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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3月，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游览灵渠时写下《满江红·灵渠》。在这首词的跋文中，郭沫若先生赞誉灵渠“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灵渠，是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2018年被公布为世界灌溉遗产。可以说，灵渠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运河工程悠久历史和高超技术的一段运河。
　　前几天，我市举办灵渠深度采访调研媒体行活动，来自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市属媒体的记者们走进灵渠博物院深入了解其修建历史，走访灵渠亲身感受其山水人文之美。

　　延续千年的运河
　　提到灵渠，得从2000多年前说起。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为统一岭南，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尉屠睢率兵50万分五路军南征百越。经过湘桂走廊进军岭南的，就是其中的一路。秦军的进攻，遭到当地百越民族民众的顽强抵抗，三年兵不能进，军饷转运困难。
　　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督率士兵和民夫在兴安县境内的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转运粮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灵渠终于建成，秦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粮草，迅速统一岭南，设置三郡，即桂林、南海和象郡。
　　在这2000多年历史里，灵渠的故事离不开以下这几个人。
　　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趾，途经兴安时见灵渠年久失修，难以通航。为保证军需运输，马援便督率士卒整修、疏通灵渠。如今，在灵渠铧嘴上的美玲亭里还有一块明朝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兴安县令梁梦雷所题的“伏波遗迹”石碑，就是为了纪念伏波将军马援疏通灵渠的事迹。
　　到了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唐代政治家、中唐著名诗人李渤在桂管观察使任上视察兴安，见灵渠因“年代寖远，陡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于是下令重修灵渠，“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这次不仅重修了铧嘴、陡门和堤坝，还在灵渠之上建了第一座石拱桥——万里桥。
　　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任桂州刺史的鱼孟威途经灵渠见其毁坏多年而未修复，于是下令于当年九月兴工重修灵渠，此次重修，“其铧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四十里”“其陡门悉用坚木排竖，增至十八重”。修浚后的灵渠在工程技术和施工质量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
　　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九月，任广西提点刑狱兼领河渠事的李师中见灵渠“寖以湮废，公私患之”，立即组织重修灵渠，用“燎石以攻，既导既辟”的方法，去除渠道顽石，并加以疏浚，将陡门增至36座。
　　而到了元明清时期，也儿吉尼、严震直、陈元龙、李秉衡等人也组织了灵渠疏通、重修事宜。其中，李秉衡重修了水毁铧嘴和大、小天平坝，修复陡门、石堤。“我们今天看到的灵渠，基本上是这次重修后的面貌。”灵渠研究会会长刘建新说。

　　名留史册的创举
　　在灵渠铧嘴上，一块刻有“湘漓分派”四个大字的石碑最好的概括了灵渠。灵渠沟通长江流域的湘江和珠江流域的漓江，南渠、北渠全长36.4公里，再加上渠首枢纽600多米，整个工程约37公里，主体工程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组成，附属工程由泄水天平、水涵、陡门、堰坝、桥梁等组成。
　　有水利专家说，在灵渠渠首通过大、小天平坝将湘江水位壅高2米左右，越岭渠段最大开挖深度15米多，全线自流，南北渠平均坡降分别为0.91‰和1.69‰，全线建设通航水闸36座。“从现代运河工程角度看，灵渠的规模不大、工程技术难度指标不高，但放在2000多年前来看，这个工程是相当了不起的创举。”
　　“灵渠不以工程浩大见称，而是以‘巧’见长。”刘建新这些年对灵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总结了几点灵渠的科学价值。首先是科学选址。在复杂的地形、地质和水文条件下，选择距离漓江支流始安水较近、水位高于始安水1.5米的海洋河（古称海阳河）分水塘这一最佳位置建坝分水，体现了高超的勘测水平和智慧。其次是巧妙的设计。在渠首设置人字形溢流坝，把湘江上源海洋河水位抬高并按“3：7”的比例分别流向漓江和湘江下游，引湘入漓，实现通航，同时最大程度减小了上游河水对坝体的冲击。“在渠道设计上，灵渠没有一公里是直的，渠道蜿蜒曲折，以降低落差、减缓了江流的速度，便于通航，是弯道代闸原理在运河建设中实际运用的最早例证。同时，在航道上创设陡门是现代多级船闸的雏形。据史料记载，唐代时灵渠上已有陡门18座，到了宋代时已达到36座。在渠道上还有5处自动泄洪装置——‘泄水天平’，用于宣泄渠道中过量的洪水，确保渠堤和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灵渠还有一“巧”，就是精当的施工。无论是现在可以在大、小天平坝看到的“鱼鳞石”，还是在灵渠博物院和四贤祠里看到的“铁码子”、松木桩等，都见证了当时精当的施工。
　　“灵渠最初作为一条军事用途的人工运河而存在，后来成为具有军事运输、水利灌溉、商贸流通、防洪排涝、工商业和居民生活用水等多功能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刘建新说，灵渠修通后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纽带，对实现中国统一、边疆巩固、促进岭南地区发展、促进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促进南北民族融合、促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灵渠是历史上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工程之一。”
　　在灵渠博物院里，记者看到了一个造型独特的胡人俑，以及在兴安出土的水晶珠、红玛瑙珠、琉璃珠等文物。在刘建新所著的《灵渠》一书中写道：“到了汉代，灵渠的货物运输逐步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当时中原通往岭南有两条主要货运航线，都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转漓江、下桂江而抵梧州。然后，或出浔江，入绣江，穿越玉林平原，转南流江，抵达合浦港直至出海，或顺西江而下番禺（今为广州）。自汉代及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原产品输入岭南，岭南及东南亚诸国的士特产输入中原，大多走这两条航线。可以说，灵渠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
　　在刘建新看来，兴安县灵渠岸边陆续发现了汉代及唐代的胡人俑，不仅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讲述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灵渠纽带作用的故事，阐明了这条通道连接中原与沿海及海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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