的长卷。此外，我馆还利用“5·18国际博物馆日”“6·10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寒暑假、传统节日等契机，推出了多个研学课程，让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年通过拓片体验、石刻讲座增进对自己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去年，我们推出的“胜日寻芳”特展、博物馆职业体验营都备受好评，尤其是青少年参与积极性很高。孩子们在体验博物馆讲解员、修复师等职业的同时，也提高了对石刻文物的保护意识。今年，我们还会推陈出新，再推出一批研学课程，比如以“读城”为主题的研学课程，从石刻入手，带领大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读桂林城的发展，换一个角度看山看水。
　　这几年，我们还设计出了精美的文创产品，希望大家拿到它们的时候，能感受到石刻文化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以桂林“老八景”和“新八景”为蓝本，设计推出了《袖珍八景图手卷》文创，受到消费者的好评。此外还有《袖珍兰竹手卷》、《袖珍五君咏册页》、拓片、团扇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让石刻文化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在去年的博物馆日，我馆还与广西师范大学望道剧社合作，以花桥为背景，推出了实景演出《花桥荣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未来，我们将尝试通过戏曲、诗歌等载体，将桂林石刻立体式、全方位地宣传出去。
　　（记者韦莎妮娜 整理）　　

继续塑造石刻
“桂林经典”之我见
□秦冬发（学者，媒体人，《桂林石刻探微》
《桂林石刻：史实与人事考略（上、下）》作者）
　　多年前的一次工作机会，我接触到了桂林石刻，旋即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先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文献到文献，然后是攀岩越壑，扪崖剔藓，反复观摩，努力寻觅，艰难辨识。时而感叹，时而惊呼，时而拊掌扼腕……于我而言，莓苔半芜、硬冷苍凉的石壁，其中大有乾坤，乐趣无穷。
　　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石刻也是甲天下。石刻，是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塑造石刻文化这个“桂林经典”，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石刻大多数以室外的、立体式展陈方式出现，因年深日久，风雨侵蚀，石刻内容无法清楚呈现。这是全国石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不仅给阅读者造成了一定难度，也给石刻的赏析设置了门槛。一些地方用描红的办法，将石刻内容呈现出来，但这种办法只适用于大字。像一些笔画纤细、字径较小的碑文，人为填色或者特意补齐碑面上笔画残缺部分，其实是干扰了石刻原本的历史信息。桂林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将成为业界执牛耳者。另一方面，桂林的石刻以摩崖为主，在全国特色鲜明。如能清晰地呈现石刻内容，把石刻这个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充分利用好来，将其与桂林旅游深度融合，并且把市中心及周边30多个山头的石刻串联设计成为游览路线，开拓文旅研学和旅游新路径，一样也能拉动桂林的旅游消费。
　　其次，要加大石刻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力度，并且在宣传表述方面，要更加准确、恰如其分。为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提供扎实过硬且明白晓畅、服务桂林乃至广西文旅融合、开拓石刻文物主题游的好的文本。内容上不局限于桂林石刻碑文文字的收集整理层面，更要着眼于进一步深挖石刻背后的史实与人事，讲好桂林石刻故事，让桂林石刻文化更易于传播、传承、弘扬。
　　第三，保护。不是“圈起来”“锁起来”就叫保护。最好的保护，是扩大石刻的群众基础。要让大家看到，石刻就在我们身边。石刻也不仅仅是高校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是市民可亲近、可沉浸式阅读的空间。在阅读石刻的过程中，我们了解了石刻价值，增强了文化自信，就会对我们置身的城市、成长的这一方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油然生出自豪感、保护欲。这时候，如果有人要来破坏石刻，群众就会自发地阻止。
　　最后，不要怕“独家变大家”。石刻保护与传承，是越多人参与，越能形成氛围。有人担心，我们把石刻的介绍、视频、文献放到网上，别人在网上看到了、一睹为快了就不来了。其实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首先，石刻在书上看、在照片上看、网络上看，与在现场看是截然不同的感受。那字径、那方位、那大小完全不同。比方说“南天一柱”这几个大字，在书上也许限于版面就呈现出小小一块，真正到了现场，直面它，你才会感受到那种气势。
　　　　　　　　 （记者韦莎妮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